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德满都，尼泊尔

回想起来，把房间订在一楼是很合理的。

4月25日，星期六，安迪·弗雷泽（Andy Fraser）躺在若卡帕酒店——尼泊尔古老的首都加德满都的一个普通三层酒店的床上。加德满都是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坐落在一个与喜马拉雅山脉接壤的山谷之中。弗雷泽，一位健硕的英国荒野医护人员，38岁，光头，眉骨突出。几周前，他抵达加德满都，他将在这里出差一段时间。他一直是一位冒险家，曾在伦敦的急救中心见习，在智利的一个鲑鱼农场教英语，还花了六个月时间在赞比亚农村诊所治疗毒蛇咬伤。最近，他的生活有了变化：他和一位英国护理人员贝基订婚了，随着40岁的临近，他决定要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

他在全球救援（Global Rescue）谋得了一个职位，这是一家私营的灾难救援公司。此刻，他正在尼泊尔为喜马拉雅登山季做救援准备。全球救援将自已形容为一个灵活的“弹出”按钮，旨在为那些长期处在艰苦环境中的人提供救援。在过去的十年间，该公司已经建立起了一批高利润回报的客户群体，诸如大型公司，政府组织，狩猎者和冒险旅行家等。公司在美国新罕普什尔州、马萨诸塞州，巴基斯坦和泰国都设有办事处。他们的员工可能会使一些国家的军队脸红：200多名员工的名单里包括了荒野医护人员和前军事人员，其中一些人甚至来自特种部队和海军海豹突击队。该公司的尼泊尔派驻地是一个很忙碌的驻地。每年春天，都会有大量登山者和游客，其中包括许多全球救援的客户，来喜马拉雅山脉测试自己的胆量。光在2013和2014年间，全球救援就从这里成功救出了28名客户，并运送了3名遇难客户的尸骨。

到目前为止，这个月都很平静。登山者们正在喜马拉雅几个标志性的山峰，如马卡鲁峰，洛子峰和珠穆朗玛峰海拔较低的区域适应当地的环境。弗雷泽在加德满都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需要进行医疗护理或者紧急撤离的人员。中午时分，他还通过Skype和贝基通话，她在英国刚刚醒来。这对情侣刚互相问候完，弗雷泽的房间突然开始了一阵结实的晃动，就像一个波涛汹涌的海洋。“天哪，”弗雷泽告诉他的未婚妻，“我觉得地震了。”然后Wi-Fi信号就断开了。他从床上跳下来，穿上衬衫，蹿出门，到隔壁的房间敲门，冲着他的邻居大喊，让他们离开酒店。地板开始倾斜，墙壁开始晃动，弗雷泽冲出酒店大门，他觉得这里就快要倒下来了。当他到达草坪后，他开始朝着酒店的窗户尖叫：“快出来!” 员工和客人们都跑出大楼，聚集到草坪上。令弗雷泽震惊的是若卡帕酒店竟然没有倒塌。

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地震了。上一次尼泊尔大地震发生在1934年，一场8.0级的地震将加德满都夷为平地。在这次地震之前，地震学家提醒人们小心新的大地震已经很多年了。加德满都作为一个稠密的人口中心，该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十分简陋——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尼泊尔在187个国家中排第145——一些观察者预测，如果发生一场8.0级的地震，会有多达10万人死亡。而这次的7.8级地震，比预计的要小一些。但是它由于震源较浅，引起地表的剧烈晃动。在漫长的两分钟内，地震的持续时间相当于一段吉米·佩吉的独奏。地震停下来时，弗雷泽听到了尖叫声。他通过Line给全球救援曼谷办公室的同事哈桑·安德森（Hassan Anderson）发了条消息，“这里发生了大地震。”

 

曼谷，泰国

安德森——一位来自费城的急救人员，45岁，和弗雷泽一样留着光头。当他收到弗雷泽的信息时，还以为弗雷泽在开玩笑。近十年来，他都是一名海军看护兵。后来在阿富汗当过急救人员。他现在身处全球救援的曼谷办事处——曼谷商业区一幢高楼的第22层。这里有20名全职雇员，配有一个医疗设备室，八个办公桌分为两排，墙上的平板电视上源源不断地播送着世界新闻。而当时并没有关于地震的消息，所以安德森回复道：“别闹了。”

