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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单亲、家暴、自杀后,这位少年他选择了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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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单亲、家暴、自杀后,这位少年他选择了流浪

故事里有爸爸的拳头,有不愿相见的妈妈,有不理他的姑娘,凄苦,迷茫,但他没有恨谁。

文|时尚先生Esquire 王琛

编辑|杜强

本文作者经历了一次毛姆式的奇遇。

远洋邮轮上,一个叫廖子安的少年讲述他无所凭恃的过往,他父亲,消失的妈妈,以及一触即溃的爱情。

廖子安是这样一种人:你以为小说中才有,但读过故事,又相信像他一样的人世间还有千千万万。

“十二岁那年我自杀过,我觉我这么小就死了太不划算了,所以一直掉眼泪,但是绳子断了,我没死成。”

在车间里,穿着一身白色的防尘服,廖子安走到孟彩虹身旁,我喜欢你,他靠近她的耳朵轻声说。

你妈妈已经有新的生活了。电话那边说。你也加油吧,就不要见面了。老太太说。

他开始了旅行,两年时间,他从宜昌走到了拉萨,走去缅甸,走完了东南亚的国家。

摄影 陈玮曦 叶开

美术编辑 王小明

我会不好意思,惭愧,脸红,当我高估了自己,当我成了一个狡猾的逃兵,躲在星巴克,倒扣手机,不敢接组长电话的时候。我是《时尚先生》杂志的编辑,北京,7月,为了写点什么,应聘去做美团外卖的送餐员。中旬到月底,送餐两个多星期,热,累,中间至少有十天我迟到、早退,最后干脆把租来的电动车锁在工体北路一棵树下,摘下黄色头盔,脱下送餐制服,换上休闲T恤,钻进咖啡馆。电动车餐箱里还有一本《萨哈林旅行记》,那是契诃夫30岁时去俄国流放地萨哈林岛的随笔。

去我的萨哈林岛,去记录那些被生活奴役的人,起初我真这样对同事说。

我加入的是美团外卖工体站第五组。宿舍在姚家园路北一块工地旁边,一栋感觉明天就要拆掉的小楼上,450块一个月,两张床,一大一小,睡三个人。只有木板和凉席,一张窗户,一个风扇。

你可以睡小床,组长说。

我找了个理由走掉了。几天后,在朝阳大悦城的单向空间,喝着咖啡,我向同事展示胳膊上的湿疹,我说它真的很痒,所以暂时不能住那个宿舍。

在这样的时候接到一个坐上度假邮轮出海五天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它是个太完美的借口了。那是西瓜视频组织的活动,邮轮从上海出发,停靠日本再兜回来。他们请了几百个短视频作者上船,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然后才告诉我的同事,我要去一趟,顺便为杂志带回一篇游记。

我开心地把电动车退了回去——四惠桥下,一家租车公司——拿回押金。我把《萨哈林旅行记》塞回书架,换下一本《重游缅湖》。我翻到那篇文章,《非凡岁月》,E.B.怀特记录了 1920 年代的一次出海航行。

我要求自己沉醉在对远航的想象中,计算日子,乘坐高铁复兴号抵达了上海。8月22日上午,吴淞港口,地中海诗芬达号(Splendida)通体白色,早被驯服的巨兽一般,乖巧地趴在岸边。

长度是泰坦尼克号的1.5倍。安检时我用手机检索它的信息,愉快地计算着。安检队伍很长,几乎两个小时,走进船舱大厅已过中午。我在咖啡厅坐下,放下背包,看了一会儿窗外灰蓝色的海面,乘客散了,才捏着房卡进了客房。

八楼,房号8200,室内配置与一般的酒店无二,当然,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窗外连接天地的海水和海水上缥缈游弋的船只。心旷神怡,我想此刻就是这个词所表达的感觉。

脚下的木地板轻轻颤动了一下,8月22日下午4点半,航行开始了。“船在海上,马在山中。”这时候,是的,我喝了一口咖啡,看着移动的海面,心里开始适时地默念洛尔迦的诗。以前我喜欢它,现在更喜欢了。

