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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蚊子馆”到“城市客厅”:公共文化空间应该如何存在?

某种意义上,“城市客厅”只能做为一个愿景存在,它无法保证自然而然地吸引人群,但的确给现代建筑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日本东京,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朱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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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火山喷发、海啸、台风……这些自然灾害始终伴随着日本。日本的建筑也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的影响。在19世纪的后半期,日本实现现代化之后,随着建筑与环境之间的问题日益突出,日本进入了以重建生态环境为目标的新阶段。各地的文化遗产开始被转变为观光资源。过去,这些建筑或许只是为了抵抗自然的侵袭而被不断加固,如今,它们更多的被建筑设计者作为环境中的一部分进行考量。这里涉及的不只是自然环境,还有文化环境。

在日前开幕的“构筑环境:带你领略日本的另一面”展览中,参观者可以清晰地通过照片、文字和视频,了解日本现代化以后在建筑、土木、风景园林等方面的成果。这些作品来自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其中有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诞生的建筑,有为了应对发展中产生的破坏而诞生的建筑,有面对人口和经济在收缩的现实、为了使社区重现活力而产生的建筑,还有与急速的变化保持距离并通过持续不断的实践而留存下来的建筑。

譬如,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各个都道府县都被要求修建本地的图书馆、音乐厅、美术馆等,但由于后来里面举办活动的质量和数量没有跟上,大量场馆使用率极低,这项政策因此被日本人戏称为“蚊子馆政策”——馆内只有蚊子,没有人来造访。此后,人们想尽各种办法试图提高这些公共设施的使用率。有趣的是,而今的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也进入了一个以建造公共文化建筑为典型的建筑井喷期。许多日本在“蚊子馆”时期面临的问题,以及在反省后积累的成功经验,正是中国需要参考和借鉴的。

在评价这些公共设施时,我们所谈论的不仅是别致的造型和高超的技术,还包括建筑在其历史背景以及文化脉络中所处的位置。有时,即使是标志性的建筑,也会随时代的变化发生“价值”的改变。这些大都市里的公共空间都是如何建成的?它们是否像设计者预想的那样,成为了都市活力的来源?展览开幕当日,日本建筑师藤原徹平向观众介绍了他在隈研吾的设计事务所工作期间参与的众多项目,其中包括人们熟悉的北京的三里屯SOHO、杭州的中国美院民艺博物馆、东京的浅草文化观光中心等。同时,展览还邀请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两位高级建筑师徐磊和柴培根,以及知名建筑师早野洋介,四人就公共文化空间在中日两国发展的过去、现状与未来展开了对谈。

活动现场,从左到右为柴培根、徐磊、藤原徹平、早野洋介

“人气”的养成:有因地制宜的设计,就能避免“蚊子馆”吗?

在藤原徹平、早野洋介等年轻一代的建筑师看来,80年代“蚊子馆政策”的实施是十分随意的。这项庞大的建筑计划导致城市中的公共空间被大量闲置,随后成为了社会的一种负累。事实上,当时的政治家和建筑家的出发点并不坏——政治家觉得在自己的地盘建立文化设施能聚集人气,建筑家则致力于打造本地的文化氛围——只是,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乐观了。相比其他的设计,建筑有着更长的时效,尤其在建造城市时,建筑师需要以“百年”为计量单位来考虑设计方案,而不是做几个月、几年的短期计划。“所以我们要考虑什么是可以变的,什么是不可以变的。”藤原说。

有了“蚊子馆”的失败教训后,日本的建筑师开始格外关注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将客户委托的地块通过道路、水池、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的组合和创造,使其变为一个周围居民所喜爱的区域,成为了建筑领域的新课题。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吾就曾提出“负建筑”的理念,他认为,20世纪的建筑追求的是视觉需要,满足的是私人欲望,这使得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与它所在的环境割裂了。如今,人们应该回归建筑的本质,去建立最适宜容身的建筑,而不是高高耸立、不断向上垒砌的建筑。