之后关于地震发生的新闻就在曼谷的电视上播出了。然后加德满都的移动电话网络就崩溃了——过量的电话打入，导致电话线路已停止工作。恰好在这个时候，全球救援的电话响了。优步（Uber）——公司的一个客户，在加德满都有三位职工。另一个客户——康泰纳仕（Condé Nast），也打进电话称，一位被《魅力》杂志委派的登山者正在加德满都。还有个电话来自卡塔尔的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称有员工也在尼泊尔。两位全球救援分析师立即通过他们之前一直跟踪的登山者的推特来筛选信息。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整个加德满都没有Wi-Fi信号，手机信号也很弱，只有卫星电话时而可以时而不行地工作着。

一直到晚上7点15分，安德森一共接了10通电话。他一遍一遍地机械重复着紧急救援回应的内容：“耐心一点，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会随时更新。”上床睡觉之前，他的运营主管史蒂夫·布莱特（Steve Bright）打来电话，通知他准备收拾东西——准备飞往加德满都。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

全球救援公司的创始人兼CEO，前华尔街高管丹·理查德（Dan Richards）周六一大早就被很多语音邮件吵醒了。他正在洛杉矶度假；而在波士顿和新汉普郡，他的团队已经抓狂了。数据分析师最终确定，至少有100名客户在尼泊尔。虽然他们的具体位置还不是很清楚。此时已有登山者在缓慢地登山，他们可能在17600英尺（约5364米）的大本营，19800英尺（约6035米）的1号营地和21800英尺（6644米）的2号营地间的任何一个地方。星期六早上，美国新闻的头条报道就是在珠峰大本营发生了雪崩。理查德不知道死者中是否有他的客户。他联系了安全运营主管斯科特·修姆（Scott Hume），然后他指示安全运营经理朱·派奇（Drew Pache）——一位前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成员，离开新汉普郡飞往加德满都。理查德很担心弗雷泽——因为加德满都仍然余震不断。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旅行者可以在飞机降落到巴黎或雅加达之前，用优步提前叫车，所以全球救援的存在并不令人瞩目。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雇佣私人武装来确保我们安全回家呢？方便快捷从未被如此看重，而全球救援则代表了app时代的一次合乎逻辑的拓展：手机上轻轻一点，安全就能得到保证。这就是这家公司的卖点——无论如何，在确定了那些不能控制的情况之后，保证绝对掌控其他情况。但事实要稍微复杂一些。“就像一只水中的天鹅，”弗雷泽告诉我，“湖面上的它看起来十分优雅，但是在湖面之下，它的腿可能在疯狂地扑腾。”

现实是：富有的旅行者可以召唤“绿色贝雷帽”（美国陆军突击队）和荒野急救人员，但这也创造了一个道德难题。全球救援开展的地方往往是贫穷和缺乏资源的地方，而该公司的商业模式则是优先向其客户提供商品和服务。全球救援会在有条件地情况下帮助当地人，但正如理查德所说，“我们不是红十字会。我们没有能力只是给那些无法付费的人们提供服务。”

理查德毕业于达特茅斯的塔克商学院，作为托马斯·维塞尔资本公司一个私人股本顾问，他已经事业有成。2004年，理查德创立了全球救援。他发现了一个需要填充的市场。当时，像国际SOS（International SOS）这样的公司给一些向海外派遣员工的大公司提供风险评估，也有旅行保险公司允许客户申请紧急撤退赔偿或者行李丢失赔偿等服务。当时像MedjetAssist这样的组织，会由国际医院提供紧急医疗运送服务。但没有一家公司有能力快速派遣直升机和安全保障人员到达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理查德在调查危机应对产业的投资机遇时就意识到这些了。“当你打出救援电话时，你肯定希望救援队伍能够及时出现。”他说道。

理查德很快雇佣了五名有从军经验的医护人员，与约翰霍普金斯急诊科协商合作，为客户提供远程医疗会诊，并且开始联系直升机公司和全球各地的现役和前役军人，与他们签订雇佣合同。他也开始与企业客户签约，他们每年支付包括紧急撤离特权在内的高额会费。美国国务院、美国宇航局和优步公司很快就签订了类似协议。许多包括《国家地理》杂志和康泰纳仕集团在内的出版公司也随之签订了类似协议。一些《户外》杂志作家，包括我自己，也是全球救援的会员。在过去的五年内，全球救援已经成为探险旅行家的安全保障之选，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该公司的双重服务项目。医疗保险每年需要支付329美元，另外医疗附加安全服务需要支付655美元。这有点像AAA——大多数客户不需要这种保险，但是对于需要的人，他们的紧急撤退服务也囊括其中。美国高山俱乐部（American Alpine Club）为所有俱乐部成员提供了有限的全球救援服务；如果你问一位登山者他是否听说过全球救援，他可能会给你展示一下他的会员卡。