我翻动着客房手册,仔细辨认餐厅、酒吧、咖啡厅的位置,在手册上,邮轮就像一个剥去皮肉的鲸鱼骨架。我走出客房,吃了不算好吃也不算难吃的自助午餐,不坐电梯,每一层都看了一眼,电动游戏厅,图书馆,商店,不暇停留。

黄昏的霞光使海面闪光的时候,船上响起了警报。例行的救生演习。按照广播指挥,乘客们回到房间,脖子挂上橙色的救生衣,集中到了甲板。我摸着肚子上晃动的气垫,站在人群里。身在人群之中而不属于人群。这种临时感往往使人焦虑,现在我却开始享受它。

咸湿的海风里飘荡着某种蒙昧的新奇。天色暗了。

第一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走来走去,适应某种新的生活规则,直到躺回房间才觉得累,第一天晚上我没有去酒吧,闭上眼就睡着了——在海上,人很容易入睡——如果你可以忘掉地面上所有事情的话。

我最怕过年,廖子安说,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回家,早晨我去帮他打散酒,打回来给他烧火,他拿一次性塑料杯喝酒,喝到中午又开始打我。他抓着我头发拎着我,来回晃。他每天都打我,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他躺在另一头抽烟,我躺在这一头,一动也不敢动。我不敢翻身。如果吵到他,他就坐起来拿拳头往我身上砸。

廖子安扬起手臂,做出一个锤头下落的动作。他看着我们,似乎在期待应有的共鸣。我们当然没有。我们其他人只是互相看了一眼,没人说话。他就继续讲了起来。

12岁那年我自杀过,用的是家里捆米袋的绳子,绳子拴在床头,把脖子套进去。廖子安说着,往后仰了一下,两手在下巴那里比画着。

我觉得我这么小就死了太不划算了,所以一直掉眼泪,但是绳子断了,我没死成,他说。

他的讲述就像你在半梦半醒中听见身边的手机震了起来。那动静不强,只是轻微的震颤,嗡嗡嗡嗡,但它使你睡意全无。

你不会知道接下来你遇到的是谁,这正是旅行的好处之一。廖子安的出现印证了这一点。我是在西瓜视频的创作者名单里找到他的。他拍了几个月的短视频,记录他的徒步生活,因此被请上了船。那个列表的介绍是这样的:

800多天前,他是上海城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工人。16岁时,他高一,辍学了,来到这座城市,艳羡过大城市的繁华,也自知这些不属于他。为了讨生活,他两年里什么脏活都干过——服务员、建筑工、电子厂工人、外卖送餐员、快递员等等。

宜昌市太平溪镇,山上,村子叫黄家冲,廖子安说,他爸爸廖文金就像后来打他那样打他妈妈,因此他们在他1岁时候离婚。离婚证上的照片泡了雨水,他对改嫁的妈妈毫无记忆。幺爷爷廖呈祥收留了他。上学要坐一个小时的校车,闷热,又挤又晃,他经常吐出来。

廖子安只记得廖文金给他买过一次衣服,初二那年,因为亲戚指责,廖文金带他去了镇上的旺达商场,买了一套七波辉牌的运动服。两百多块。看儿子换上衣服,廖文金很满意。

稍息,立正,齐步走。他指挥着。

廖子安涨红了脸,按照父亲的要求走了起来。

立定,他说,向后转!

