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西部的肯辛顿公园里，沿着“宽阔步行道”（Broad Walk）向北漫步，周围是种满了精心修剪过的植物的大片开阔绿化地。走过宏伟的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踏上洼地花园（Sunken Garden）旁边弯弯曲曲的“波浪形小路”（Wiggly Walk），你很快就会来到这里的橘园（Orangery）。如果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坐在橘园优雅的阳台上喝茶和享受早午餐的人，会感受到这座花园建筑的砖墙和大玻璃窗反射下来的温暖日光。不久前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我的一名学生坐在橘园的一张铁质长椅上，欣赏花园南边开阔的景色，等候另一位同学。接近傍晚的阳光透过泛着冷光的稀疏云层照射下来，街道的交通噪音被公园周围浓密生长的树篱阻隔了，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玫瑰的芳香，松鼠敏捷地在小径之间跳跃着，寻觅美食，耳边不时传来在附近游乐场玩耍的孩子的欢闹声。

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如果在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等人还有什么要抱怨的话，可能有点不应该。不过那天我们等了很长时间，15分钟、20分钟、40分钟过去了，我们等待的那位学生还是没有出现——和我一起等待的这位学生的手机不停地发出嘀嘀声，是那位迟到的学生发来的无数条信息，证明她还在赶来的路上——在不久之前还能让人感觉平静和放松的眼前美景，现在也无法安慰我们渐渐烦躁起来的心情。

那位迟迟没有出现的学生显然完全不熟悉这个她居住了六个星期的地方，因此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橘园离她住的公寓前门只有半英里路程，如果步行过来是非常方便和安全的，但是她却叫了一辆优步。本来她完全可以沿着肯辛顿公园那条风景优美、生机勃勃的“宽阔步行道”走过来，沿途欣赏散发着浓郁清香的“鲜花小径”（Flower Walk）的美景，走过有天鹅和野鸭在里面畅游的圆池（Round Pond），然后轻轻松松地到达目的地。结果她却把这样一段原本轻松愉快的路程变成了坐在优步里绕着肯辛顿公园转圈找路，不仅耗时而且还花费不菲。她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45分钟，疲惫不堪，满怀歉意，大口喝着摆在她面前的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仍然没有弄明白自己身处的方位，也不清楚自己究竟经过了怎样复杂的路线才到达这里。

问题不在于那么短的一段路程她竟然没有想到要步行，而是错误地选择了优步；问题在于她竟然对自己居住的城市根本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她完全不知道如果自己走路去目的地，会更快、更直接，也更愉快。不过每天穿梭在伦敦市区的几百万人中，也只有四分之一的人选择步行的方式。我的这名学生无法确定自己的空间位置，没有能力独立辨识自己居住城市的道路，当她要去某个地方的时候，她完全相信并且依赖于科技手段，这些也显示出她正是21世纪生活在都市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那天她把导航找路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手机和优步司机的卫星导航软件，其实每天行走在现代都市道路上的成千上万的人也是这样做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人口中有超过50%居住在城市里，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还会上升至60%。这些居住在城市而且经常步行的人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依靠智能手机为他们导航的。在美国，有大约77%的人拥有智能手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四分之三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在街上步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排队时使用手机是没问题的。另一项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研究发现，四分之三的智能手机用户会使用手机来获取与自己身处的位置相关的信息，例如查看地图以及附近景点的介绍。2016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因使用移动设备而分神，导致发生意外进入医院急诊室的行人增加了124%。2017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有一段视频显示，在新泽西州有一名67岁的妇女头朝下栽进了一个敞开的地窖里，那个地窖非常大，而且地窖的门高出人行道很多。这段视频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变得多么的心不在焉。现在，德国和中国的一些城市甚至通过修建或改造人行道和十字路口来应对行人边走路边看手机的问题。

