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耐冬 | 经济观察报书评

三年前，因获得雨果奖而在国内广为人知的《北京折叠》引发了一系列争论，焦点在于郝景芳笔下那个不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内共存的、借助大地反转而实现空间折叠的社会是否会以非奇幻的形式降临。这种焦虑充满了对失去发展机会的恐惧——若被某种社会身份或经济水平锁死，就被封闭于自己所在的场域，从生存资料、生活趣味到人生价值都无法与其他群体共享，就像封闭在一个平行时空中，永世不得翻身。但这种恐惧并不是所谓“第三空间居民”的情绪，倒更像是略带杞人忧天味道的中产式躁郁。

类似的中产式躁郁还有很多，好事者也总在制造并引爆此类话题，比如近两年总在春节前出现的死亡威胁，“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或“一个寒门出身的状元之死”。它们因情景描写与情绪渲染过于逼真而引发恐慌性想象，让读者感同身受而人人自危，唯恐可怕的结局轰然而至，就像马伯庸在《长安十二时辰》（以下简称《长安》）里反复渲染的、即将到来的“阙勒霍多”。

随着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在网络热播，“阙勒霍多”也成为凶险而带有悬念的年中热词。在小说中，“阙勒霍多”是情节得以层层推进的基点，其作用就像《引爆摩天楼》里令江户川柯南提心吊胆的、不知下一颗在哪里的定时炸弹。同样有趣的是，借鉴美剧《24小时》基本设定的《长安》正如《名侦探柯南》一般，讲述的是现代感十足的侦探传奇，虽然作者将故事背景置于近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都城长安。

《长安》因“阙勒霍多”的存在而富有悬念，同样因为如此，推理解谜不可避免地成为叙事主线。作者与读者都不由自主地根据开篇交代的基本信息，跟随主角在蛛丝马迹中爬梳线索，顺着长安地图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国际大都市中寻找案件的幕后主使，并在不断解决其布下的一个个小障碍后，破解“阙勒霍多”的真面目，还上元节的长安以祥和安宁。根据《24小时》的设定，《长安》必须在一天之内解除隐患、惩办凶手，如此则很难在保证情节连贯与紧凑的同时刻画人物性格中的明暗掩映，更难让这些人物的形象在十二个时辰内发生符合逻辑与人性的变化。写法与主题设定，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是功能性的，其性格与形象是单面的而非立体的。如果只有李泌这一个睿智而有志于澄清宇内的命定主角，它至多是一个以情节取胜的柯南式故事，而曾有“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经历又作为死囚被卷入这场与“阙勒霍多”之战的张小敬作为真正的男主角出现后，它便真的成了一个主角与配角同样形象苍白、性格单调的救世故事。在同名电视剧问世之后，作家李静睿重读小说文本，在微博上发出的简短评论恰如其分：“看起来紧张得要死丰富得要命却空空荡荡的书，没有人，也没有什么真正让人信服的情感，有很多知识，但知识太重了，压得故事喘不过气。”

非常有趣的是，与小说相比，电视剧中的人物，似乎有了属于他们每个人的性格与形象，这种突破原作、为功能性人物注入灵魂的尝试获得了部分受众的认可。但毛尖评价由《长安》改编的热播剧集时说过一段尖锐又引人深思的话：“不同的社会等级在剧中的等级差异，只留在剧本的人设层面，剃头匠女儿的妆容和话语比顶层子弟更斯文，地下社会的统治者非常奥赛罗，最低价妓女有着最高级志趣，将军的女儿倒混混似的，往好里说这是长安的抖音状态，但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部因为终点暧昧引发视角混乱剪辑混乱价值观混乱的剧。”

原作中的人物缺乏灵魂，使主角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缺乏说服力；改编作品给了人物灵魂，却让剧情的发展失去准头，同样令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抉择显得不合情理。“终点暧昧”虽然是毛尖对电视剧的评价，也同样可以用来观察原作：为什么要救长安？为什么一个死囚要救长安？当昔日战友因为官府的不公、朝廷的腐败而选择谋害皇帝与朝臣时，这个和战友有同样遭遇的死囚为什么坚持他之前的选择？

书中的张小敬有一句自我剖白：“我做了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所为不过两个字：平安。我孤身一人，只希望这座朝夕与共的城市能够平安，希望在这城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继续过着他们幸福而平凡的生活。”这或许可以回答“为什么要救长安”，但不能作为“为什么一个死囚要救长安”的充分必要条件，更无法回答在得知有关“阙勒霍多”的阴谋由与他有类似遭遇的战友策划时为何仍毫不动摇。

一座城有时可以使老故事中的侠客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英雄，就如襄阳城之于大侠郭靖。若没了襄阳守城，一再被金蛋砸中的郭靖与历代传奇故事中面目模糊的幸运儿并无二致，而有了襄阳城，有了坚守孤城的举动、为守城甚至想刺杀有兄弟之盟的拖雷，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恩义与恩仇的、“为国为民”的郭靖才进化为具有现代家国情怀的英雄。拯救长安的张小敬或许也有可能成为郭靖那种类型的英雄，不过，或许是因为他只有十二个时辰，又不能以降低悬念比例的方式多关注他的内心，上面的几个“为什么”未被回答，死囚不良帅终究没能成为现代英雄。

