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晚上
文|叶三
当一名慈祥的老交警告诉我，他可以把我六年没年检的驾照复活时，我心头涌上四个大字：“感谢祖国”。
那是2008年的七月，北京奥运的前夕。赶在各国友人和运动健将之前，我回到了北京。在这个我出生并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我发现，六年的分离让我手足无措。
这感觉有点像穿越千山万水回到久别的爱人身边，而对方已变心。熟悉的书店拆了，常去的小饭馆翻修成酒楼，大学附近暴土扬烟的大北窑现在是CBD，我离开那年爆红的肥皂剧里的小丫鬟，已成了一线明星。朋友们用很长时间向我解释轻轨和地铁的不同，而每一个聚会的地点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吃饭、买书、理发、打发时间……在故乡，我成了一个笨手笨脚的外来者。
热闹非凡的街头，我经常盯着鲜红的交通灯，迈不出第一步。
那个夏天，我无所事事。父母的家狭小杂乱喧闹，外地的亲戚赶来北京“看奥运”，占据了我以前的房间。朋友们忙着自己的事，更多的朋友已失散。我长时间地蜷在沙发上，看那部啰嗦至极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在虚构的八十年代里寻找童年。看一会儿，睡了过去，又热醒——节俭的父母总是在我睡着时关掉空调。于是我便一次一次地在满头大汗中醒来，窗外蝉声一波波如敌人的强攻，黄昏永远不来。
似乎唯一熟悉的是北京夏天的触感，皮肤上一层刺痛的盐，又粘又咸，让人不耐。
然后我决定去买一辆车，来对付北京的交通和即将实行的单双号限行。当我将几摞人民币现金摆在4S店的收银台上时，迎面遇到收银员含义丰富的目光。而我该怎么开口解释，我目前没有银行账户，没有固定地址，没有工作，没有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去参观鸟巢的表妹打来电话告诉我，她下了公交车走了四十分钟，“还没看到鸟巢啥样”，我笑了一会儿。那个时候，我正在平安大道上，听左小祖咒那首《平安大道的延伸》，“一个人感到悲伤就去平安大道；一个人感到失落就不要去平安大道。”这个坏蛋十分认真地唱道。车厢里的空气散发着崭新的皮革味道，车窗紧闭，空调运行良好。我从四惠出发，开到花园桥，再掉头开回来，在闯红灯过马路的行人和强行并线的司机之间手忙脚乱——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与北京谋求一点亲近。
在平安大道还不叫平安大道的时候，这是我长大的地方。
小时候的暑假，我每个下午走半个小时的路到后海去游泳。后海的水是碧绿的，伸直腿探下去能触到柔嫩的水草和淤泥。我出生在后海对面的北大医院。现在，九十多岁的祖母住在那里——没有什么病，只是老，各种器官心平气和地衰竭着。她在我出生的地方躺着等死。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很兴奋地问我期末是不是又考了双百，有没有评上三好学生。
平安大道和北京其他主干道一样，将一条车道画上了橘红分割线，这是“奥运专用线”，私家车开上去是会被罚款的。我被堵在官园桥的东侧，左边是空荡荡的专用线，右边是新修的灰砖墙街景，据说只修了临街的这一面。我摇下车窗，点燃一支烟，铺天盖地而来灼热的空气。我想着现在的后海叫荷花市场，晚上路过时，会看到水面上游船成群。我下意识地伸直腿，寻找柔嫩的触感。然后我踩到了油门。车轰鸣了一下，将我吓了一大跳。