理查德使全球救援成为行业主宰者。而他们的CEO也以极具竞争意识和手段强硬著称。2011年，5位高级职员，包括2位副总裁在内，都在一个月之内离开了公司。

这两位副总裁，一位是前美国陆军突击队员汤姆·伯克纳斯基（Tom Bochnowski），一位是前海豹突击队员泰德·穆尔纳（Ted Muhlner），他们很快创立了一家竞争机构，红点决议（Redpoint Resolution）。总部设在硅谷，红点配备了旅行保险中的急救直升机遣送伤员服务——无论你是丢了个包还是丢了条腿，你都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这家公司挖走了不止一个全球救援的员工和客户。伯克纳斯基没有直接点评全球救援，他只是引用了2011年两家公司的一场违约官司。他强调道，“和上一份工作不一样，我们会把客户置于我们服务的中心。”

然而，尽管存在竞争，对于全球救援来说过去几年仍然是很好的年份。2012年公司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还有曼谷都设立了办事处。他们给会员们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可以路由到任何一个运营的办事处。运营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全球网络承包商，而且必须具备与那些没有覆盖网络的地方快速取得联系的能力。他们野外的员工使用一个叫做DeLorme InReach的卫星短信收发机，以及一个卫星调制解调器启用系统，可以创建一个迷你无线网络。而公司最新研发的GRID应用程序，可以向客户的智能手机发送实时安全警报——这比由国务院发布的旅行安全公告要更加快速，更加准确。虽然有了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前特种部队成员派奇谈到，“最后还是得靠地面的工作人员，靠他们良好的判断力，根据获得的信息作出最好的决策。”

卢卡拉，尼泊尔

在尼泊尔，那个地面工作人员就是弗雷泽。他在若卡帕酒店的草坪上与其他客人一起度过了一个余震不断的夜晚。他曾一度十分羡慕他的一个邻居，是个美国人，他竟然能够在地震不断的晃动中呼呼大睡。然后一只又高又瘦的流浪狗走过来，抬腿尿遍了那个美国人全身。第二天早上，弗雷泽给曼谷办事处发了一条SMS信息，告诉老板他即将飞往卢卡拉——85英里（136公里）以东的一个小山城，也是喜马拉雅登山和长途跋涉的一个重要起点。瑞士医生莫妮卡·布罗德曼·梅德（Monika Brodmann Maeder）恰好在加德满都，她与弗雷泽同乘直升机飞往卢卡拉；当两人抵达时，他们发现四周出奇的安静。医院被地震摧毁了，几个志愿者护士正试图在机场搭建一个临时分流病房。还没有病人到这里。

他们很快商量出了一个诊断流程：当病人到达时，弗雷泽会快速对他们进行一番检查。大拇指朝上意味着他们去找护士处理；大拇指朝下意味着找布罗德曼·梅德医生急救。紧接着直升飞机来了。有的伤员脊柱折断，有的伤员盆骨碎裂。一位头部受伤的登山者走下飞机，晃晃悠悠地走向尾桨。大多数直升机都是小型的，一般只能容纳四个伤员。虽然有时候，也会有一架大型的Mi-17出现。“每当这时我的心就会咯噔一下，”弗雷泽说，“因为我知道有20个人在里面。”到了下午晚些时候，他已经筛选出70名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尼泊尔人。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病人去世了。他飞回首都，是时候开始他真正的工作了。

 

加德满都

当他降落到与安德森约定的地点时，安德森已经从曼谷赶到并在机场度过了整个下午。一到机场，安德森就联系了优步的三位员工，他们当时正在凯悦酒店外露营。同在客户名单上的一个三人组的登山小组在喜马拉雅山旁边的洛子峰，但他们已经打进电话说一切都好。另外一个客户是一位来自科罗拉多州、名叫布莱德·约翰逊（Brad Johnson）的人，他在马卡鲁峰。他除了背部很疼以外，其他也都还好。

