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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影展】对话张艺谋:我也不太爱惜自己,我也不装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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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影展】对话张艺谋:我也不太爱惜自己,我也不装大师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很多苦难,但年轻人未必需要经历过苦难才能拍出作品,年轻人未必不能拍出伟大的作品,他们要有自己的思考、创新和坚持。”

图源:平遥影展官方

10月10日晚,张艺谋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从谢飞和贾樟柯手中接过了“卧虎藏龙东西方交流贡献荣誉”。这是张艺谋第一次参加平遥电影展,但他曾多次到山西勘景和拍摄。

在担当摄影师期间,他就沿着黄河在山西和陕西找拍摄地。他担当演员的《老井》和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是在山西拍摄的。在大师班中,张艺谋谈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原著《妻妾成群》本是设定在南方大宅院,但他觉得乔家大院特别震撼,“不拍就可惜了”,就把故事氛围硬改到乔家大院,对此原著作者苏童还“颇有微词”。

《大红灯笼高高挂》

这次在平遥影展,张艺谋的“为了电影的每一秒”是开幕后的第一场大师班。这个名字既有张艺谋送呈戛纳的作品《一秒钟》的影子,也有张艺谋本人对于电影的理解。在采访中,他分享到:“电影就是由每一秒钟构成,一秒就是一瞬间,一部电影也是一瞬间,漫长的生命也是一瞬间,地球几十亿年的生命也是一瞬间,一秒钟或者无限,都是生命绽放的形式。”

你所受到的影响势必带有时代的烙印

作为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当时很多热爱艺术的年轻人一样,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因此在之后的作品中更多关注民族和乡土。张艺谋曾在农村插队劳动,也当过工人。那时候,画画、照相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我们这一代人那时候谈不上有特别长远的理想”。

1978年,28岁的张艺谋以大龄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此之前,他还想考美院和体院,但因为素描画得不够好,没有体育专项而失败。

大师班上的贾樟柯和张艺谋(图源:贾樟柯微博)

张艺谋回忆,不仅是学生,当时电影学院的老师也是刚刚重新拾起教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整个中国处在巨大的变革中,张艺谋们也试图在自己作品中呈现出对文化、民族和历史的反思。“我们那个时代大家要思考,要深刻,没有人讲娱乐,娱乐这个词都没有的。”

因为青年时候的经历,这一代人总是觉得不要虚度光阴。张艺谋谈到这个时期对他的影响,让他之后总是不愿闲下来,而是积极担任大型活动的总导演,坚持每年创作一部新作品。这次在准备国庆70周年庆典期间,张艺谋也在制作电影《坚如磐石》。“晚会和《坚如磐石》同时做,国庆节结束,电影也送审了。”同时他还准备年底拍摄一部谍战片《悬崖之上》,他透露道,新作将在冰天雪地的雪乡拍摄,在视觉上会和《影》一样有特点。“不断下雪,故事传递出来的氛围和感觉不同,不同环境下人性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轨道。”

《影》

但张艺谋并不认同只有经历苦难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很多苦难,但年轻人未必需要经历过苦难才能拍出作品,年轻人未必不能拍出伟大的作品,他们要有自己的思考、创新和坚持。”

创新就是要极端、不留后路

时代打在张艺谋身上的另一个烙印,就是喜欢新鲜事物。这是张艺谋作品的一个特点,但也让他受到很多批评。张艺谋把自己的创新形容为“极端、不留后路”,无论是在色彩、画面还是音乐上,都要过瘾、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以《红高粱》作为例子,最初影片的音乐只有一把锁呐,但张艺谋认为要四十几把锁呐齐吹,吹到刺耳,吹到录影棚里听到吓一跳,他才满意。

尽管现在张艺谋被网友称为“国师”,但当我们回顾他之前的作品,不难发现有很多非常大胆的举措。在《代号美洲豹》中,因为牵涉到台湾背景需要有当地的镜头。去不了台湾的张艺谋就拜托朋友找台湾摄影师拍照片,并最终用快速剪接的方式,将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内容、照片和字幕配合呈现,这种手法也被称作“照片蒙太奇”。后来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张艺谋又尝试了一种全透视的拍摄方法,用镜头构建充满象征和隐喻的氛围,用绘画的方式去拍摄电影。

《代号美洲豹》出现了很多滚动照片

《秋菊打官司》则可以称作是中国最早采用纪实方法展现现实生活的影片。张艺谋分享到,当时他安排剧组成员每天去宝鸡农村偷拍,把麦克风挂在城乡结合部的违章建筑上,并让巩俐装上假肚子伪装孕妇去村里体验生活。“那时候剧组有一句流行话,这个电影要拍出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怎么样,拍成了吗,扑面吗?他们就说扑面。我就问有几个扑面?最少有两三个是扑面的。好,收工。”后来,张艺谋收获了海量的穿帮、失误、失焦素材,他笑称自己炼成了真正的“偷拍大师”。片中吹棉花糖的大姐还把他告上了法庭,因为电影中有她两三秒钟的近景,而当时正好是这位大姐的上班时间。

