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晴天

托马斯·曼曾说过“另一个德国”,诗人片山敏彦曾说过“另一个日本”。然而,这些都不存在。我从一开始就不是生活在那里,而是注视着那里。我自认为战争暴露了大日本帝国的真面目,但实际上,战争暴露的可能仅仅是我自己。

2019年09月27日加藤周一 北京

正午

编者言:1920年代到1945年日本战败,是日本近代史变化最频密的时期,也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日本经济崛起埋下伏笔。而这短短的二三十年的剧变,被号称为日本“最大的知识分子”加藤周一以最美的文笔记录了下来。

加藤周一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众多历史重大事件的发生,如二二六军变、珍珠港事件、广岛核爆、八一五战败等,既从一个普通个体的身份介入时代观察,同时也始终保持着作为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冷彻反思,可以说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证言。

本文选自加藤周一的经典随笔集《羊之歌》。该书是岩波书店青版文库中最为畅销的品种之一,自1960年代出版以来已经重印60次,因其文笔优美、思想深刻,被誉为“日语写出的最美的散文”。

 

那是一个晴天

 

文 | 加藤周一

翻译 | 翁家慧

 

一个晴朗的早上,在本乡校区大学医学部的校园里,我跟同年级的学生们一起,一边想着下一节课的内容,一边朝着附属医院的方向走去。当时有个学生拿着一份在本乡路上买来的报纸,在那儿宣读号外。然后,嘈杂声就像涟漪一般在我们中间扩散开来。不是因为谁说了句什么话,而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反应汇聚到一起,之后就变成了一声叹息。就在那一刻,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事实清晰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我感到周围的世界顷刻间面目全非。基础医学的大楼、小树丛、同年级学生穿的衣服,这些是一年多来我每天都在看、早就已经习惯了的光景。在这个宁静的上午,初冬里的小阳春天气,和煦的日光下,我所熟悉的这片光景一切如常,但同时,它又如初见般在我心里唤起了一个不寻常的、鲜明的印象。大概就像是我和我所熟悉的世界之间的纽带突然断裂的感觉。这个说法顶多就算一个解释吧。那种感觉上的印象,就好比食物的味道,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但它又是那么鲜明,鲜明到当你再次拥有相同体验的那一刻,一定会在瞬间认出它来。后来,战争结束,母亲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周围的光景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还有,当我遇到那位命中注定的女性时,东京的街道看上去也完全不像东京的街道。但我也不会为此而特别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当我得知战争打响的时候,我也就是若无其事地穿过人群,朝着附属医院的方向继续走去。当时我也不是不知道战争在步步逼近,只是我不敢相信,这场战争居然真的会把英美两国作为对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结论会变成现实——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冬天的早晨。 

我跟同学们一起走进了附属医院的阶梯教室,诊断学——应该是这门课吧——一如往常地上课、下课,而我却茫然地坐着那里听课。课上的内容我根本就没听进去,脑子里走马灯似地在问各种问题:教授看着好淡定啊,他看了今天早上的号外吗?或者,他还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这么镇定自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接下来会怎样呢?”我一回家,母亲就问我。“必输无疑!”我像是要发泄什么似地说道。“真的吗?”“还有别的可能吗?”“你大伯倒是一直都说,那个海军大臣行事鲁莽,要照他的作法,可真让人放心不下……这下会不会出什么大事呀?”“肯定出大事!”“这事儿,你可跟谁都别说!”母亲说。

为了防备敌方来空袭,那天晚上就开始进行灯火管制,但我已经买好了票,打算去新桥演舞场看文乐。演舞场那天正好是大阪文乐剧团来东京新桥演舞场巡演。母亲说道:“你还是别去了吧。有可能会白跑一趟呢……”我当然知道她担心的不是我“白跑一趟”,但还是说了一句“不演的话我就马上回来”,之后就出门看戏去了。

地铁还是照常运营。我在银座四丁目下车,街上一片漆黑。新桥演舞场门口几乎没有行人,只有演舞场的建筑物像个黑色的大块头,静静地匍匐在微白的夜空下。原来如此,巡演看来是取消了。但我又转念一想,还是到入口看一眼去吧,没想到入口的门开着,问讯处也有人,就是不见观众的踪影。检了票,走进剧场里头一看,二楼观众席上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就往前走,找了个正中间的位子坐了下来。再往下一看,正面池座里三三两两地坐了四五个男人,还是没有一点要开演的迹象。我又琢磨,是不是一会儿该有个经理人之类的出来跟我们做个解释,说一下怎么给我们退票的事儿。就在那个时候,上来两个人,一个是义太夫(说书人),另一个拿着三弦琴,各自入席后,自报家门道:“今日为您说这段义太夫的是……”空荡荡的剧场里面,只有清脆的梆子声在回响。然后,大幕拉开,木偶活了起来。