那个夏天，实在是太热了。来看奥运的亲戚们每天早出晚归。赶上傍晚下起雷阵雨，她们就把客厅的茶几搬开，将床上的竹凉席铺到地板上，团团围坐其上，每人持一汤勺，围攻中间切开的半个西瓜。房间里充满西瓜清甜的香味，和亲人们刚洗过澡的皮肤的味道，我有一点熏熏然的幸福感。雨水带着泥土气从窗口扫进来，将桌上放着的书打湿。那是我很早以前买的《基督山恩仇记》，已经被亲戚们带来的小孩撕掉了封皮，成了一篇没头没尾的故事。我坐在窗口读着，让雨打在身上。直到有人发现，将我赶开，把窗户关上。于是房间又闷热起来。亲人们睡去后，我静静地躺在黑暗中，分辨着不同的呼吸和呼噜声，无来由地觉得四面楚歌。
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我终于在北京的三环边租下了一套房子。那套房子只有房东留下的简单家具，非常之空。房东是一对公务员夫妇，他们在那个算得上不错的小区有好几套房子。“因为奥运”，他们说，“给你打了折扣啦。”房子在九层，他们还说，晚上也许能看到开幕式上的烟花。我谢过他们，关上门，把电脑放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上，将空调开到最大。我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但最终没有成功。我只是想，这一年，我三十岁了。
那天签完租房合同，我慢慢地开车回家。天正在黑下来，北京在那个晚上很像我小时候的样子。车很少，人也很少，路上走着的人步履缓慢。那正是盛夏，我却有着雪就要降下的错觉，好像小时候睡眼惺忪地出门，被祖母拉着手，在清晨去取一瓶牛奶。我觉得很饿。
我走访了好几家灯火通明的饭馆。除了我，没有其他客人上门。饭馆都出奇地干净，散发着消毒水味儿，这让我想起我离开北京的那个冬天——那正是“非典”来袭的时候，饭馆里也没人。
带着红袖箍的老太太和老爷爷和厨师服务员坐在一起，盯着挂在墙上的大电视，看奥运会开幕。没有人肯做饭给我吃。我想起那天早些时候看过的一篇外媒的奥运报道，是刻薄的英国人写的，他说在奥运村上厕所，撒完尿，发现热情的志愿者在他身后为他扶着厕所的门。
后来我将车停在二环路辅路上，一座公共厕所的旁边。一个老大爷走过来端详了我一会儿，又走开了。我想着要不要去九层的空房子里看烟花，或者去父母家，和亲人们在一起。最终我哪里都没有去，就在那个公共厕所的旁边，我在车里吃买来的麦当劳，听着崔健，度过了那个举国欢庆的夜晚。我想起在远离北京的岁月中，我无数次发誓一定要回到这里。并不失落也没有悲伤。时隔多年再看，那种落落寡欢似乎也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矫情，一种无以名状、“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的愤怒。现在，故乡、家、亲人、祖国，这些词不再重要。那个夜晚对我而言也没有任何特殊意义。只是我非常肯定，在那个夜晚，在北京，我应该是唯一一个听《时代的晚上》的人。
远离北京
文|谢丁
2008年7月25日，一辆装载磷肥的货船在瞿塘峡沉入长江。几秒钟内，它翻了个底朝天。近在咫尺的老关庙信号台，听到一声巨响。台长肖凤林站起来，从窗户往江上望去，只看见一面黑漆漆的船底，浮在江面上。
通过内线电话，肖凤林急忙通知附近的夔峡航道站。快艇赶到出事地点时，货船已经没影了，余下几个在江面漂浮的船员。他们救起了3个人，但还有3个人至今失踪。
没有谁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获救者自己也不清楚。在长江航道局内部，没有任何通告，也没有媒体报道。那艘有可能属于重庆云阳县的货船，瞬间在长江消失。
对于世代生活在长江三峡的人来说，翻船事故并不陌生。危险，就像江面上的水位一样起伏不定。在中国政府决定修建三峡大坝之前，从奉节至宜昌的航道，浅滩和急流随处可见。运输游客的客轮，因船体庞大，翻船的可能性很小。货船才是航道事故的主角。由于死伤人数不大，它们甚至不为外界所知。只有在当地，人们可以平静地讨论某起翻船事故，就像讨论谁家又死了一个年轻人。