《秋菊打官司》

但张艺谋也承认,真正的创新很难,因此当故事没办法创新时,张艺谋就画面创新,画面不行时就形式创新。“总是希望有一些不同,哪怕这种不同被别人抨击,被别人诟病,我也不太爱惜自己,我也不装大师,还是希望这样子,保持心态的年轻。”

商业转型是无意识的

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武侠电影《英雄》上映。该片席卷了国内2.5亿票房,在海外也反响巨大,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第一名。但当时的张艺谋却很失落,因为那个时候票房高对于导演并不是一件值得得意的事,首都文艺界将《英雄》批得体无完肤,认为它意识形态、价值观有问题。

张艺谋也没有预料到电影会如此“商业”,他表示《英雄》在创作初期是按照文艺片的路子筹备的。影片整体采用四段式结构,分别从无名和秦始皇的角度叙述无名获得残剑和飞雪的故事,最后讨论一个永远说不清的问题,和《罗生门》类似。

《英雄》

但在拍摄期间,电影的演员阵容和道具数量都远远超出他的预期。投资方找到梁朝伟、张曼玉和李连杰来出演《英雄》,张艺谋很怀疑:“这可能吗?这么大的咖。”连当时大牌的甄子丹、陈道明也被找来做配角。电影中有展现秦朝军事力量的场面戏,张艺谋需要15至20匹马,投资方一下子就给他准备了100匹。他又找理发店把所有马的鬃都焗成黑色,马师骑出来就像乌云压顶。不过由于焗得太早,等真正开拍的时候马鬃都褪色了,但张艺谋还是觉得很过瘾,能遇上这样一个大制作。

不过张曼玉骑的还是一匹白马

如今的张艺谋,可能已经不再缺卡司、缺经费,但他表示,编剧是他最急需的资源。电影市场一片利好后,各个公司都在抢占戏文专业毕业的学生。“就刚毕业的,做枪手的都签完了,你都找不着人。而且来了给你写两稿就走了,没时间奉陪了,基本上很难拿到一个好剧本。”

他把自己的执导比喻为逛淘宝:“你是盲目的,你也不是缺什么,你就是浏览。你在淘宝上看一个东西觉得不错,你钱也还可以,你就把它买了。其实很多导演精力很旺盛,他有使不完的劲,他有无数的冲动和愿望,他就是希望碰到一个好剧本。我觉得做导演最幸福的就是碰到一个好剧本,你稍做调整就能拍,那我觉得是最不耽误时间的。”

张艺谋回顾创作:今天基本以票房论成败,但最缺的是好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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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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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影展】对话张艺谋:我也不太爱惜自己,我也不装大师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很多苦难,但年轻人未必需要经历过苦难才能拍出作品,年轻人未必不能拍出伟大的作品,他们要有自己的思考、创新和坚持。”

图源:平遥影展官方

10月10日晚,张艺谋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从谢飞和贾樟柯手中接过了“卧虎藏龙东西方交流贡献荣誉”。这是张艺谋第一次参加平遥电影展,但他曾多次到山西勘景和拍摄。

在担当摄影师期间,他就沿着黄河在山西和陕西找拍摄地。他担当演员的《老井》和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是在山西拍摄的。在大师班中,张艺谋谈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原著《妻妾成群》本是设定在南方大宅院,但他觉得乔家大院特别震撼,“不拍就可惜了”,就把故事氛围硬改到乔家大院,对此原著作者苏童还“颇有微词”。

《大红灯笼高高挂》

这次在平遥影展,张艺谋的“为了电影的每一秒”是开幕后的第一场大师班。这个名字既有张艺谋送呈戛纳的作品《一秒钟》的影子,也有张艺谋本人对于电影的理解。在采访中,他分享到:“电影就是由每一秒钟构成,一秒就是一瞬间,一部电影也是一瞬间,漫长的生命也是一瞬间,地球几十亿年的生命也是一瞬间,一秒钟或者无限,都是生命绽放的形式。”

你所受到的影响势必带有时代的烙印

作为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当时很多热爱艺术的年轻人一样,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因此在之后的作品中更多关注民族和乡土。张艺谋曾在农村插队劳动,也当过工人。那时候,画画、照相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我们这一代人那时候谈不上有特别长远的理想”。

1978年,28岁的张艺谋以大龄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此之前,他还想考美院和体院,但因为素描画得不够好,没有体育专项而失败。

大师班上的贾樟柯和张艺谋(图源:贾樟柯微博)

张艺谋回忆,不仅是学生,当时电影学院的老师也是刚刚重新拾起教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整个中国处在巨大的变革中,张艺谋们也试图在自己作品中呈现出对文化、民族和历史的反思。“我们那个时代大家要思考,要深刻,没有人讲娱乐,娱乐这个词都没有的。”