我很快就被义太夫和三弦琴的世界给吸引住了,“现如今,半七他……”——说起来,这真的是一副不同寻常的风景。古韧大夫,面对没有观众的剧场,穿越到遥远的江户时代,变身为商贾人家的女子,全部戏份就靠他一个人在那里扭动身体,用声嘶力竭的道白,叹息、控诉和哭泣。这里早就没有了战争,没有了灯火管制,没有了内阁情报局,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任何事物都难以撼动的、固若金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能表现女子恋爱时的叹息声,及其所有的微妙的阴影,又能将其升华为一种风格,通过三弦琴和古韧大夫的声音,二者严丝合缝的配合,得以完美演绎。唯有此刻,这个世界才无需通过密匝匝的观众,无遮无拦、毫无退让地展现出所有的自足性和自我目的性。它就这样色彩鲜明地、威风凛凛地存在着,宛如一出悲剧,与剧场外面的另一个世界——军国主义日本的概念和所有的一切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古韧大夫是在孤军奋战吗?大概也不是吧。江户文化的全部内容都浓缩在他的身体之中。这是化为肉体的文化……所有这一切不是作为语言,而是作为难以撼动的现实,展现在我的眼前。夫复何求?

炸弹没有立刻从我们的头顶掉下来。在听闻开战的“诏敕”后,又传来奇袭珍珠港的捷报,整个东京陷入狂喜的海洋,大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而忘乎所以。

“我太高兴了!我要唱军歌!”某个大学教授说。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大快人心啊!”学生们说。报纸上,著名歌人写了首《珍珠港》的和歌,诗人为有生之年能亲眼见证这一盛事而感谢上苍。

第二个月,有识之士在杂志上发文写道,这才是真正的“近代的终结”,“大东亚共荣圈之路”畅通无阻,大日本帝国前途无量。作为舰政本部长,一直对开战持批评态度的大伯是这么说的:“不过,奇袭珍珠港在战略上的成功超过了预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并不是只有东京。虽然我当时啥都不知道,但恐怕除了柏林这个唯一的例外,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首都,都在为这个捷报而高兴不已。莫斯科得知日本军队不再向北、转而向南进军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松了一口气的——看来佐尔格的情报是真的。伦敦看到日本用行动促使美国正式参战,内心应该是欣喜若狂的。听说流亡中的戴高乐将军得知此事后,马上就自言自语道:“胜负已定。”美国,克利夫兰,太平洋问题研究所的会议上,学者们正在为日本是否参战而进行激烈的辩论。就在此时,传来了珍珠港被袭的消息,学者们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又很快镇定下来,并终止了会议。

所有人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谁都知道,这下“法西斯主义肯定要完蛋了”。东京市民不知道全世界都在为此事高兴,所以他们才会自顾自高兴。我怀着黯淡的心情注视着东京市民的狂喜,感觉自己跟他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如此遥远过。东京被炸后,我就在伤者的身边,竭尽全力救治他们因燃烧弹而造成的皮肤灼伤。战争结束后,离开东京的时候,我在地球的另一边,感到很多东京人就在我身边。在海外漂泊的日子越长,就越会让我思考自己内心深处的东京。但是,“珍珠港”那天,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那欢呼雀跃的人群里,没有我。“珍珠港”那天,古韧大夫讲述的“日本”离我越近,得胜后趾高气扬的军国“日本”就离我越远。然而,古韧大夫所讲述的并非完全是很久以前的传说故事,那不也正是包含着我自己的感情牵绊、所有小小的悲欢、无可挽留地离我而去的那一切的,我无可替代的唯一的世界吗?

跟我预想的不一样,东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开战而发生很大的变化。英美军队,比中国战场还要遥远。我们家搬到了世田谷区的赤堤,我每天从那儿去本乡校区上学。在这之前,美竹町的外祖父家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他们早就把大宅子和涩谷的土地一起做了抵押,最后没能赎回,就搬到目黑区的一个小房子住。我们家卖掉了美竹町的房子,在赤堤租房住。

从那时起,外祖父就靠陆军发放的退伍金和变卖家具什物过日子。他还偷偷地写起了“小说”。母亲笑话他说:“那不是小说,是您的闺房情话吧?”在所有一切都结束之后,外祖父大概是在想办法把最难忘的东西留下来吧。“小说”里面没有写发家致富的故事,也没有写战争,而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小事情:他去伊豆短期出差,母亲一直把他送到东京站时不经意说的一些话;他带着外甥们去买东西时,大家开心的笑声;生意谈得不顺利,满身疲惫地去找相知多年的女性朋友,不仅得到了对方的关照,而且对方还非常体贴地不让他感到这份用心。小说文字稚拙却古雅,我从字里行间读懂了外祖父不得不写这篇小说的缘由。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活在当下的快乐——这些小说则是他对往昔的留恋。年老体弱的外祖父很快就在目黑区的小房子里离开了人世。

