作者：谭芳 桂芳芳

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夫妻喜欢在婚前与对方签订“忠诚协议”。

可是，一纸“忠诚协议”就真的能保证婚姻万无一失吗？

案例回顾

邓嘉与何梅经朋友介绍后认识，交往了几个月互相觉得还不错，因为年龄都不小了，双方家长又催得紧，所以很快就结婚了。

邓嘉是某IT公司的主管，在公司负责游戏软件的开发，平时都是“西装+黑框眼镜”的装束，不善言辞。何梅以为嫁了这样的男生，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对方的忠诚问题了，所以在这方面一直粗心大意，回家晚了，邓嘉一句“公司加班”，何梅也不会多想。

周六，邓嘉又去加班了，怀孕已经五个月的何梅，一个人在家看电视，隐隐听到哪里有振动的声音。循声而去，发现原来是邓嘉把手机落在卫生间里了，来电显示是“亲爱的“。何梅的头瞬间就大了，试了试自己的生日，手机真的解锁了，翻开短信，看到了和“亲爱的”的短信来往，内容极其暖昧，还有约定的今天见面的地点：某宾馆某房间。何梅打电话去邓嘉单位，前台说并没有看到邓嘉。

何梅发了疯一般向宾馆冲去，敲开房门，看到了身披睡衣的邓嘉和“小三”。“你就是来这里加班的？”一向温柔的何梅突然变得歇斯底里。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办，回到家收拾东西搬到了闺蜜的住处。

邓嘉随后多次到何梅闺蜜家中道歉，说自己错了，希望求得何梅原谅，但是何梅坚决要求离婚。

邓嘉甚至发动了双方家长出面劝她，要她多为自己腹中的孩子考虑，不能让孩子还没出生就变成单亲。邓嘉痛哭流涕的忏悔、家人朋友的轮番劝诫，加上自己胸中流淌的母爱，何梅最终选择了妥协。

为防止邓嘉再次出轨，二人签订了“忠诚协议“并约定：邓嘉今后不再做任何对不起妻子的事情，如果再有婚外情，应支付80万元的精神赔偿费。何梅拿着忠诚协议搬回了家，以为有了80万元的赔偿压力，生活就会走上正轨，一切即将风平浪静。

然而，忠诚协议并没有起到“保证忠诚”的作用。孩子出生后，尚未百天，何梅再次从手机上看到了邓嘉主动联系“小三”的通话记录。何梅与邓嘉大吵了一架，考虑到产假休完要回去上班了，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她把母亲从老家请了过来。邓嘉却借口丈母娘来了不方便，他打算暂时搬出去住段时间。就这样，邓嘉未听大家的劝阻，就一个人搬出了家。

何梅通过邓嘉的同事打听到他租住屋的地点，跑过去给邓嘉送换洗的衣服，却在门外听到两个人的声音，开门迎接她的是“小三”。

再一次遭受背叛的何梅，再也不想死撑这段本就仓促并且有伤痕的感情了，她决定离婚。夫妻共同财产方面，两人在婚后共同购置了家房屋，登记在邓嘉名下，价值约人民币680万元，另有存款200万元。

何梅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主张孩子由自己抚养，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同时要求按照“忠诚协议”索要精神赔偿费80万元。

法商解析

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签订的“忠诚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

关于“忠诚协议”的效力，目前司法实践中尚存争议。诚然，夫妻忠诚义务是婚姻关系的本质要求，然而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一方如何承担相应责任，法律并未做具体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既然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又是在双方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平等地位下自愿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也未损害他人利益，那么“忠诚协议”就应该有效，应获支持。

但是“忠诚行为”缺乏法律定义，产生纠纷时无法界定。另外，“净身出户”的约定会造成一方生活困难， 法院通常不予支持。有人身属性的内容也不能约定，例如一方出轨另一方就丧失子女抚养权的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因此，作为当事人，夫或者妻任何一方都不能依赖婚姻“忠诚协议”去约束对方。

2.法院会支持何梅80万元的赔偿请求吗？

此类案件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在被告认可或原告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可能认定被告违反了“忠诚协议”的约定，但法院往往会根据损害结果、给付能力等对赔偿金额作适当调整。因此，8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最后未能得到法院支持，而是将赔偿金调整为8万元。当然，作为情感上的受害者，何梅极有可能不愿意接受一审判决的结果， 在诉讼程序上，何梅可以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提出上诉，但如果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上诉改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果希望更好地保护自己在婚姻中的合法权益，可以考虑通过订立婚前财产协议或者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婚前、婚后的财产归属来实现。

法商智慧

夫妻忠诚协议，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前或者婚后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约定的，两人要对家庭、配偶、子女等有道德感和责任感，同时规定违背约定时违约方要承担支付赔偿金或财物等责任的协议。婚姻的基础在于互相的信任，在于情感上的共鸣，忠实义务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也是已婚人士在《婚姻法》中的义务。但是，法律终究不是道德，同时法律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法律的绳索也未必能缚住婚姻的翅膀。

司法实践中，很多审判法官对于“忠诚协议”的效力采取的是否定态度。有一种意见认为，《婚姻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忠实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夫妻方以此道德 义务作为对价与另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协议，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因此对于忠诚协议不予支持。

当然，忠诚协议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具有道德威慑力，有一定约束和警醒作用。在离婚诉讼阶段，忠诚协议还可以起到固定过错证据的作用。

若确有必要的家庭，可以签订忠诚协议.但是应注意以下条款无效：

涉及人身关系的约定，比如夫妻扶助义务的免除、孩子抚养权的指定等，均属于无效条款。另外，“净身出户” 的条款可能会造成一方生活困难，法院通常不予支持。

本案中，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何梅可以考虑如下方案：

第一，在婚前与邓嘉订立婚前财产协议。

第二，在发现邓嘉的出轨劣迹时，发泄完情绪后需要及时回归理性，在与对方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可以要求订立婚内财产约定。

第三，若何梅的确对婚姻不信任，也可以考虑与邓嘉协商将房屋变更到自己名下或子女名下，或以按份共有的方式登记在自己与邓嘉名下，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婚姻破裂时房屋被分割，对方另有新欢之后又不愿意继续抚养子女或无家可归的情况。

何梅不能单纯地指望一纸协议将邓嘉牢牢束缚在自己的身边，还需通过交流找到婚姻发生变故的症结点，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信任的问题，而唯有心心相印方能存有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