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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硅谷精英会把孩子送进远离电子产品的私立学校?

简言之,虽然这一代人不太容易被与人工智能或其他高级算法的产物相关的虚假承诺所迷惑,但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足够的学识和经验,去理解科技产品与我们所栖身的社会环境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孩子们背着重重的书包向校车走去” 图片来源:woodleywonderworks

近几年,媒体向我们源源不断地灌输着这样的故事:硅谷的技术主管常选择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不允许使用电子产品的私立学校。

这类新闻的早期报道包括2011年《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该文披露了所谓“电子商务精英”的子女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并举了eBay网首席技术官的例子:他的孩子在严禁使用电子产品的华德福半岛学校(Waldorf School of the Peninsula)就读。英国《独立报》2017年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的小孩与电子产品完全隔离的童年。该文把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的现象跟他们的抑郁情绪与自杀情绪联系到了一起——但很不幸,它把二者之间单纯的相关关系当成了因果关系——并且洋洋自得地得出了以下结论:“智能手机、平板和电脑会让人上瘾,富裕的硅谷家长看似比一般老百姓更清楚这一点。”《纽约时报》2018年的一篇文章直接用“有毒”、“魔鬼”、无异于“可卡因”等字眼来形容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并且还慷慨激昂地表示:“技术专家知道手机的真面目,所以他们很多人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远离这些东西。”

这些文章认为,只有技术专家能够接触到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知晓科技产品对儿童的危害。我与硅谷的技术人员一同生活、工作,并且研究了他们20年之久,在此我可以确信地宣称,所谓不为人知的秘密并不存在。

诚然,与大部分人相比,技术专家掌握了自己创建的系统的更多技术细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儿童的成长发育,以及在广义上的科技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也是专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被媒体的报道牵着走,跟我们一样,相信在电子产品上花费太多时间不是件好事,同时,他们也很容易盲目听信其他内容的报道,比如与疫苗和饮食减肥法相关的新闻。换言之,他们所经历的培训并没有使他们“高人一等”,他们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同样毫无头绪。

举个例子,许多技术人员确信,他们必须同心协力地监督和培养孩子在使用电子产品时形成良好的习惯,这种信念同时也坚定而朴实地扎根于许多非技术出身的中产阶级家长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而私立学校自然也需要精心打造一个又一个故事,来吸引那些对自己孩子的未来忧心忡忡的精英家长们。有的故事把毕业生的创作才华归功于学校营造的“零电子产品”环境。还有类似的故事打着“抗污染”的旗号,强调给孩子一个纯净童年的重要性。技术出身的家长跟其他人一样对这些话深信不疑。此外,在这些故事中,电子产品要么拥有很高的存在感,要么被强力排斥在故事之外,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故事完全是利用了家长长期以来对社会变化和新媒体的恐惧,与所谓“技术人员独家掌握的关于电子产品的特殊知识”毫无关系。其实,类似的故事早而有之,18世纪的英格兰便有着“小说会腐蚀人的灵魂”的传说。20世纪后半叶,这些腐蚀的源头变成了电视和电动游戏,到了本世纪初,因特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科学儿童Sid正在研究iPad” 图片来源:jencu

这并不代表这些产品对我们百分百有益——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它们的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也远没有上述故事形容的可怕和极端。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表明,真正重要的是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环境(是在家庭聚会的合家欢乐环境,还是自己玩了一整天?)、他们观看的内容(是在跟外公外婆视频聊天,还是在看暴力视频?),以及成年人是如何去与他们交流他们所看到的内容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若是相信技术人员出身的家长能够掌握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危害等秘密内部消息,就相当于是对以下这条危险谣言的笃信又加深了一层:技术人员永远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越高,他们精通的知识范围就会越广泛。

拥有技术背景并不代表一个人能够免疫名不副实的假新闻的影响,若想论证这个观点,我们只需要看看硅谷内部及周边的多所精英特供、完全看不到电子产品的华德福学校(Waldorf schools,该校不提倡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疫苗接种率即可。接种疫苗是很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理念早已是科学共识。但在2011年一期《纽约时报》某文章的主角华德福半岛学校中——该校家长多为技术人员出身,且该校秉持“零电子产品”的理念——平均只有36%的幼儿园儿童接种了所有的必打疫苗,到了2016年,加利福尼亚州终结了以前该州部分人基于宗教和个人信仰而享受的接种疫苗豁免权。既然这么多的技术出身的家长都受到了关于疫苗的不实信息的影响,那么他们必然也会被其他谣言牵着鼻子走,比如使用电子产品的危害,以及对“污染”的毫无根据的恐惧。