在赤堤租房住之后,父亲没有再开诊所,而是在伊豆的结核病疗养院找了个工作,他一个人住在那里,很少回家。我和母亲还有妹妹会时不时去伊豆看他。在伊豆,空气里有海水的味道,小山丘的斜坡上种满了橘子,夜里,巨大的海浪声会一直传到我的枕边。但是,除了家人,连个说话儿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一回到东京就如获重生。能说话的人,东京也越来越少了,而跟他们的见面,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势如破竹的日本军,到了夏威夷之后就没能再前进半寸。政府的宣传口号里,“绝对不败的态势”替代了“讨伐美国”、“胜利”这些词儿。但在说“与其坐以待毙”这句话的时候,它却没有好好说明一下,怎样才能扭转这“坐以待毙”的颓势,转而获得“绝对不败”的态势。虽说已经把南方的石油资源搞到手,但好的军备不光需要资源,还需要资本、技术、劳动力,要在这几项上搞军备竞赛的话,肯定都是美国方面占上风。什么“大和魂”、什么“美国无男儿”,这些心理上的东西,太模糊,根本就不是考虑的对象。在我看来,“绝对不败”这个说法恐怕也是个错误,日本会战败。但什么时候战败却不好判断。不会是一百年后,但也不会是明天。这样的话,我这几天的行动跟我做出的这个判断之间也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为“必胜的信念”而激情燃烧也好,做出“必败的预测”也好,这些都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我依旧每天去医学部上课,医学部要求我们背诵的内容更不会有什么变化。另外,要是考虑去屯点物资或是预测将来提前准备好“疏散”的话,就不需要判断什么日本几年后会战败,会不会战败这些问题,肯定是去判断明天会缺少哪些物资,东京什么时候被轰炸这些问题。现在,就在我的周围,马上就会有人为“必胜的信念”而激情燃烧,或是去屯点罐头,或是去买点军用物资,或是四处钻营,敏捷地开始做“疏散”的准备。但是,我没有考虑过要囤货,也没做“疏散”的准备,更没有考虑过任何其它的具体行动。我没考虑过具体行动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让我做出有利于具体行动的判断,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不考虑具体行动,所以才把判断限定在跟我自身行动无关的领域。在做和行动无关的判断时,排除掉带有主观愿望的视点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我在跟处于“没落”过程中的家人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预测了日本帝国整体的“没落”。不管怎样,超越“没落”的唯一办法就是去理解它。

然而,我的想法在行动方面没能找到用武之地,却在我和周围人之间形成隔阂时发挥了作用。当时的东京街头,身穿国民服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像一个游客,漫步其中。游客眼里的风景和当地人眼里的并无二致,不过能从同样的风景里看出不同的意义来,由于这一缘故,他们常常会激起当地人的无名之火。“开什么玩笑!你说的倒是容易……”东京还没有变成一片废墟,但我经常会把眼前的一切都蒙上一层被烧成荒凉废墟的幻影。于是,顷刻间所有的一切都焕发出着不可思议的美。堆放在赤门前水果摊门口的橘子和苹果——在冬日午后的阳光照射下,那种颜色和冰凉的触感,光是这种心理上的预感也足以让我在路边驻足良久。校园里银杏树的枯枝在空中拉起了一片细网;早春的新绿像是一层薄雾;两边研究室狭小的入口处,人们拿着书或背着包进进出出;还有三四郎池畔那片太阳地儿,总是静悄悄地,好像没人记得它似的;化学教室的红砖墙上映照着落日斜阳;傍晚时分,护士们穿梭行走在医院昏暗的走廊里,白衣飘飘;本乡路上的书店和“白十字”窗户上逐渐亮起的灯光;书店主人蹲在书架紧里头看账本,边上搁着一个炭盆烧火……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着迷,带给我无法言喻的感动。可以说就在这一刻,我可以说我第一次看到了皇居的石城垣、千鸟之渊的春水在发光。不,不光是这些,还有东京街道上的喧闹声、马路上的坑坑洼洼、随季节变幻的风吹在皮肤上的不同感觉——就在这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所有这一切。我也许会幸存,也许不会,但是只要我走在街上,街道就是我的。

之后过了很多年,当我走在弗罗伦萨的广场上,一边隔着鞋底感受那里的石板地,一边游览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时,心里想,自己大概不会再来这里了吧。然而,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他们肯定会带着各种各样的希望和悔恨、欢喜与悲伤去考虑自己的生意、市长选举、葡萄酒的价格、教会新祭司的男子气、隔壁家女儿生的小孩子他的父亲是谁……感受文艺复兴时期石板地的不是我这个游客,而是每天挎着购物篮走在上面的城里的主妇。我不在东京生活的时候,发现了东京。托马斯·曼曾说过“另一个德国”,诗人片山敏彦曾说过“另一个日本”。然而,这些都不存在。我从一开始就不是生活在那里,而是注视着那里。我自认为战争暴露了大日本帝国的真面目,但实际上,战争暴露的可能仅仅是我自己。

《羊之歌》,加藤周一著,2019年8月由活字文化/北京出版社出版。图片由出版方提供
作者加藤周一肖像。出版方提供

 

—— 完 ——

 

加藤周一(1919-2008),日本思想家、文明史学家、评论家、小说家。1946年借长篇文学评论《1946年:文学的考察》正式登上文坛,立足于国际视野展开艺术和社会评论,被誉为“国宝级”的“知识巨匠”,也有人将他与丸山真男(1914-1996)并列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双峰”。曾任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上智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教授,以及立命馆大学、耶鲁大学、日内瓦大学、布朗大学、剑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客座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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