长城脚下的公社竹屋,由隈研吾设计事务所设计

在对谈中,藤原分享了许多他在隈研吾的工作室中参与的项目,其中就包括北京三里屯Village和三里屯SOHO的设计。为了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设计团队在三里屯Village的南区借鉴了胡同的设计概念,在行人区设计了多个弯曲和旋转的部分,以营造出迷宫的感觉;北区的规划则源自于四合院,室内和室外分别建有两个围栏,中间是一个中庭花园。而在马路对面的三里屯SOHO,建筑师在一系列办公区和住宅区环绕起来的中心区域添加了水池和公园的设计,试图让周围的人在这个下沉式的山谷地形中聚集起来。这种将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模式被藤原称为“客厅”,它就像人们在家庭中的客厅一样,承担着让环境中的所有成员相聚在一起,共享集体生活的功能。

正如早野所说,如今,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展现都市的活力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设计的部分,也体现在后期的运营中。“它不是像早上几点开门、晚上几点关门这样固定的运营模式,而是一种非常具有活力,非常机动的运营模式。”这意味着,建筑师必须建立全新的方法论,以应对现代都市的迅猛变化。

有趣的是,日本当初“蚊子馆政策”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如今似乎正在中国上演。在徐磊看来,中国的情况或许比日本“蚊子馆”时期的经历更加复杂。由于多数公共文化设施都为政府所有,它们在后期的运营中能否顺利地将人们吸引进来、成为真正的文化地标,很大程度是由政府主导的。在一线城市,建立大型的文化设施容易得到政府在财力和其他资源上的支持,也有足够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这样运作时会更为灵活、有效。但在其他的二三四线城市,真正成体系的文化设施并不多,在运作时也并没有考虑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更有不少文化设施只是出于一时的热潮,以奇观化的突兀形态被创建出来,而一旦热潮褪去,这些建筑就成为了无主之地。

因此,徐磊认为,一个地方的公共空间能不能运行得好、能不能让周围的群众真的去享用它,与它建立的目的有直接的关系。在北京,藤原也注意到有一些被随意建造起来的地方,它们并没有明确的使用目的。而像目前正在各大城市流行的主题公园,同样可能面临“蚊子馆”的问题,一旦它们身上流行的元素过时了,人们就不知道该如何改造它了。

事实上,哪怕是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公共设施也不能完全避免“蚊子馆”的命运。日本平面设计师小矶裕司就曾参与三里屯SOHO的设计项目,竣工后,他还在三里屯SOHO的工作室待了两年左右。然而,据他观察,这里的商业楼层70%在竣工后的两年里依然是空的,入驻的店铺过了一两个月便消失的情况也很常见,直到竣工后五年左右,办公室、店铺的数量才有所增加。至今,走在三里屯的行人也能明显感觉到,位于街道一边的三里屯SOHO并未聚集起太多“人气”,与对面三里屯Village的活力形成鲜明对比。

三里屯SOHO

小矶裕司发现,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罕见,反观日本,多数综合设施在竣工时,所有相关配套设施都已经准备就绪,店铺随时都可以开始营业,Roppongi Hills(六本木之丘)和Tokyo Midtown(东京中城)就是这样的例子。他在文集《游游游》中指出,除了工程本身的质量问题和资金运作不当之外,社会体系尚不完善、主事人缺乏长远计划等,也是导致中国城市中的大型公共设施在建成后出现落差的原因。“在此起彼伏、相生相克的中国城市里,建筑、城市与周围的关系一直都在不停地变化着,无人能控制这个过程,也无人能设计城市本身,建筑家和设计师的有意所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