当然，并非地球上所有地方的人都对自己身处的周遭环境心不在焉、毫不留意。在那些必须具有读懂大自然的能力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方，仍然存在着采集和狩猎的部族社会。但是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文化都经历过人与环境（包括自然或建筑）脱离的过程。美国哲学家大卫·亚伯兰（David Abram）在他1996年出版的《感官的魅力》（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一书中指出，语言和文字是最早出现的一种致使人类疏远并脱离大自然环境的人为技术手段。狩猎采集部族曾经非常依赖于他们与自然界之间的感官联系，例如他们非常熟悉将要捕猎的动物的气味，他们对一些猛兽的动静非常敏感，而且能够根据自然界的景观来辨别方向。但是语言和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目光从关注现实世界，转向了关注这个世界的表象。

人类目光的这种转向如今是通过闪亮平滑的彩色手机屏幕，而不是远古时期那些粗糙绘制的象形文字来实现的。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对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我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技术手段的影响了，因此我们已经不太可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与自然环境失去了直接的感官联系。毕竟，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来说，嗅出空气中是否有猛兽的气味是没有必要的，他们不需要知道压在混凝土下面的土地哪块最适合种植谷物，他们也没有必要知道如何识别落在城市公园里的动物粪便。而且，即使没有天气预报的应用程序，生活中，城市里的人也没有任何紧急的需求要检查天空中的云彩，从而判断是否会下一场阵雨，因为通常他们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舒适的室内。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他们不再能够（或者他们根本从来就不会）在冬季的天空中确定北极星的位置，或者如果他们无法分清脚下踩到的是栗子还是山核桃，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发生多少明显的变化。

真正的问题是，就建筑环境本身而言，究竟有哪些东西是被错过、被忽略，甚至是被误解的？城市的景观有可能被人忽略，但城市本身并不会完全沉默。通过各种设计，城市说话了。它推搡着人们，撼动着人们；它在激励、也在说服人们。圣保罗大教堂顶部宏伟庄严的曲线，碎片塔直指蓝天的极简主义风格的斜角，高高矗立在肯辛顿公园里的阿尔伯特亲王雕像散发出的金色光辉——这一切都将我们的目光拉向上方，城市建筑用高度彰显出它们的力量、其笔直的线条和霸气的规模，也把我们的目光带向了天空，使我们对上帝、金钱和君主政体肃然起敬。除此之外，它们还宣耀大英帝国曾经的辉煌历史，也展示英国在全球的优势和文化地位，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

在城市环境中，社会经济状况的各种差异日益突出。现代城市也像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在19世纪时绘制的伦敦贫困地图（poverty maps）一样，清楚地呈现出社会经济、种族和性别等状况在城市不同区域的分布和界线。我们的城市颁布了自己的规则，规定哪些人获邀进入，哪些人将被拒之门外。当我们不理会城市发出的声音，拿起了手机；当我们忽略城市的故事，将目光转向数字地图，我们看到的只是被扭曲了的部分现实，以及受到各种框架限制而且脱离了实际情境的现实。这一切使我们产生了错觉，让我们误认为自己的每一段旅程都是脱离城市单独存在的，仿佛自己的行动是在绘制一种抽象的地图，而非真实的穿行于城市之中。

人们使用的各种数字地图和应用程序将原本三维立体、错综复杂甚至不乏夸张的现实世界变得扁平、简单而且平淡。智能手机屏幕流畅平滑的触感，并不会给人带来实际行走时才会产生的交互触觉，也不会带来建筑物迫近时对人的逼迫感。数字地图上从A点到B点的每一条路线，在每个人的眼里似乎都十分清晰明了，并不会因年龄、阶级、种族或性别等而有所不同，唯一的障碍就是千变万化的道路建设和交通状况，似乎城市就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游乐场。