廖子安涨红了脸,立定,向后转。商场里的人聚拢起来,看着他来来回回地走。后来是跑圈。在商场里他跑了几圈,直到父亲满意。

我猜当天听故事的几个人都有恍惚,甚至某种微微的抗拒。一个女孩推开门,去阳台上透气了。

廖子安一米七的身高,皮肤很黑,头发没洗。他坐在地上,两手抱腿。他的童年故事回旋在我的脑子里。他是班上最胆小最自卑的小孩,别人敢拿针管给青蛙注水,一直等青蛙膨胀起来直到爆掉,他就只敢去水边抓蝌蚪。蝌蚪是一片黏稠的黑色网状物,他捞起来,带回家门前的水坑养着,但蝌蚪总会死掉。山路上遇到蛇,别人敢打,他就站住不动,让路,蛇走了他再继续走。读到高一,他的功课跟不上了,只好坐在那里编故事。他写了一篇没写完的穿越小说,项羽打败了刘邦,统一了地球。外星人入侵,他准备让项羽带地球人去一个新的星球,但没来得及写。高一学费涨了,廖文金不愿付钱,消失了。廖子安辍学去上海打工,这时廖文金打来电话要钱。他转给他五百块。这是父子最后一次联系,到现在,三年了。廖文金没有动静。

我们在廖子安的房间里聊了两个小时,中间我们打开了阳台,海风灌了进来,屋里的气氛似乎轻松了一点。

你爸爸,他为什么打你?我想了想,问。廖子安没说话。

原因是有的,不过要在五天以后下了船,在上海,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的时候,廖子安才说了出来。当然,即使说不出原因,我们也能理解。一个无缘无故打老婆打孩子的酒鬼父亲,在我们这里,在新闻里,并不稀奇。

第二天早晨,地中海诗芬达号在日本福冈口岸登陆。日本下了小雨,我们坐上旅行社的中转大巴。为了继续听廖子安的故事,我特意坐在了他的旁边,但是大巴走起来没多久他就睡着了。窗外的雨水从玻璃上滑下来。

雨中的福冈交通拥堵,下车时已经过了下午2点,车上的人在喧哗里下车,汇入商场的人潮,我没找到廖子安,回大巴车上换了短裤,走出停车场,往福冈的乡间跑了起来。越过几条马路以后就是农田,我跑在水稻旁一条石子路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摩擦声。

我心里想着廖子安。他的童年。只用了一个小时,那故事里的凄苦风浪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我心里那条浮荡在海面上的小船,使我的旅行不再是某种惬意且抒情的逃离,使我盯着大海的眼睛不得不收了回来,重新想着北京的工作。好吧,我的萨哈林旅行记。

我的组长张海飞有一米七的个头,黑,瘦,在电话里总是喘着粗气,似乎24小时都在抢单。我们工体五组每天早晨9点在工体北路的亚洲大酒店门口开早会,电动车在树下歪歪斜斜停满了,站长训话以后,组长就要总结头一天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制度是罚做俯卧撑。有天早晨,我迟到了,混进队伍一角,看见张海飞趴在地上很迅猛地做了几十个俯卧撑,做到最后腾地一下站起来,喊了一声“:我做齐了。”

我还想到在一个中午,在工体南路一个路口,我们一个同事的餐车剐了路边一个老头,老头追上去,拦住了他,右脸,左脸,右脸,连抽了他三个嘴巴。他报了警,组长带我赶过去的时候,警察正站在两个人中间调解。他摩挲着自己的一边脸。

在雨里我跑了几公里,走到一个便利店,买了一杯咖啡。待了一会儿,接到摄影师的电话,他说车要回港口了。

我跑回去,廖子安已经坐在座位上。

你去哪儿了,我吃了拉面,子安说,太贵了。

傍晚,雨停了,大巴在湿漉漉的空气里开回福冈口岸,下了车,乘客们排队回船。先上船的人已经回了客舱,地中海诗芬达号像一座高楼耸立在灰色的天空里。岸边是一群日本小孩的表演团,边跳舞边打鼓,几位日本老妇和着鼓声唱歌。我听不懂,那个旋律不算悦耳,给我的感觉正是白居易“呕哑嘲哳难为听”里的“呕哑嘲哳”。

廖子安没有排队,他从人群出来,拿着手机在口岸拍照。他越走越远,我只好跟过去。

空旷的港口罡风凛冽,他的身形和影子在巨大的集装箱之间若隐若现。

海风吹得我打了喷嚏。我听着那歌声,想到的是那些没有答案的事情。好吧,比如,什么是真实?什么又是艺术?到底是什么记录了我们的全部往日?是我的录音笔,还是海风,或者别的什么呢?