全球救援的客户好像都避开了这场灾难。18名珠峰大本营雪崩的死难者中，没有他们的客户。但当然，他们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尼泊尔政府征用了所有的私人直升机，这意味着该公司不能兑现他们的承诺，例如为约翰逊这样的客户快速提供空中救援，以免他的背部伤势更为严重。该团队有四个使用频繁的电子表格：情况不明，安全并说明原因，疏散过程中，关闭操作。截至4月27日，星期一，他们已经将49名客户的名字移到后面三个表格中，而且没有人需要医疗救助。一切看起来都很棒，直到他们接到了来自1号营地的电话。

费尔法克斯郡，弗吉尼亚州

凯西·麦克奈特的第一反应是：“天哪，不会又来一次吧。”这位52岁的教育研究员刚结束铁人三项的训练回到费尔法克斯郡的家，就接到了一位亲戚的电话，告诉她尼泊尔发生了地震，珠峰大本营发生了一次大规模雪崩。麦克奈特的丈夫帕特里克，49岁，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正在第二次尝试攀登世界之巅。这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去年就经历过一次雪崩，当时他刚返回营地一个小时，雪崩就横扫整个昆布冰川，一个移动的半英里长的冰川截面与大本营和1号宿营地接壤。那块冰川的移动使16名夏尔巴人死亡，2014年的尼泊尔珠峰攀登活动也完全停止。现在他又和去年一样选择了同一家公司作指导——Summit Climb，一家总部设在西雅图的运动用品公司。

帕特里克的哥哥告诉凯西现在先不要惊慌。帕特里克有一个定位设备，这个设备有一个紧急卫星信号标识和国际搜救网络相连。他已经将这个定位设备和他的博客、Facebook和Twitter通过一个绑定应用程序If This Then That绑定在一起了，大约是地震后一小时，他已经发送了连续三个定位信息表示他已经被送到1号宿营地，这个消息很明显是给家人发送的。凯西也知道丈夫是全球救援的会员，但这并不能使她放心。尼泊尔时间下午1点27分，Summit Climb的领路者，一位55岁的向导丹·马祖尔（Dan Mazur）发推特称，“1点钟又来了一次余震，1号宿营地情况很可怕，这里三面在雪崩。”半小时后，他又一次发推特介绍了喜马拉雅山的情况。这一次他的信息让人更加不安，这条信息以“请为每个人祈祷”结尾。

1号宿营地，喜马拉雅山

Summit Climb探险队当天早晨已经离开大本营，穿过昆布冰川向前进发。麦克奈特的队友共17人。在通过昆布冰川的时候他们感觉还很好。但是，当他们到达1号宿营地时，还是被这个地方更危险的冰川困住了。队伍只好在喜马拉雅山东南面的下面扎营，两边都是峭壁和巨型的悬挂着的冰塔。

麦克奈特与一名芬兰队友呆在一个帐篷里。突然，帐篷开始上下跳动，从一边到另一边。麦克奈特能够感受到来自地面——或者冰块的巨大起伏。他身下的冰川正在移动。马祖尔向导开始惊呼，“快拿你们的冰斧，雪崩来啦！”他指导队员们将冰斧插在冰上，抓着冰斧，面朝下伏着身子。然后雪崩开始了：一次，两次，三次。三次都是气雾式雪崩——风力驱动表层的雪引起的。所以并没有大规模致命性的岩石和冰块袭击。但是，在1号宿营地，风力十分强劲，风速达到120节，卷着雪花和水汽咆哮着穿过1号宿营地。麦克奈特，这个曾经穿过飓风航行过的海员，也从未感受过如此猛烈的空气运动。当风暴袭来时，气压迫使他的下半身压在冰斧上。他身上已经积了8英寸（约20厘米）的雪。他清了清呼吸道，准备迎接不可避免的轰然而至的冰塔和随后的滑动。当时他相当确定，他将在珠峰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大幅度的滑落并没有发生。雪崩之后，马祖尔立即决定搬到1号宿营地的中心，远离近在眼前的冰塔。1号宿营地的中心是由一系列的冰脊构成的；马祖尔挑了一块约25x50英尺（约7x15米）的地方。那天下午，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余震，深处的地震的运动听起来就像大型冰齿轮在磨削一样。这时候大概就是马祖尔发布推特，祈求保佑的时候。