政府想尽办法对付这条危险的航道。自1954年长江航道改革以来，航标站、信号台和绞滩站，是这条航道的守护者。父辈退休后，他们的子女接了班。根据体力和危险程度的分工不同，男人一般都去了绞滩站和航标站，女人最好的去处是信号台。
但三峡大坝正在改变这条航道。水位攀升，江面越来越宽阔和平静。以前的天然航道消失不见，人们现在称之为“库区航道”。满载着集装箱的货轮和庞大的滚装船径直穿越三峡，直抵重庆。政府撤掉了所有的绞滩站——现在不用机器绞滩，货船照样可以逆流而上。他们还撤掉了大部分信号台，留下的也已很少发布信号，大多只用来记录船舶流量。但老关庙信号台的职责和功能没有变化，它是长江三峡最后的真正信号台。
这个信号台是个八角亭式小洋楼，红白相间，地处悬崖峭壁，正对面就是雄伟壮观的夔门。站在信号台，往西望去，是宽阔的江面和崭新的奉节县城。往东，是狭窄的瞿塘峡入口。最远可以看见风箱峡，刚刚翻掉的货船就在那里出事。
“那艘船，不在信号台的控制范围之内。它不足够大，船上也没有配备高频对讲机。”肖凤林惋惜地对我说，“它一定是自己操作出了问题。”
老关庙信号台有一个男人，三个女人。台长肖凤林是其中最年轻的，工龄最短，拿钱最少，薪水700余元。
库区水位抬升之后， 原本在夔门斜对面的白帝城，成为一座孤岛。一条长江支流，将白帝城和老关庙信号台隔开。政府曾经修了一座大桥连接两地。可修好没多久，因为水位上升，又给炸了。现在，肖凤林要想上下班，都得坐船。每次上班，她至少得在这座无路可走的孤山停留10天。
那年八月，沉船事故不久，老关庙又发生了另一起事故，有只发了疯的猴子，咬伤了一名女游客。此后它经常显露出这种凶性，但从未被人抓到。
起初，肖凤林并不怕猴子，它们以前常从树上直接跳到信号台的阳台上，求点吃的。但咬人事件之后，她在办公室准备了一口袋石头，随时准备自卫。有一次，她在信号台门口碰见了那只发疯的猴子，他们互相盯了几秒钟。她大喊一声，猴子转瞬消失在丛林中。
无论在船上，还是水码头，女人都少得可怜。由于燃料上涨，时间又宝贵，每艘船都想赶紧通过。上下船舶有时为此在对讲机里吵来吵去，但他们很少会骂到信号台的女人。几年下来，声音听熟悉了。肖凤林经常一听到对方的声音，就知道是哪一艘货船又到了夔门。
依靠长江生存的人，仿佛自动构成一个大系统。肖凤林的哥哥是个开船的，每当他经过夔门，就想在这里多“罚站”一会儿。他们俩一年到头很少见面，哥哥的船从信号台下的长江驶过，妹妹仅能在对讲机里多问候几句。
在信号台工作，肖凤林最怕的是没有人说话。她把四个人分成两组，半月一轮换，每次值班都是两个人一起，有个说话的伴。信号台是24小时工作，缺不了人。但每到深夜，总得有人独自值完夜班，一个人去面对窗外黑漆漆的夔门和凛冽的江风。
在老关庙的第一年，她们仍然是手动挂信号。每次拉完绳子，她得跑到远处看看那个大铁皮箭头，是否正确地指明了航向。后来，政府装备了自动升降机。随着库区形成，政府在信号台旁边的悬崖竖立了一个超大液晶显示屏，希望能随时显示水位信息。但在三峡，现代化的设备看起来有点柔弱——由于缺乏电力，显示屏至今没动用。单位给信号台配备的柜式空调，如今也成了摆设。那年夏天，屋子里那个庞大的空调套着花边布料，无法启动。每个月，她们都收紧腰包，节省电费。
在信号台工作，嘴皮子不厉害，容易受人欺负。肖凤林那年30岁，虽然常年看不到其他人，但每天却在对讲机里和无数个开船的男人对话。稍不留神，也许就被那些男人开了玩笑。
每当水位变迁，夔门附近只容许一条船通过。信号台的职责就是控制来往船舶，有点类似城市里的交通警察。当她们在信号台挂上“上水信号”——一个朝上的铁皮大箭头，等候在峡内的船舶就赶紧逆流而上。如果箭头朝下，来自上流的船舶就可以进入瞿塘峡。
夔门是一个弯道，船舶往往只有走近了才能互相看到，而此时调头已经很困难，事故就容易发生。肖凤林常在对讲机里叫道：“你们就多等一会嘛，上面还有船没有入峡呢！”那船上的男人就调笑到：“还要等多久嘛？我们已经被罚站一个多小时了！”
有时，男人会突然在对讲机里笑道：“你的声音好甜噢！”
“好甜？那你就多听一会儿嘛！”
