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我们做新闻的人是随着历史一起成长的，近距离感受国家发展的脉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在“历史的底稿——十七世纪后中外珍报展”的开幕式上说到。

此次展览来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张力奋的收藏并由其本人策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九十周年纪念的献礼。展览将于10月26日持续到11月25日，参观者可以在此看到近90件17世纪后的中外报刊，除《申报》创刊号之外均为原件。其中，最早的报纸印于17世纪中叶，最近的为21世纪，跨度300多年。开幕当天，张力奋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围绕“近代上海报纸与市民生活”展开学术对谈，追溯了报刊的流变，以及传播介质的改变对纸媒的影响。

关于展览：近90件报刊如何而来？

因为对纸媒有特殊的情节，加之自己在英国研习传媒多年，张力奋笑称自己染上了爱好收藏的“英国病”，但是这种“病”也让他下意识地搜集刊载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报纸，让我们得以回溯印刷文明，重温重大的历史事件与集体记忆。

张力奋的收藏涵盖了近100个国家，这些报纸来源于不同的地方，有些来自各国机场休息室的赠阅报刊，有些偏远小国的报纸则是拜托旅行或出差的友人带回，有些是从拍卖行、收藏家处购得。虽然搜集报纸的漫长过程耗费了大量的心力，张力奋却觉得极为必要。在活动现场，张力奋提出人类应该重视对历史的保护，而他在接受复旦大学学生采访的时候称“原始的文献与器物是我们思考文明和历史的首要条件”，“没有保存，历史就失去了依托。” 然而，报纸作为“历史的第一份底稿”，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史料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时代局限下新闻机构专业化程度不足，报道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颇。所以我们也应该对报刊提供的史料作出甄别，有所存疑。

那么，这近90件参展报刊是怎样被选出来的呢？张力奋介绍说，这不仅需要报纸本身的新闻史价值，还需要考虑到新闻内容本身的历史意义：参观者可以在这里看到作家卢新华的《伤痕》手稿；1930年代的《申报增刊》；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布的关于高考改革的新闻；1979年8月12日《解放日报》发布的《一辆二十六路无轨电车翻车》的报道，也被载入了当代新闻史，因为它突破了党报（尤其是头版）不刊登社会新闻的禁区，代表了中国新闻议程进入“正常化”……在这些报纸中，张力奋花最长时间找到的，是1980年代的《蛇口通讯报》，它也是深圳特区最早的报纸。所以即使藏家不肯单卖，并开出一万元的高价，他仍然买了下来。此外，在现场，参观者还可以看到复旦大学86级学生邱兵（梨视频创始人，曾任《东方早报》总编）制作的手工报纸。在1984至1990年间，制作手工报纸是“新闻编辑”课程期末考核的重要内容，学生需要自创、自采、自编、自排，独立完成全部的生产流程。

另一方面，此次展览还均衡了报刊的地域与国家的分布。除了国内的报纸，参观者还可以看到十七世纪的英国《伦敦宪报》（London Gazette）、1888年FT创刊号、19世纪中叶的《巴黎少女》杂志、20世纪的苏联《真理报》。通过这些报纸，我们可以看到“改变历史进程的突发新闻”：美国介入一战、希特勒、戈培尔自杀/柏林沦陷、人类首次登月成功、911纽约恐怖袭击。据张力奋介绍，此次珍报展的第一件展品——十七世纪的中国地图，是他在报道苏格兰公投时从爱丁堡高价买回的，它由意大利传教士通过实地勘测绘制，是西人绘制的最古老的中国地图。

在张力奋看来，此次展览并没有“最具有历史价值”的展品，因为每一件展品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他希望大家在观展过程中不仅仅是看到一份份报纸，而是透过这份报纸重新经历这些重大的历史场景，“作为历史的底稿，新闻的记录与叙述，这种对历史的感知，也许不是最准确的，但却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历史体验。”张力奋还特意指出了此次展览有两个特殊的设计，一个是展墙上的电子表，上面标示的年月日时分秒也是对历史时间的隐喻；另一个则是展厅正中的展品每天都会更换一件，他希望大家能够经常来看，并在观看的过程中，获得自己关于新闻与时间的理解，丰富对于时间的认知。

此外，张力奋还指出了当下新闻业传播秩序存在西强东弱的情况，例如，他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关于非洲国家的重要新闻报纸，他希望当下的新闻业能够有所发展和进步，建立更加平衡的传播秩序。

纸媒今夕：与市民生活休戚相关

复旦大学原新闻系系主任、教授董荣华在珍报展的开幕式上回顾了1935年复旦大学30周年校庆之际举办的“首届世界报纸展览会”的情况。当时展出了33个国家的上千种报纸，包括1833年的美国《太阳报》创刊号、1872年的《申报》创刊号等，那次展览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遗憾的是，随后抗战的爆发使得展览被迫中断。因此，董荣华指出此次珍报展也是对历史的延续和致敬，他激动地说，“这是时隔八十多年后的第二届，希望以后还有第三届。”

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也在致辞中提到了珍宝展上的文字注释，他说“此次展览的说明文字，虽然短短几行，但透露着扎实的新闻功底、广博的历史视野和背后的历史情怀。”所以他在赞美展览细节的同时希望有机会能够促成更多展览与市民见面，让普通市民也感受到报纸所承载的历史力量。

事实上，报纸是近代中国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中国近代知识生产体系的建设，在近代中国的文化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开幕式后的“近代上海报纸与市民生活”的学术对谈上，张力奋为观众展示了自己收藏的印刷报纸的铅字，他说他在课堂上也喜欢给学生看实物，因为这样会让他们真实地触碰到印刷文明的发展，感受到历史的重量，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当时的那段历史是有关系的。张力奋还指出传教士对近代报业做出的贡献，他认为，我们现在往往忽略了19世纪初到1930年代上海作为东方大都市呈现出的报业上的繁荣。《泰晤士报》的总编辑当时来访上海，就对史良材的《申报》印象深刻，震惊于其印刷速度。在那个时代，史良材已经将欧洲最好的印刷机引进了中国。通过这样的事例，张力奋希望人们对近代中国曾有的报业发达程度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并反思新闻业当今的不足与缺陷。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表示，除了印刷技术的发展，当时上海报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众需求的支持。在活字印刷出现后，新闻成了一种“产品”，产生了一定的公共性。新的中产阶层不仅把报纸当作知识需求，还把它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当《申报》进入到市民生活中，也“搅动了整个城市”。只是限于当时报纸传播的途径，其辐射的范围较小，即便如此，在江浙地区，还是可以在当天读到上海的报纸，因此也造成了当地的启蒙。

而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传播介质的改变，除了少数有“纸质癖”的读者，报纸似乎已经从普通市民的生活中消失了。现场有观众提问到，展厅一楼的第一件展品是十七世纪传教士绘制的最早的中国地图，最后一件是《东方早报》的终刊号。（《东方早报》于2003年7月7日创于上海，2016年12月31日停刊，原有的采编运作人员全部并入澎湃新闻。）那么，这是否代表张力奋本人对纸媒命运的看法呢？

张力奋表示，他并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在他看来，虽然传播介质改变了，但是只要新闻的专业精神和理想还在，它的灵魂就不会丢失，新闻的理想和使命依然会延续下去。他指出，对照当今新闻媒体的发展，做得不错的那些，其前身都是传统媒体。张力奋认为，现在我们的新闻行业缺乏的并不是技术，而是内部的沟通，所以他希望媒体能够具有公共性，增加对现实的关照，改变萎钝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