麦克奈特第二天早上才醒来，已经是星期天了。此时太阳已经升起，周围还有来来去去的直升机。

人们正在排队登上离开1号营地的飞机。山脊上也有登山队正从2号营地返回。当他给凯西打电话时，他还不知道尼泊尔的惨状。凯西告诉他在珠峰大本营的雪崩中有很多人丧生，而加德满都以外的低洼地区也都被摧毁了。麦克奈特这才意识到他们团队的命运。很多其他地方也会用到直升飞机，同时雪崩已经摧毁了回到大本营的固定的梯子和绳索。但是，他告诉凯西不用担心——他认为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足够的燃料来融化雪水，还可以撑几天，他甚至抱有一丝希望：他们的团队可以继续向高处攀登。

星期天，1号营地的小型机场成了一个交通枢纽，其繁忙程度简直可以媲美拉瓜迪亚机场的跑道。当天，直升机源源不断地降落，用来运送登山者下山。尼泊尔用于高海拔作业的直升机都被派往昆布冰川。但是登上这种飞机的方法却很不科学：进入直升机的人靠得都是飞行员和攀登指导的私人关系。但当然，武力有时候也起作用。很多Summit Climb的成员急于离开，所以一位马祖尔信任的员工，江布·夏尔帕（Jangbu Sherpa），生生将他们推上了飞机。

但是，凯西·麦克奈特仍在准备救援计划。她知道预报的风暴可能会使那个地区无法进入，直升机到时候就毫无用处。她也知道她丈夫和其中一位队友，来自苏格兰的詹姆斯·格里夫（James Grieve）都是全球救援的会员。加德满都时间周一早上——弗吉尼亚时间周日晚上——她丈夫又打进一个电话。这一次他们决定向全球救援寻求撤离援助。此时，大约150人已经撤离1号营地，但是Summit Climb成员没能全部进入直升机，风暴却正在靠近。凯西立刻联系了全球救援，与曼谷的一位医护人员杰夫·韦恩斯顿（Jeff Weinstein）取得联系，对方立即联系了什里·哈里·库科尔（Shree Hari Kuikel），鱼尾航空公司的运营经理。这家公司是全球救援在尼泊尔合作的6家直升机公司之一。那天尼泊尔政府正好宣布控制所有私人飞机的飞行，但是库科尔说他能够在第二天找到一家直升机飞往1号营地。那天晚上，韦恩斯顿通过座机和帕特里克通话。“他说，‘别担心，我们在，’”麦克奈特回忆说。

第二天，鱼尾航空派了一架直升机从卢卡拉飞往1号营地，到达1号营地时，驾驶员发现1号营地已经被快速聚拢的云层遮蔽。他计算出他只有45分钟的最佳天气状况来展开这场救援。麦克奈特拿出他的全球救援会员卡，朝驾驶员晃了晃，驾驶员竖起大拇指表示确认。

很快麦克奈特和格里夫都在飞机里面了。接下来的一小时，驾驶员往返于1号营地和大本营，营救Summit Climb的其他队员。马祖尔让剩下那些队员和夏尔巴人一起组队登机。夏尔巴人因为付不起费用，所以一直没有撤离机会。此时已没有别的选择，让谁继续留在那里都相当于谋杀。他们已是留在营地的最后一支队伍。

这一队人留在大本营过夜。第二天，鱼尾直升机驾驶员将他们送回卢卡拉。麦克奈特和格里夫与一具尸体一起待在直升机里，这名尼泊尔男人在大本营的雪崩中丧生。由于直升机已经几乎没有空间了，所以他们只能坐在这具冰冷的尸体上。当他们到达卢卡拉时，安德森与他们见面，几天后他们就拿到了回家的机票。

“我对全球救援致以最高的崇敬，”帕特里克·麦克奈特告诉我。“我听起来像个广告代理人，但无论会费多少，我每年都会支付。因为我很确定我不能没有它。”

灾区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地方，国际搜救组织会首先到达，接着就是大型救援组织——美国救援（USAid），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红十字会。大家的使命都是利他的但并非无私的。这些组织提供援助，但同时也争夺一些资源：进入权，当地的情况，酒店，直升机和宣传机会。