城市里的穷人需要良好的人行道、清洁的公园和优质的公共空间，这样他们才能在其中生活和活动。

人们必须真正地以步行的方式走在街道上，也许最重要的是不拿手机，远离屏幕，才能够完整地接收到城市的建筑环境向我们传递的各种信息。也许我们早已远离了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方式，但只有当我们能够摆脱电子设备的束缚时，我们才能够再次成为具备所有感觉的完整的人。其实我们的感官才是能够指引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并且帮助我们融入其中的最可靠的设备。正如丹麦建筑师简·格尔（Jane Gehl）所说：“我们移动的速度是最为重要的。生物学历史上累积的理论证据表明，人类的感觉器官只适宜在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移动时进行感知活动，并且处理获得的感觉印象。”人类感官的构造可以用于扫描大范围的视野，也可以用于观察周边的事物。正如美国波士顿图尔设计公司（Toole Design）的城市规划师尼克·杰克逊（Nick Jackson）所说，我们移动得越快，我们的视野所见就会变得越狭窄；我们移动得越慢，我们能看到和感知到的事物就越多，于是我们也更有可能对道路环境做出适当的反应：包括那些禁止某种行为的路牌标志、立于私人物业上方的各种复杂的幕墙、没有为骑车人士铺设自行车道的路面、阻止在街头闲逛的大型盆栽以及有着华丽装饰的紧闭的大门等等——也就是说，我们留意到了城市景观中那些添加的事物。

所有的城市公共空间都是“可重写手稿”（palimpsests），一直处于不断地被涂抹和被修改之中，来自各方的特权和势力塑造了组成城市的每一根线条，细心留意的人和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观察和体会得到。社会声望和地位会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里留下明显的痕迹，而与其相反的情况也同样突出。我们不难看见城市里高楼林立的金融区、直指蓝天的教堂塔尖、青铜铸就的骑马战士高举的手臂、肯辛顿宫花园露台上有专人打理的花圃；而穷人区里根本难以见到良好的康乐设施，出行、就餐和住房条件也相差很远。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市长恩里克·潘纳罗萨（Enrique Peñalosa）一向主张在城市里建设优质的公共空间，他认为城市贫民其实比中产阶级和富人更加需要良好的人行道、可进入的清洁的公园和优质的城市空间，这样他们才能够有聚会和进行基本社交活动的场所。在19世纪初的伦敦，生活在西边富人区的居民对东部的拥挤、贫困和疾病肆虐总是视而不见；同样，现在慕名前往伦敦东部怀特查佩尔（Whitechapel）一带游玩的人也是不会注意到塔村区（Tower Hamlets）附近还有一片简易市政住宅区存在（不久前伦敦市政府曾经规划要将这一带拆除重建，但后来遭到此地居民的强烈反对）。现代游客只会专注于手机上数字地图的推荐，并在其指引下直奔位于布里克巷（Brick Lane）的时尚的谷物杀手咖啡馆（Cereal Killer Cafe，与连环杀手谐音），以及旧斯皮塔菲尔德市场（Old Spitalfields Market），因为那个市场附近的街区有大量的街头艺术，适合游客拍照并在Instagram上分享。

现在有不少城市想方设法改造建筑环境，目的是阻止那些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出现，而这类人基本上就是指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不包括街头滑板爱好者）。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城市里增添了不少所谓的“防御性建筑”：即那些旨在将特定的人群推出城市空间的建筑元素。此类建筑元素包括为阻止攀爬而装在夜晚不开放的公园栏杆顶端的尖钉、为了防止有人在椅子上睡觉而在公共长椅的中间加装的扶手。建筑物外墙的凸缘、窗台和入口处往往都安装了圆形的金属尖钉，尽管这些尖钉的锋利程度不至于对人造成危险，但其凸起的程度已经足以阻止行人坐下或躺下。有门控制进出的小巷、公交车站有意倾斜的座椅、以及装在空地的栏杆上专门对付不受欢迎的闯入者的洒水装置等等，所有的这些街头设施都是现在在伦敦等一些城市经常能够看到的，而单是在伦敦，平均每晚都会有多达700多人露宿街头。诸如此类对城市设施和景观的改造都是比较过分的做法，但是这些做法常常不被人注意，即使是最怀善意的城市居民也没有察觉到这类小的改变，因而也就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当我们为了尽快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而专心盯着手机里的地图应用程序，或是干脆把找路的任务交给离我们最近的优步司机的同时，建筑师、城市官员、城市规划者和建筑设计公司，正在对城市设计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对话投注以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城市学家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1917-1999）著有《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和《城市：重新发现中心》（City:Rediscovering the Center）两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为目前在城市进行的大量数据收集和空间观测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和著作对那些致力于改善人们对空间和场所的体验的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人包括前文提到的格尔和美国城市规划师艾伦·雅各布斯。