变化中的“城市客厅”:已建成的空间与不可知的未来

除了在设计和运营上面临的种种问题之外,建筑还必须经受时间的考验。对此,中日双方的四位嘉宾都有所体会。

从“客厅”这一概念出发,柴培根发现,不同时代的人面对的生活场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过去,人们居住在家中,围绕着客厅中央的电视聚集在一起,客厅在那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空间角色;而如今,这种以电视作为中心的客厅形式已经不再流行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人们所处的社区以及城市中。因此,当我们用“客厅”来形容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的时候,也要意识到时代变迁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是那些持久的、不变的人的行为方式或生活习惯,还有一些是可能在不同的时代、生活条件下不断发生变化的内容。

柴培根认为,造成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变化。在家庭中,我们能接触或碰到的人都是熟人,而在所谓“城市客厅”中,会遇到的人都是陌生人。所以,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陌生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柴培根在日本就感受到,城市公共空间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和日本人之间互相观照、互相尊重的私人习惯是分不开的。而在国内,虽然建筑师也会在方案里作出对场景氛围和人际交往有益的设计,但现实情况中,很多公共空间的使用问题,也就是“客厅”的质量问题,却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导致的。

日本东京的浅草文化观光中心,由隈研吾设计事务所设计,是一座集观光、休闲、会议室、多功能厅为一体的多用途建筑

在藤原参与的设计项目中,也有不少是为了满足当地居民集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以集体的形式来共享公共空间和文化,他们会事先征询当地居民的意见,并在周围进行充分的调研。同时,他也强调要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理念来进行设计。“这听上去可能会有点矛盾,也就是说,我们一边要倾听当地居民、使用者的声音和意见,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创造一个至今为止还未出现过的、全新的建筑形式。这次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和项目可以说都是非常成功的,但这些也都是我们曾经从未想过的全新的方式。因此,创造出一个全新的风景,建筑师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进行设计。”

从这一点看,藤原认为,中国社会相比日本社会是更具有希望的,因为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江南一带,本身就有着突出的文化氛围。在他看来,中国苏州、杭州的老式庭园与日本十分相像,都存在一种“田园式的风景”。这里的民居大多沿着街道、河流所建,或者与农田融为一体。在这些地方创造与当地环境相容的建筑,就能体现中国社会独具特色的一面。

坐落于杭州象山的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片地区原本是一个茶园,在设计时,隈研吾的工作团队承继了中国建筑师王澍在建造象山校园建筑群时对建筑与传统、本土、自然环境之关系等议题的思考,将博物馆的形态与象山倾斜的地形相结合,顺应地势,和山水相融,让这座占地497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消隐”于绿色的大自然中,而不对环境造成破坏。这也暗合了隈研吾本人提出的“负建筑”理念。从远处看,民艺博物馆的菱形屋顶相互交织,给人一种江南本地民居的感觉,而内部交替变换的层高和空隙则使展览空间呈现出一种自然的流动感,与户外区域相呼应。

中国美院民艺博物馆,菱形屋顶相互交织
中国美院民艺博物馆,内部交替变换的层高

因此,建筑师要考虑的更多是如何依据当地的条件来设计,以及如何创造出让人们接受和喜爱的空间。某种意义上,“城市客厅”只能做为一个愿景存在,它无法保证自然而然地吸引人群,但的确给现代建筑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建筑物建成后,必然会面临如何被使用的问题,在藤原看来,这些问题能否取得预想中的好结果,取决于建筑师、管理者,以及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培育。毕竟,相比地球的未来、国家的未来这类宏大而抽象的话题,一所建筑、一条街道、一个地区的未来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所感受并参与其中的。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做出的种种选择就形成了文化。

“作为建筑师,我们既可以选择在斜坡上进行标新立异的设计,也可以回归日常中进行日常的设计,只要我们互相尊重对方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未来不可知,但大家能基于互相信赖的基础进行讨论是十分有必要的。”藤原说。

巡回展“构筑环境:带你领略日本的另一面”已到访过印度尼西亚、韩国、印度等国,北京站是中国巡展的第一站,展览将在中间剧场展出至10月20日,接下来还有沈阳站、重庆站、上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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