而私营救助行业也有类似的竞争。一天韦恩斯顿遇到了一位曾经在全球救援工作、现在就职于红点的人。两人感觉都很亲切，但当时只有有限的几架直升机在尼泊尔。而红点和全球救援都想要得到。在灾难发生后，两家公司的表现都值得赞叹，他们都撤离了很多客户，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全球救援免费将Summit Climb的夏尔巴人从1号营地救出，同时红点也向农村派遣了创伤外科医生。“如果飞机上还有空间，这些公司都会帮助他人，”前全球救援的公关经理约翰•莫瑞（John Moretti）说，“如果能够得到一些宣传，那就更好了。但是，他们终归是私营公司。他们没必要做政府该做的事。”

在地震发生后的那些日子，全球救援的队伍兵分两路。韦恩斯顿在接到凯西·麦克奈特的电话后，飞到卢卡拉加入安德森他们，两人准备迎接最后降落的客户。弗雷泽和派奇留在加德满都，和一位需要帮助的客户保持联系。一天晚上在加德满都吃晚餐时，我问他们是否想要前往那些遭受重创的山村去帮忙。“我们并不具备那样的条件，我们也没有被派往那里，这超出了我们的职责范围，”派奇说道。

“我们的关注重心还是在我们的会员，”弗雷泽说道。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但是，作为医护人员和营救人员，看到这一切时，我是很沮丧的。”

第二天，我去拜访尼泊尔dZi基金会的主任本·埃尔斯（Ben Ayers）。dZi基金会是一家非盈利组织，处理尼泊尔农村学校的安全问题和福利问题。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埃尔斯帮助弗雷泽将卢卡拉的伤员分类。埃尔斯十分尊敬弗雷泽，但他对于全球救援在尼泊尔扮演的角色颇有微词。“有个问题就是那些飞机都去救助惊慌失措的游客了，”他说，“而不是去救那些在Ghorka已乱成一团的人们。”在地震的震中，那里遭受的摧毁已接近海啸的毁灭程度。但全球救援却能够调动这类珍贵的资源，这并不奇怪。“这是一个金钱万能的地方，”他说。“这是一个封建型社会。”

之后，我把这些反馈给了理查德。我问他怎样判断全球救援在调动直升机这件事上的角色。“这些问题都很难处理，”他说。“尤其是当你试图操纵一场可怕的灾难，同时你试图决定谁能获得这些稀缺资源的时候。很难说在最初的36到48小时之内，谁会比登山队员更加需要救援。比较需求等级这件事本身就很难。”

他又说道，“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为那些深陷困境的人做更多的事。但当我们的客户需要我们时，能够帮助他们也是一件好事。”

5月3日，星期一，大多数登山者和旅行者都离开了卢卡拉，小镇的茶馆和旅店都空无一人。但安德森还需要处理完一件事才能回到曼谷的工作岗位：他要搭乘一架直升机去接约翰逊，他还在马卡鲁峰上，并且椎间盘已经突出。安德森又在这个小镇滞留了两天多。那时候，他走进一家被破坏的医院和他曾经遇到的一位年轻医生交谈。这位医生是瑞士人，当时正在检查一位病人。这个尼泊尔男人看起来快40岁了，他从山上掉下来，头部受伤，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医生们给他打了轻度麻药，而他的家人则试图阻止他拔下针管。安德森很快意识到这个人需要CT扫描，可能还需要动手术。所有的症状都指向脑部出血。但瑞士医生告诉他，这个男人还需要再等等。

“等什么？”安德森问道。医生说把这个人送到加德满都是最好的选择，这需要花费3000美元，但他没有那么多钱。没有一家直升机公司会赔本飞行。

“这里还有一个人躺着，”安德森后来告诉我，“只是因为他没钱支付直升飞机的费用，他很可能会死掉。看着那些富人争相抢着航班，我就在想，‘他真的很需要离开这里。但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局面。全球救援不能像公众预期的那样，为每一个遭遇困境的受难者提供公益性援助。它不是红十字会。但是，这次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安德森。“这很难，”他说。“利用我们的背景，我们想到那儿去，我们想要帮助那些人。”第二天这位病人被送到了加德满都。他的家人说他活下来了，但他是否受到永久性伤害仍然是个疑问。不论医生还是安德森，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尼泊尔工作结束后，弗雷泽向全球救援递交了辞呈。此举很大一部分是个人原因——他和贝基准备结婚了，而且想要待在一起。他告诉我，合同期内他将继续为全球救援工作，他很感激公司能够给他这个机会去救助卢卡拉的病人。“全球救援把我安排在那个职位上，”他告诉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说他准备回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那里他将会创立一个非盈利组织，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

 

翻译：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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