张小敬有一句魔咒般的断言：“在长安城，如果你不变成和它一样的怪物，就会被它吞噬。”在他眼里，驯骆驼的外乡人、夜里吹笛的太常乐工、梦想成名而勤学苦练的舞姬、盂兰盆节卖纸船的盲婆婆，都随时可能被长安怪兽吞噬。“我在长安城当了九年不良帅，每天打交道的，都是这样的百姓，每天听到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生活。对达官贵人们来说，这些根本微不足道，这些事更是习以为常，但对我来说，这才是鲜活的、没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长安城。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自己活着。”作为怪兽的长安是个很难一言蔽之的存在，它是这座城市的人格化形象，阴谋与权力、贪婪与腐败都是它的局部，而居住在城中的平民与贫民，恰恰是这些凶险因素的受害者与对立者。来自陇右的崔器战死前说，“我到京城来，本以为能建功立业，可我不该来。长安把我变成一个我曾经最鄙视的懦夫”，同样是作为怪兽长安的受害者，对为怪兽所迷而失去自我的忏悔。

张小敬和崔器都没有说怪兽长安究竟是什么，作者马伯庸在一句旁白中倒是给出了提示：“长安大城就好似一头狂暴的巨兽，注定要吞噬掉离它最近的守护者。想拯救它的人，必然要承受来自城市的误解和牺牲。”张小敬守护的，是怪兽长安的受害者与对立者，那么另一边就应该是城中的权贵及其投靠者，如果借用《北京折叠》的说法，就是第一空间。

与郝景芳构想的折叠世界不同，长安没有给每个空间的人划定活动区域与时间，不同阶层的人共享同一个生活场域，出身与财富的差异使掌握权力与暴力者自然而然地成为公共空间的主宰者。他们可以随意践踏平民与贫民的权益，闯入这些属于第二空间与第三空间人士的生活，剥夺他们原有的快乐与安宁。长安不折叠，第二空间与第三空间居民随时会在权力或暴力的介入下跌落，成为这座城市的弃民，或是像闻无忌一般与人为善却朝不保夕，或是像张小敬一样守护百姓却身陷囹圄，当然，也可以像元载那样攀龙附凤，爬到第一空间的边缘。

所以，长安的平民与贫民需要守护者，为的是让自己不跌落为弃民，但守护者张小敬被判死刑。他守护秩序，却被无视秩序者严惩，正如遵守秩序的闻无忌被破坏秩序的熊火帮和熊火帮身后的封大伦与永王欺压。张小敬和闻无忌反映出长安市民的惶惑，他们需要公平，需要秩序，唯恐公平不被重视、秩序无法维持。而一旦公平无法实现、秩序只能用来作茧自缚，准备用“阙勒霍多”毁灭召唤怪兽长安的萧规就会登场。

在我看来，这才是《长安》的真相。透过张小敬、闻无忌和萧规，可以看到投射在历史故事中的中产者的焦虑。他们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目标寄托在守护者张小敬身上，同时担心自己的奉公守法也无法摆脱闻无忌式受害者的命运；他们将秩序难以维持时诉说冤屈、反抗不公的冲动交给萧规，幻想对制造不公、纵容不法者进行报复。而且，闻无忌留下了家传的制香之法和象征着生命延续的女儿，张小敬从死囚牢中被释放，还遇见了令他倾心的侍女檀棋，萧规虽然是负面情绪和极端行为的肉身代表，而他的死亡则宣告了秩序的回归、安全的复归。

闻无忌、张小敬和萧规的关系也极具隐喻意味。秩序守护者反复寻找并与之斗争的“阙勒霍多”的制造者是与自己出生入死、出于同源的军中手足，就像最激进、最具破坏力的行动往往来自最不愿看到动荡与改变的中产阶级自身。更具讽刺性的是，闻无忌、张小敬和萧规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即便是最为偏激的萧规，为重建秩序而针对权力拥有者的暴力出击，也是形式大于内容。

也许上面这段解说显得匪夷所思，那我们不妨用另一种阐释思路：为什么这个故事选在天宝三载？

二十世纪开始，中国作家与影视工作者创造了很多叙事模式，却每每借助丰厚的历史资源，而他们所选择的历史背景，只是为了映衬某个当下情境。故事中的某个历史时代，与现实中的某个时段构成高度互文关系。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就是一个例子，通过对原传奇故事中人物关系的重构，侯孝贤在讲述刺杀案所蕴涵的“长安与河北之间”时，建立了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叙事。他之所以选择聂隐娘的故事，就是因为彼时长安与河北尚算得上互有进退，而非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但这显然只是他对现实的假想。而《长安》选择了大唐全盛之时作为背景，虽然是常见的对盛世的想象式怀念，但用意并不在描绘“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波澜壮阔，而是将目光对准了长安的街巷坊里，将反恐故事置于长安城的第二空间与第三空间。“阙勒霍多”的制造者是被长安第一空间夺去生存机会的蚍蜉，而第一空间之外的长安居民，不但最可能成为“阙勒霍多”的受害者，也随时可能被第一空间所驱赶的怪兽长安吞噬。他们如何自保？

似乎没有答案，虽然来自第三空间的张小敬和来自第一空间的李泌联手挫败了萧规，但故事却并未真正结束。因为早已有人黄雀在后，将萧规苦心经营的“阙勒霍多”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萧规失败了，还有别的机会，对此，李泌觉得再正常不过，而作为长安守护者的张小敬，则仅是报之以一声怒吼、击倒李泌的一拳和一滴泪水。这个无力的举动，让整个故事的合理性不复存在，让救长安、救万民的英雄叙事被魔幻宫斗主义叙事颠覆。然而，这段没有合理性的传奇，大概才是无处不在的中产式躁郁寻找到发作突破口时的真实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