华德福半岛学校 图片来源:Corbis

但人们依然盲目迷信着技术精英这个群体,而且我几乎每天都能发现新的案例。人们对技术精英的仰视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习惯于在世界性的问题上寻求科技公司创始人和高管的建议,我们通过他们在慈善活动中所展现的魅力、他们以生态为主题的TED演讲中所散发的领导力,以及他们在职场性骚扰问题中所喊的“向前一步”(lean in)口号等方面,寻找着问题的答案——虽然这些话题通常已超出了他们本身的专业范畴。人们对这个群体的信任范围正在扩大,从技术高管向普通员工延伸。

“技术人员都是思想领袖”的传言最开始是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我的——当时是2000年代早期,我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工程专业的一名本科学生,经常能听到与“工程学例外主义”(即认为工程学在很多重要方面不同并且优于其他领域)相关的故事。按当时的传言,计算机专业是全校范围内大家最想进,同时也最难进的专业。我经常会听到关于“硬”学科和“软”学科之间的价值差距的性别歧视笑话,这些笑话专门用来奚落非技术专业的学生和他们的专业。“科技可以成为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大概算是我们所听到过的最糟糕、最危险的传言,而且很多人相信了。许多技术人员因此变得自大,并且选择性地忽视了反面案例——比如许多网络空间确实对大部分人有危害;科技驱动下的教育和发展计划往往短命,而且会损害长期的进步;科技非但没有改善阶级不平等,反而导致了更多的权力固化,以及对人们的监视和控制。很不幸,“科技优越论”之所以通行无阻,是因为它的可信度是金钱给予的:一位毫无经验的计算机专业学生在科技公司暑期实习挣的工资,可以达到半工半读的学生一年挣的钱的三倍之多。简言之,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很容易便会相信我们实力超群,无所不能。

更关键的一点是,上课时,老师教导我们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的力量在于“模块化”和“参数化”,并且制造了许多可供解决的“抽象问题”,把我们与现实世界的混乱完全隔离。不管是从字面上还是主观意愿上来说,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做斗争远远超出了计算机专业的学习范围,并且被当作“不重要的问题”撇在一边。这些复杂问题只有在院系里千载难逢且饱受嘲讽的“人机交互”课上,或者学院唯一的“道德”主题研讨会上才能得到讨论,这些讨论会以如何避免软件造成的灾害(比如Therac-25辐射事故)为关注点。这些课程不仅只是选修课,而且课上的老师也会揶揄,自己的课总被安排到没人要的上午时间段,这也侧面反映出院系里不同课程的相对重要性。

我后来在斯坦福大学读了传媒学的博士,并辅修了人类学专业,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范围,突破了计算机专业眼界的限制。而在2000年代中叶到2010年代早期,斯坦福大学计算机院系的文化氛围和教育跟我在伯克利时并没有多大差别。这些潜规则在科技世界中的影响已愈加广泛。工程院系的研究人员能够得到大笔拨款,用于处理重大的伦理道德问题。而专攻社会科学、真正深入研究过这类问题的学者却只能四处艰难筹集资金。虽然谷歌公司的一项内部研究显示,在影响团队领导能力的诸多变量中,技术能力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个,但许多公司在雇佣管理人员时,仍会更青睐主修技术工程类专业的毕业生。此外,他们甚至还会给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安上“设计伦理学家”的美名,尽管这些学生从未涉足伦理学或是社会科学的课程。数十年来,像谷歌这样的公司不仅故意忽视那些专注这些领域的“软科学”,而且还忽视了他们本可以从研究结果中学到的许多教训。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我如今在这篇解说性文章中甚少提及我的计算机专业的学习,但这个学士学位的确帮我敲开了许多科技公司的大门,而且帮我开启了与许多前景大好的科技研究网站的对话,多得远远超出想象。