开船的男人，和信号台的女人一样，都是寂寞的人群。在高频对讲机里，大家能听到每个人说的话，吵的架，开的玩笑。
但这些都是偶尔得来的乐子。在无线电话台的工作日志上，肖凤林的生活看起来千篇一律，日子重复得像生了锈。她常写的段落是：
“轮船：老关庙信号台，我是上水xx918号，已到镜子岩，请问发什么信号？”
“信号台：上水xx918号，我台现在发的是上水信号。”
“轮船：好的，谢谢！”
“信号台：不用客气，慢慢走。”
当上下水都没有船舶等候时，信号台就突然空了下来。江风偶尔透过四面敞开的窗户吹进来，听见夏日的蝉鸣，猴子在树丛中跳来跳去。平缓的江水不再有奔腾的咆哮声，夔门千年不变。
多年前，几乎每个暑假，我都会往返于奉节和宜昌之间这条危险的航道，每次途径夔门都很紧张。但奥运降临的那个夏天，当我登上老关庙信号台，却感到很平静。大约是因为人少，也可能是没有北京和电视的喧嚣。有好些时刻，我就倚在信号台的阳台上，肖凤林坐在桌前。对讲机也终于平静下来，天楼上没有挂出任何信号。屋子很安静，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阳台下，江面平稳如镜，我盯着货船沉没的方向，不知道水底下到底藏着什么。我只希望，下一场江风赶紧把这闷热吹散。
北京欢迎你
文|阿乙
2008年，天慢慢好起来了。这是我在帝京待的第四年。有时空气浮现出让人难受的颜色，灰茫茫的，和午睡后起来没有刷牙的感觉比较匹配。那时候人比较郁闷。租的房子也破破烂烂。有一天我下出租车时，不慎让车门碰到路上一位骑自行车的大姐。她歪倒在地，抚摸着膝盖，那里破了皮。我感到很懊丧，其一是我闯了这样的祸，其二是我需要去办的事只能停止。我蹲在她旁边，然后将她的自行车推到附近的小卖部那里，和司机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在医院里，她做了很多检查，最重要的是拍了片子。我不能说这就是抹点碘酒的事（虽然最后就是这样），检查就检查吧。只是后来她越来越多的亲友出主意，说是她本来要去南昌出差，火车票都买了，这下去不成了。我就给她报了。我说火车票给我吧，我看能不能在火车站退点钱，他们又不肯。我没再说什么。那时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赌气，他们不知道我将自己许为傻逼，供他们宰割。
这件事使我难过了半年。我想到一位熟人对我的耻笑，你为什么不走掉，你不知道这后果么。
人类为什么喜欢尽情放大自己的损失呢。或者说，人类你为什么不小心小心再小心一点，为什么非得制造出这样一个害人害己的前因呢。你不能看看后视镜再开车门吗。这一年，有一日，我又坐出租车，忽然看见像撒满金币的路面上，有鸟的飞影。我不知道是它在追逐车，还是车在追逐它。我看见了小说里才有的蓝天：辉煌得就要碎裂，就像一枚宝贵瓷器。我差不多要失声痛哭（那是不可能的，也许从14岁起我就没好好哭过）。我跟司机说过瘾啊。他说是啊。
我当时租在大望路地铁附近，周围都是高贵的楼宇，奢侈的场所，譬如新光天地，传说王菲在这里购物。而我所租住的那个小区，破烂不堪，底商有三个门面左右是做垃圾中转站用的。当时装的还是玻璃窗户，每天要摇着铁把手开窗，透气。有一天来了一个工队，敲门，要对此窗户大动干戈。我打电话给房东，房东很吃惊，但是一听说这样的改造是免费的后，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工队就将玻璃窗改造为铝合金窗。以前是推开窗，现在是拉开铝合金窗，我在这简陋的一间房内看着外边哗哗作响的马路，想象着奥运会来到之时，国外的运动员、媒体记者、官员以及旅游者会看向我这里。啧啧，那里是铝合金窗户了，这一路上咱们就不曾看见有什么玻璃窗户的人家呀。我想到他们放下照相机这样说。
