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苓（Lynn Chen-Zhang，美国著名理财师——译注）的大儿子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问父母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学习：一个同学明明告诉他，他有富裕的父母，生活可以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问题让陈苓和她在密歇根州波蒂奇经营财务咨询公司的丈夫很担心——并促使他们开始和两个儿子讨论未来的财务状况。他们计划支付孩子们的学费，但陈苓告诉我，除此之外，他们想说的是，“你得靠自己。别指望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遗产。”

陈苓的儿子学习非常刻苦——现在，他们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在金融领域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因此，如果她和丈夫在金钱上给他们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她猜这些钱会以礼物的形式送给未来的孙辈，比如大学储蓄计划。“我认为留一大笔钱给下一代，并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她说。“从自私的角度来看，我希望孩子成功，希望他们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陈苓和她丈夫的做法可能是对传统遗产思考方式的一种颠覆，但这种思考方式其实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关注继承人的福祉。一些富裕的父母关注的不是他们的孩子得到的是否足够，而是确保他们不会得到太多。

担心太多遗产反而会损害下一代的利益，并不一定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富人神经症。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同情的话题。人往往在刚刚成年的时候形成了重要的身份认同，这时候获得巨额财富可能会让人感到孤立和难以承受。据我之前交流过的理财经理表示，父母和祖父母的主要担忧是，接受太多的遗产会削弱继承人的工作意愿。目前似乎并没有任何研究系统地检验这种影响，但我咨询的研究人员说，根据他们的经验，仅仅是巨额遗产的存在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没有进取心。尽管如此，这一问题仍然是一些富裕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担忧。

考虑到大多数美国人的遗产并不奢侈，总体来说对遗产过多的担忧可能相当罕见。来自美联储的数据显示，大约85%的遗产少于25万美元，其中大部分少于或等于5万美元。但是，这个国家的一小部分人却把一大笔不成比例的钱传给了下一代。虽然从1995年到2016年，只有2%的遗产超过了100万美元，但这2%的遗产占了那个时间段遗产总价值的40%左右。据我交流过的一些理财专家表示，他们预计许多净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不会像陈苓那样思考问题。但在美国，超过这一门槛的家庭并不少：一家名为Spectrem Group的财富管理咨询公司最近估计，约有140万美国家庭名下拥有500万至2500万美元的财富，另有17.3万美国家庭拥有超过2500万美元的财富。

那么，究竟多少遗产才算太多呢？目前关于确切的数字并没有一致的标准。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曾采访过的财富和遗产方面的专家，他们提到了一句常被认为出自沃伦·巴菲特的话：“一个很有钱的人应该给他的孩子留足够的遗产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但是不够他们什么事都不做。”这句话在抽象概念方面很有帮助（也很容易记住），但在具体数字方面没有提供太多指导。

不过，斯科特·纳什（Scott Nash）谈到了具体的问题。纳什是美国东海岸的连锁超市“妈妈有机超市”（Mom’s Organic Market）的创始人，他赚的钱要比分给三个孩子的钱多得多。“我不会让他们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我认为这对他们的进取心不利，” 纳什告诉我， “我认为，人应该在精神上保持一种生存模式，直到35岁左右。”

纳什认为他和妻子不会留给他们的孩子超过200万美元或300万美元（按当今购买能力计算），假设当他和他的妻子都已经不在了，他们的孩子接近或已经中年，在工作但并没有继承大量遗产的期望。在这一点上，纳什认为遗产将帮助他们“避免痛苦的情况”，并保证他认为的良好生活方式的“基础”。“良好”当然是主观的，但纳什希望他的孩子能够“送他们的孩子上好的大学，住在他们想住的地方，享受一些假期”。他会给孩子们留下钱，但“不会多到让他们不用工作”。 纳什预计，他余下的大部分财富将用于慈善事业。

纳什认为，在他所处的社会群体中，他是少数谨慎考虑应该给孩子们什么东西的人。“我有些朋友已经给上大学的孩子每人500万美元了，”纳什说，“这并不是遗产，只是一大笔钱。”考虑到纳什的观点，他属于“爱国百万富翁”组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一个由富人组成的倡导组织，他们被“美国财富和权力的不稳定集中”所困扰。

“婴儿潮一代（指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1946年至1964年年间出生的人群——译注）正在变老，（其中一些人）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弗吉尼亚州北部的财富管理公司Cassaday & Company的负责人史蒂夫·卡萨迪（Steve Cassaday）表示，“他们真的在考虑这个问题。”即“如何使用他们的钱”。 卡萨迪说，当客户担心留下的遗产太多时，他们似乎喜欢的另一种选择是减少遗产的数额，并“将差额存入一个慈善基金，由孩子决定支出”。

对什么是“太多”的看法似乎各不相同，部分取决于父母自己是继承了财富，还是自己赚了大部分。当大量财富代代相传时，继承者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只是财富的看护人。”行业刊物《财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的高级编辑戴维·勒诺克（David Lenok）说，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保持家族传统，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孩子。