人们在城市中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是这些专业人士采取行动的动机之一，例如，除了使用明确的标识、惩罚和禁令，还可以用别的什么方法来影响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穿行的方式？更具体地说，他们致力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设计城市的建筑环境，使人们能够以一种既安全又具有可持续性、而且符合社会需要的方式在城市里活动。对城市建筑进行小规模的干预，例如摆放可移动的公共长椅、为街头水景添加舒缓声效和视觉效果，以及改造建筑物外墙的凸缘和窗台以方便行人休憩等等，都是使城市空间变得更有吸引力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增添良好的街道照明、清除那些可能为非法活动提供隐蔽区域的灌木丛，以及为没有汽车的人提供安全的自行车道等做法，也能够使一个城市变得更加安全。

这些专业人士的工作是为了使城市能够与居民顺畅地进行“对话”，从而鼓励居民在城市中获得民主、安全和快乐的体验。但是德国心理学家朱莉娅·弗兰肯斯坦（Julia Frankenstein）警告说，对全球定位系统GPS的过分依赖，可能会削弱我们头脑中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也就是削弱我们对手机提供的那些平面简单的路线周围的真实路况的感知能力。现代人可能越来越习惯于在大脑中将周围环境削减为“航线地图”（strip-map）。盯着数字地图的人，通常会专心地跟随手机屏幕上显示的那条脱离了真实情境的线条，从格洛斯特路地铁站外的十字路口，一直走到肯辛顿大街上的全食食品超市，一路上对他们经过的私人花园外装饰美丽的栏杆和大门完全熟视无睹，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些装饰物不单只是具有审美吸引力的物品，同时还标志着富人对伦敦市中心一些最佳绿地的独占权。那些紧盯着手机屏幕，寻找最近的一家三明治店的人，应该不会注意到汉普斯特德村一带顺着高低起伏的地势修建的错落有致的街景。

同样，历史也是在公共空间之中书写的。在伦敦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大教堂里、小山丘上、皇家公园的边缘、城市步行道旁还是中央分隔带里，人们都可能看到兴建的各种历史纪念碑和纪念馆。这些建筑物为城市提供了能够呈现集体历史记忆的公共叙事，在将一些逝去的片段合法化的同时，也边缘化了另一些片段；它们突出了某些特定的人物，同时也忽略了另一些人物。它们夸耀值得骄傲的过往，同时也承载了巨大的悲伤，以免逝去的沉重历史感染和影响了平静的日常生活。肯辛顿公园里高大的阿尔伯特亲王雕像随时准备吸引哪怕是最心不在焉的行人的注意力，但是有多少个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指示，赶去位于伦敦桥旁的博罗市场（Borough Market）的都市游客愿意放慢脚步，看一看那个位于萨瑟克区的中世纪墓地——“十字骨”墓园（Cross Bones）？又有多少个游人愿意走近墓园，了解一下埋葬在那里的几千个早夭的无名弃儿？那些曾经的生命，生前遭受忽视或蹂躏，死后尸骨被随意处置。如今的墓园向后人讲述着有关婴儿死亡、贫困、淫乱和羞耻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不大可能吸引到那些眼睛盯着手机屏幕、心不在焉的过往行人。

当我们必须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才得知泰晤士河原来就在我们的南面，或者必须在智能语音助手Siri的指引下，左转右转才能从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去到格洛斯特大道地铁站时，我们已经因为依赖电子设备为我们找路导航而迷失了自我，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我的那名学生一样。我们不仅丧失了19世纪时都市闲逛者拥有的乐趣，而且还让自己深陷在受污染的城市空气之中，并且有可能招致“GPS式死亡”（death by GPS）的危险。我们越来越不理解我们的城市，我们看不懂那些出于鼓励、阻止、吸引或排斥等目的而兴建的城市建筑。

当我们选择拿起智能手机而忽略真实的城市时，城市的实际环境和景观变得无人关注，居住于其中的人既不了解那些塑造了他们的生活态度、行动方式和接触模式的各种或不朽或平凡的城市元素，也不了解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城市居民。

本文作者Kathleen Vandenberg是美国波士顿大学修辞学高级讲师。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城市设计、视觉修辞/广告、跨学科/体验式学习、风格教学法和美国作家琼·迪迪恩（Joan Didion）及其作品。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