很多大爷很多奶奶在电视新闻里学英语，四处是北京欢迎你的友好气氛。这种友好是十分真挚的。这种真挚和一种久以积存无法抒发的自豪感有关。我记得当初申奥败给悉尼时，我还惦记着两件事，一是澳大利亚当地的华裔游行庆祝悉尼申办成功，二是有传说悉尼的准备工作让国际奥委会不太满意，因此北京顺理成章地成为接办城市。我想这是因为失败，人才会产生的幻觉。失恋也是这样。明明是一个姑娘不爱自己，然而我们总是去做很多关于奇迹的梦。不过随着2008奥运会终于到来，我一下过30岁了，忽然没有当初那样振奋了，是什么原因就不讲了。其中可能有一条是我懒了。但是人都是有仪式感的。在奥运会结束后，我还没有去一趟，因此我就应约和一位同样错过奥运会的海归朋友，一起去看了残奥会。我们坐在鸟巢里，感受着这人类史上的伟大建筑之一。鸟巢很好看。央视新大楼其实也好看（它一直被罩上大裤衩的污名，但是据建筑艺术家欧宁说，设计者的用意是表达出对摩天大楼文化的反抗，设计者是个左派，他设计出扭断摩天大楼的样子）。有时夜晚路过鸟巢，我会请师傅开慢点，好让我看一眼那灯火闪耀，像是红色济公帽的建筑物。旁边的水立方则丑得让人惊悚。颜色尤其丑陋。
我记得，在奥运会结束后很久，鸟巢都在开放，供游客参观。起先我以为这是场馆方在弥补经济方面的缺口，后来我想到，一定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神迹毕竟好奇，愿意付费来这里拍一张照片，以炫于亲友。今天，距离里约奥运会也就一年工夫了。刘翔也退役了。有些人认为他是骗子，可能不应该这样说，他个人是可以承受失败的，但是很多人，或者说，一整个集体都不可以。虽然失败到来后，我们发现也没什么。
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在一家体育杂志担任编辑。这家杂志是美国一本销量巨大的名刊（《SportsIllustrated》）的中文版，创刊于2006年。我加盟之时并不知道SI办公地就在纽约。1997年从警校毕业时，我去了一个叫洪一乡的山区，在那里，天亮得早，又黑得早，天黑后，人们缺乏开灯的理由，就那样睁着眼，看着化成无数个分子的黑夜。就像忍受一种刮刑。也就是在那，在我21岁之时，我立志愿，要沿着洪一、县城、省会、直辖市、沿海、首都的轨迹去纽约。这是一项报复性的志愿。立下就是为着不可完成。然而我在加盟这家体育杂志后，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在北京待了几年，在郑州、广州、上海也待过。现在，我离纽约那么近。不少同事都去纽约培训了，也许有天会轮到我。不过，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理论上的机会一般让人耻笑。
我在这家杂志待得并不好。有时半个月我只能做1页到2页。我很难战胜自己在这里领工资的羞惭，因此只能用写作来打发那不可能不用掉的时间。也许有一天写作会让人们对我侧目一点呢，我这样做着梦。这是一个极其意外的开始。我在2015年5月，也就是前几个月，随团去了纽约书展，并在那里闹出门可罗雀的笑话，让单纯的老乡好一顿笑话。在那里我看见纽约和我想象的一样，直升机在水面上飞行，机场公路边上是狗尾巴草。就像来到北京之前，我对北京的想象也极为准确一样。我喜欢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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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2008年8月2日，奥运会开幕式排演现场之外。Feng Li/Getty Images
图二：一艘运煤的货船，正穿过三峡。Tim Graham/Getty Images
图三：在北京CBD核心区的大望路过街桥上，远眺央视新大楼。楼富稼/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