勒诺克告诉我，白手起家的富人与财富的关系可能与传承者不同，因为他们有积累财富所需的第一手知识。因此，他们对遗留给下一代可能更感兴趣的，不仅仅是钱，还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他们更有可能在”限制遗产的问题上划清界限，勒诺克说。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咨询的理财专家中，没有人会把一个特定的数额称为理想的、平衡的遗产。美林私人财富管理公司（Merrill 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的家族财富中心（Center for Family Wealth）负责人斯泰西·奥尔雷德（Stacy Allred）表示：“在这个行业，我们会笑一笑，因为家长往往希望得到某种神奇的数字……当然，现实情况要微妙得多。”

马修·韦斯利（Matthew Wesley）是奥尔雷德的同事，他告诉我，当他在硅谷担任遗产规划律师、为拥有数千万或数亿美元资产的家庭提供咨询时，经常听到这个问题。“大约四五年前，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似乎行得通的答案，”他说。“答案是：你给他们准备了多少就有多少。真正应该强调的重点，不是钱的数量，而是孩子们是否准备好接受这笔钱。”

应当准备的一个要素是熟悉商业和金钱的世界。“我觉得人们普遍认为，有钱人的孩子会继承现金、股票和债券，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会继承的是信托、基金会和有限责任公司等组织。” 韦斯利说，“因此就必须知道信托、基金会和有限责任公司是如何运作的。”

而这些准备工作可以早点开始。洛杉矶投资公司Kayne Anderson Rudnick的高级财富顾问达斯汀·盖尔（Dustin Gale）建议，客户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会他们“一美元的价值”。盖尔说，当孩子只有7岁的时候，父母可以教育他们投资的基本知识，比如让孩子坐在你的腿上，看你进行投资组合，听你谈论一个具体的公司。

给家庭成员钱的标准选择是捐赠，很多富裕家庭做了这样的事。一些备受瞩目的超级富豪，如巴菲特、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已经公开承诺将其巨额财富用于慈善事业。但是我采访到的六个理财经理说，当有钱的父母想出要把多少钱留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往往倾向于做出为孩子好，而不是最适合社会的选择。

新学院（New School）的社会学家、《不安的街道：富裕的焦虑》（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一书的作者雷切尔·谢尔曼（Rachel Sherman）对于广泛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并没有改变许多人对遗产规划方程式中遗产成分的看法感到并不奇怪。“既然没有人能预测未来，那么尽可能多地保留或放弃就很有意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她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医疗和养老甚至会让富人破产，我们更有理由保留/传承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谢尔曼还指出，人们对于死后他们的钱会发生什么的想法很僵化: “我认为，金融专业人士反复强调的关于金钱和积累的传统观念，让人们很难想象，除了尽可能多地积累和传递财富之外，还能用自己的钱做些什么。”

然而，围绕遗产规划的决策过程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比过去更加开放。美林家族财富中心的韦斯利勾勒出了一代人的演变过程，他说：“如果你看看‘最伟大的世代’（美国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口群体——译注），你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在闭门造车地规划遗产——尽可能多地保留遗产，建立信托，并让这些信托尽可能长时间地专业运作。”

“沉默的一代”（通常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年的一代人——译注）中富有的人也支持信托基金，但有时他们会根据继承者的良好行为——比如，保持一定的平均成绩，远离毒品，甚至结婚——来支付信托基金的款项。这些“激励信托”的一些条款旨在阻止富人担心他们的子女和孙辈可能会经历的“激励负效应”，但韦斯利说，这些安排“最常被受益人视为（企图）从坟墓中控制他们。”

怨恨并不是很多长辈想要留下的遗产，但激励性的信托也确实会产生很多实际的问题。一些激励信托的创始人已经加入的一个条件是“收入匹配”，这意味着继承者只有在他们自己财富同样多的情况下才能从信托中取钱。但这可能会适得其反：投资公司路博迈集团（Neuberger Berman）的董事总经理黛安娜·莱德曼（Diane Lederman）表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有人想加入和平队（Peace Corps）或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等志愿服务组织，赚不了多少钱……但确实是一个高尚的目标。” 莱德曼告诉我，她经常会向考虑激励信托的客户提出类似的担忧。

韦斯利说，激励信托最近已经不那么受欢迎了，他们对遗产的独裁态度正在被一种更开放、更善于沟通的方式所取代。对于前几代人，“在最后一位父母去世后，他们才第一次知道遗产计划有多少钱，” 他说，“现在我们看到遗产信息的披露比以前早得多，人们（试图）以一种有条不紊、深思熟虑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无论今天的父母和祖父母决定把什么留给下一代，希望他们的后代知道会发生什么，并做好准备。”

本文作者Joe Pinsker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负责家庭和教育方面的报道。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