过于抽象了,这些文绉绉的带着酸味的苦味的问题。但这就是旅行的另一个好处。你遇到的事情会使你忍不住思考那些你平时不好意思大胆去想的事情。你真的会盯着镜子几分钟去想你自己到底是谁。你会想到那些跟生命的真相有关的所有的问题。只要你能想到,它们原本都在大海深处。你真的会去琢磨大海的深处有什么。

当晚,邮轮返回上海,起了大风。在14层甲板上,披着客房的浴巾,子安跟我聊了他在上海打工的故事。故事里的小女孩使他在上海的打工故事不至于完全是酸涩的,但也是她让他离开了上海。

你喜欢一个人,你会想靠近她,你会想跟她说话。你可以说很久。上海郊区,莘庄,廖子安是一家生产喇叭的车间流水线工人,工作时他们穿着防尘服,一身白色。

廖子安在2016年夏天遇到她,孟彩虹。快下工的时候他观察她的动作,跟在她身后,跟进食堂,打饭,观察她的位置,靠近过去,把餐盘放在斜对面,轻轻坐下——如果旁边没人的话。他会随便闲扯几句。他不确定她是不是喜欢他。他跟她说话她就回答,他不开口她就从不说话。到了秋天他才敢约她出去。他请她去欢乐谷,她答应了。

头天夜里他睡不着,第二天醒来也睡不着,洗澡,洗头,他们从颛桥站坐上地铁。

他记得她穿了青色牛仔裤,白色衬衫。他看着她的衬衫,他站在离她只有十厘米,或者二十厘米。不用问吧,当时他的心应该跳得很快。

站了一会儿,他伸出手,捏了她的衬衫下摆一下。拇指和食指。只捏了一下就松开了。

为什么?我问。

女孩子的衣服跟男孩子的材质看上去不一样,他说,我好奇。

好像更丝滑。他不好意思地补充了一句。

经佘山站,转到中山。欢乐谷人太多了,周末,人多,第一个项目过山车他们就排了两个小时。

扶住座位,他们并排从高处冲下,孟彩虹一直喊叫。廖子安一声不吭,他本来极为恐高,吓得脖子都扭疼了,但他就是不吭声。

当时我想,我是个男人,廖子安在甲板上说,我要显得勇敢。

然后他们去看赛马,看那些穿得五颜六色的人骑马冲杀。天快黑了,他们最后才去玩了那个冲水的游戏。雨衣十块钱一件。他只买了一件,给她穿上。他们坐在船上,从高处滑翔,冲进水里。他记得他的身上溅得全是水。

天黑以后,廖子安给孟彩虹买了一个粉色的布娃娃。

过了几天,在车间里,穿着一身白色的防尘服,趁着没人,廖子安走到同样穿着防尘服、眼睛贴在放大镜上、戴着一双白色手套做工的孟彩虹身旁。他记得自己是站在侧后方。

我喜欢你。他靠近她的耳朵,轻声说。

她抬了一下头,看他一眼,又低下头,拿擦布蘸着酒精,继续往电路板上擦了起来。他们车间的工作就是将那些灰黑色的锡膏从电路板上擦干净。

海风很大,如果你闭上眼会觉得身体有一个微微震颤的节奏。它节奏过于稳定,简直是另一种计时方式。海上的一只隐形钟摆。再加上酒的作用,我的头有点眩晕。邮轮此时行驶在一片全然的黑色里,天上没有星星,远处也没有灯火和船只,只有趴在围栏往海面上看,才能借着轮船的灯光看见一些若隐若现的白色浪花。

当然是伤心的,因此廖子安提到那个清晰的日期。也就是第二天,5月14日,他在工厂辞职,收拾行李,离开那间十平米、两张床、住了四个人的出租房,随便在街角找了一辆共享自行车,一路往宜昌骑了起来。路上他找网吧过夜,也睡过银行、公园。不成问题。

两个星期,到了长江边。他打了几个电话,找到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他坐上轮渡,过了长江,到了一个秭归县城。花了七十块,他记得清楚,在一辆摩的的后座他曲曲折折地上了山。