因为青年时候的经历,这一代人总是觉得不要虚度光阴。张艺谋谈到这个时期对他的影响,让他之后总是不愿闲下来,而是积极担任大型活动的总导演,坚持每年创作一部新作品。这次在准备国庆70周年庆典期间,张艺谋也在制作电影《坚如磐石》。“晚会和《坚如磐石》同时做,国庆节结束,电影也送审了。”同时他还准备年底拍摄一部谍战片《悬崖之上》,他透露道,新作将在冰天雪地的雪乡拍摄,在视觉上会和《影》一样有特点。“不断下雪,故事传递出来的氛围和感觉不同,不同环境下人性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轨道。”

《影》

但张艺谋并不认同只有经历苦难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很多苦难,但年轻人未必需要经历过苦难才能拍出作品,年轻人未必不能拍出伟大的作品,他们要有自己的思考、创新和坚持。”

创新就是要极端、不留后路

时代打在张艺谋身上的另一个烙印,就是喜欢新鲜事物。这是张艺谋作品的一个特点,但也让他受到很多批评。张艺谋把自己的创新形容为“极端、不留后路”,无论是在色彩、画面还是音乐上,都要过瘾、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以《红高粱》作为例子,最初影片的音乐只有一把锁呐,但张艺谋认为要四十几把锁呐齐吹,吹到刺耳,吹到录影棚里听到吓一跳,他才满意。

尽管现在张艺谋被网友称为“国师”,但当我们回顾他之前的作品,不难发现有很多非常大胆的举措。在《代号美洲豹》中,因为牵涉到台湾背景需要有当地的镜头。去不了台湾的张艺谋就拜托朋友找台湾摄影师拍照片,并最终用快速剪接的方式,将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内容、照片和字幕配合呈现,这种手法也被称作“照片蒙太奇”。后来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张艺谋又尝试了一种全透视的拍摄方法,用镜头构建充满象征和隐喻的氛围,用绘画的方式去拍摄电影。

《代号美洲豹》出现了很多滚动照片

《秋菊打官司》则可以称作是中国最早采用纪实方法展现现实生活的影片。张艺谋分享到,当时他安排剧组成员每天去宝鸡农村偷拍,把麦克风挂在城乡结合部的违章建筑上,并让巩俐装上假肚子伪装孕妇去村里体验生活。“那时候剧组有一句流行话,这个电影要拍出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怎么样,拍成了吗,扑面吗?他们就说扑面。我就问有几个扑面?最少有两三个是扑面的。好,收工。”后来,张艺谋收获了海量的穿帮、失误、失焦素材,他笑称自己炼成了真正的“偷拍大师”。片中吹棉花糖的大姐还把他告上了法庭,因为电影中有她两三秒钟的近景,而当时正好是这位大姐的上班时间。

《秋菊打官司》

但张艺谋也承认,真正的创新很难,因此当故事没办法创新时,张艺谋就画面创新,画面不行时就形式创新。“总是希望有一些不同,哪怕这种不同被别人抨击,被别人诟病,我也不太爱惜自己,我也不装大师,还是希望这样子,保持心态的年轻。”

商业转型是无意识的

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武侠电影《英雄》上映。该片席卷了国内2.5亿票房,在海外也反响巨大,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第一名。但当时的张艺谋却很失落,因为那个时候票房高对于导演并不是一件值得得意的事,首都文艺界将《英雄》批得体无完肤,认为它意识形态、价值观有问题。

张艺谋也没有预料到电影会如此“商业”,他表示《英雄》在创作初期是按照文艺片的路子筹备的。影片整体采用四段式结构,分别从无名和秦始皇的角度叙述无名获得残剑和飞雪的故事,最后讨论一个永远说不清的问题,和《罗生门》类似。

《英雄》

但在拍摄期间,电影的演员阵容和道具数量都远远超出他的预期。投资方找到梁朝伟、张曼玉和李连杰来出演《英雄》,张艺谋很怀疑:“这可能吗?这么大的咖。”连当时大牌的甄子丹、陈道明也被找来做配角。电影中有展现秦朝军事力量的场面戏,张艺谋需要15至20匹马,投资方一下子就给他准备了100匹。他又找理发店把所有马的鬃都焗成黑色,马师骑出来就像乌云压顶。不过由于焗得太早,等真正开拍的时候马鬃都褪色了,但张艺谋还是觉得很过瘾,能遇上这样一个大制作。

不过张曼玉骑的还是一匹白马

如今的张艺谋,可能已经不再缺卡司、缺经费,但他表示,编剧是他最急需的资源。电影市场一片利好后,各个公司都在抢占戏文专业毕业的学生。“就刚毕业的,做枪手的都签完了,你都找不着人。而且来了给你写两稿就走了,没时间奉陪了,基本上很难拿到一个好剧本。”

他把自己的执导比喻为逛淘宝:“你是盲目的,你也不是缺什么,你就是浏览。你在淘宝上看一个东西觉得不错,你钱也还可以,你就把它买了。其实很多导演精力很旺盛,他有使不完的劲,他有无数的冲动和愿望,他就是希望碰到一个好剧本。我觉得做导演最幸福的就是碰到一个好剧本,你稍做调整就能拍,那我觉得是最不耽误时间的。”

张艺谋回顾创作:今天基本以票房论成败,但最缺的是好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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