简言之,技术精英并非天然具备——无论是就他们所受的教育还是工作而言——成为道德或是思想领袖的必备素质。

他们一方面帮助开发新的技术,另一方面却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远离电子产品的精英学校,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与其说是他们掌握了所谓内幕消息,倒不如说是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和个人选择来维持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以此寻得一丝安慰。这跟他们选择不让孩子接种疫苗的动机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选择以牺牲所有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让他们在健康方面拥有所谓的竞争优势。即便在我攻读计算机学位的时候,在技术界的理想主义思想还相对强势的时候,院系的几个女生和少数族裔学生依然遭遇了固有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现如今,业内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出现这样的丑闻: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始作俑者逍遥法外;科技被用于监视和惩罚弱者;以及整个行业从前所未有的数据整合中获利的新闻。在我还是一名计算机专业学生时所学到的,以及在业内听到过上百次的各种各样的“准则”——比如“快速前进,打破陈规”,和“请求宽恕比获得许可更容易”——正在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而且结局惨烈。

这并不代表科技公司高管和员工跟大多数反疫苗接种者的心思一样坏。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过分醉心于自己正在构建的项目中的某个有趣的技术细节,或者是沉迷于对资金、升职或得到认可的不懈追求。几乎没有人会跳出理论和浅薄的表面,从更宽泛的道德层面上来考虑他们的工作性质——或许只有在帮助他们的孩子远离高科技产品的所谓不良影响时除外。雇佣他们的公司通过在项目启动和代码运行成功时对他们实施奖励,以此来制度化这些“潜规则”,但他们从不会对项目进行谨慎的伦理审查,也从不会做出终止项目的决定。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技术高管虽然有特权加持,早已不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但在公司股东的压力下,他们依然不得不去压榨其他小公司——那些公司若是没有个性化广告的投放,往往无法赚取利润。我们现在很清楚,这种个性化广告往往需要收集愈发大量的数据,而用于收集的工具是否有悖于伦理道德,还有结果数据质量如何,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特里斯坦·哈里斯 图片来源:RobertGumpert/The Guardian

也有极少数技术人员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满工程学相关专业的教学方式,以及这个行业的潜规则,他们向自己工作的道德水准发出质疑,但他们之中有能力用语言表述,或是能从正确的视角解析自己遇到的复杂问题的人就更少了。我们可以以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曾在谷歌公司担任“设计伦理学家”的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的故事作为案例。他曾经被称为“全硅谷最接近良心的家伙”。尽管如此,他在向人们散布对科技产品“成瘾”的恐惧情绪时,也使用了反乌托邦式、技术决定论式的修辞手法和“精挑细选”的案例——那些坚信“零电子产品”的私立学校对孩子有利的家长也是用同样的故事说服自己的。事实上,正是这种与“纯净和污染”的话题有关的文化恐惧,导致人们开始只吃有机和转基因食品,也造就了人们对技术——和疫苗接种——的排斥。家长经常喜欢把自己的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即便是技术人员出身的家长也是如此,拒绝电子产品和疫苗接种就是很好的例子。简言之,虽然这一代人不太容易被与人工智能或其他高级算法的产物相关的虚假承诺所迷惑,但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足够的学识和经验,去理解科技产品与我们所栖身的社会环境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随着“技术人员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的谣言越传越广,这种道德上的缺失变得愈发亟待处理。专业的技术背景并没有让华德福学校的家长在疫苗接种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些背景同样也无法赋予他们特殊能力,从更加广泛的角度去评估技术对我们的影响。普遍而言,今时今日的技术培训可能会产生反效果,助长专业人士的傲慢之气。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我们必须认清技术世界的本质:这个产业既孤立隔绝,又影响深远,而且迫切地需要更多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

本文作者摩根·G·艾姆斯(Morgan G. Ames)的新书《散发着魅力的机器:“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项目的开启、结束与遗留》(The Charisma Machine: The Life, Death, and Legacy of One Laptop perChild,201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记录了“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项目的历史与影响,如今,尽管这个项目失败了,但激发了该项目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依然激励着其他试图通过科技来“扰乱”教育和发展的项目,艾姆斯也在书中对各种原因进行了分析。艾姆斯现在就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信息学院。

(翻译:黄婧思)

来源:洛杉矶书评

原标题:The Smartest People in the Room? What Silicon Valley’s Supposed Obsession with Tech-Free Private Schools Really Tells Us

最新更新时间:11/08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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