他打听到妈妈改嫁到了那里。他想去见见妈妈。

村书记把电话递给他,电话那边的人是他的外婆。

你好。他说。他没有叫外婆,他犹豫了一下,但叫不出口。

你好。那边的老太太说。

她问了他的情况。他如实回答。他说得很简单,他读到高一,辍学,去了上海打工。中间去木板上划伤手臂的那两个月没说,去横店做演员睡在地上演尸体那四个月没说,在电子厂做流水线的工作,最久的这一年,初恋这一年,也没说。

你妈妈已经有新的生活了,电话那边说,你也加油吧。

就不要见面了。老太太说。

我的录音笔在廖子安的脚边闪着红光。它记录了这个男孩的讲述,他的童年和他的爱情。然后我又想到那个折磨我的问题,怎么证明他的话是真的?像新闻记者那样所谓取得旁证吗?去找那个彩虹小姐,还是去找他那个无影无踪的父亲?

我宁愿相信他在讲述一场梦境。是吧,我们无法证实我们的梦境。梦境只有我们自己能参与。我们造自己的梦,做无法自证的梦之国王,然后在怅然中醒来,我们做一个又一个的梦,直到死去。

关于真和假,我愿意再说点别的:

或多或少,我的工作始终包含所谓寻找真相的色彩。是的,就是那种去往所谓新闻的发生地,打开录音笔作为备忘,跟当事人聊天,尽可能地得到一些说法。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曾在一家日报做过两年新闻记者,我去过一些新闻现场,但很多我旁观过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答案。比如江西南昌那回,2013年9月,新闻里说,有两个小女孩一起爬进洗衣机滚筒,姐姐5岁,妹妹2岁,然后盖子盖上了,滚筒开始工作,最后她们死在里面。我去她们家,见到了那台小天鹅牌洗衣机,直径很小,一个小孩站进去也勉强。我见到了她们的父母。我记得那个憔悴母亲的脸,她捂住眼睛。事情最终鉴定为意外,我记得我的恐惧。恐惧不只在于两个小女孩的惨死,而在于我不能相信那是真相。还有一回,湖北黄石的那个渐冻人,叫他老徐吧,他的两臂像枯枝挂在那里摇晃,他的烟酒店被查了,他向我诉说自己的冤屈,我没抱太大希望,报道发表,他竟然真的被赔偿了二十万。我心里有些不安。我记得他在许多问题上闪烁其词。比如,我问到他是不是真的一条假烟也没卖的时候。

他并未立即回答,转去说酒的问题。我没有假酒,他说。他不看我。

什么是真的?反过来说,真到底是什么?你很难一眼就看出来哪个人说的是实话。人们早已学会了算计和修饰。人们知道怎样话说一半,怎样不得罪人,怎样获得恰当的利益,怎样侧身钻过窄门,怎样在旋涡中抽身而退,人们早已习得了一套圆融之术。

我想到许多词语,比如“油腻”。我忘了这个词是什么时候被我们挂在了嘴边。但它的词义恰恰因此被消解了,那些原本跟它有关的意思:狡猾,虚伪,投机,面孔模糊,等等。那些所有与诚实和真诚对立的东西。人们谈到自己做的那些暧昧不明的事情时总会说一些同样暧昧不明的话,类似于大合唱当中的一员。人群里的人总是修炼出鱼那样滑唧唧的智慧,或多或少。

但我愿意完全相信廖子安的讲述。本来我们互相是陌生人。这个自称1999年出生的男孩,我们只是偶然在船上相遇,下船就要分别。到现在我也说不出来到底是哪种东西打动了我,使我愿意完全相信他的故事。

我的烟抽完了,2019年8月25日深夜11点,邮轮地中海诗芬达号最后一夜,凌晨我们就将回到上海,回到地面上。

乘客们在甲板上行色匆匆,我去找烟。在14层甲板的一排咖啡桌,一个脸上泛着红光的年轻男子送给我半盒烟,我正在道谢,他又抓住我的手说,坐下,聊聊。我拉了椅子坐下。海风中的打火机失效了,火苗总是一闪即灭。送我烟的人垂头坐着,一言不发,我拍了他的肩膀一下,才发现他已经睡着了。脚下的甲板微微颤抖,远处星火摇摇,这船的确是个顶级的摇篮,安全,祥和,你大可以放心入梦。那些菲律宾籍贯的服务员始终保持微笑,哪怕是在深夜十二点,我遛出房间,在雪白的底层仓库,倚在灰色管道休息的他们也会打起一秒钟的精神,惯性地朝我颔首。

如此不合时宜,那些打在廖子安身上的童年拳头,在这里,在这头仿佛已被驯服、只剩欢乐的海上巨兽的身上。

那些拳头没有让他退却,后面的事情似乎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在他的讲述里,挂了电话,他又坐上摩的,曲曲折折下了山,到了长江边的秭归县。他在公园里睡了一晚。

隔了几天,离开宜昌,开始了他的旅行。他的旅行不是我所理解的那种旅行,那种歌里的旅行。我想说那是真正的在路上的生活。那是另一种生活了。因此他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

两年时间,他从宜昌走到了拉萨,走去缅甸,走完了东南亚的国家。为了省钱他在越南睡过墓地,后来学会了搭帐篷。有一天,在拉萨,帐篷被暴雨浇透,只能手拿毛巾往外赶水。他记得雷电几乎就打在他的眼前。

你怕死吗?我问他。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他披着浴巾,两只脚踩着拖鞋说,在上海打工,人生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可能不怕死,但是你要让我看到了希望,可能我就怕了,比如,比如有了女朋友,你要为别人负责了。

本来他也不知道,拍视频原来可以让他攒下一笔钱,让他一直走下去。我去看了他的几个视频,他只是到了每个地方都简单地对着镜头说一句:hello大家好,我是子安,我现在到了××。

318国道我也走过一次,2014 年,我换工作,带着一种文青式的旅行姿态,一路搭车,十几天,从成都到了拉萨。我像一个真正的游客那样在布达拉宫前拍了照片,在大昭寺住了几天,接着坐火车走开。我转了一圈儿,然后来了北京工作。除了一堆照片,那趟旅行对我来说算是什么?一段随时可以结束的散心之旅?我还是我。

甲板两侧各有一排救生艇,透过窗子,数着里面的座位,我计算它的容量。我想象着我们是一群笨手笨脚的海龟,落水以后,摇摇晃晃地漂浮在海面上。

陆地上的台风经过浙江,下船那天船晃得厉害,我们在船尾吃饭,我看见窗外飞翔在甲板上的蜻蜓。

我很疑惑,蜻蜓哪里来的?我想起小时候在山东,夏天,我拿着大扫帚捉蜻蜓。一个扫帚扑下去,蜻蜓卡在扫帚的枝叶里。捉来蜻蜓,放进蚊帐,据说它可以吃蚊子。我从来没见过它们吃掉蚊子,但蜻蜓第二天一定死掉。

我想这些莫名其妙的往事。看着船尾的海洋被搅动起了一条渐渐消退的青色水纹。

我要上岸了,旅行结束了。这艘船将继续在海上游荡下去,载着它的船员,载着它曾经装载过的故事。它独来独往。我们这些匆匆过客太小了,小得像船尾的蜻蜓,或许更小,小到可能只是它们千万个复眼当中的一只。

船靠岸了,我和廖子安在上海分手。我回了北京,就像五年前的旅行一样,似乎我又做了一次徒劳的散心之旅,我看了大海,OK,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些事情,然后回到我熟悉的生活。我回到办公室,向我的同事讲起子安的故事。

他恨他的爸爸吗?他们问。

不恨。我说,我问过。

妈妈呢?

不恨,他说他理解她。

故事到这里就算说完了。故事里有爸爸的拳头,有不愿相见的妈妈,有不理他的姑娘,凄苦,迷茫,但他没有恨谁。

为什么没有?我不知道。也许我们的确不在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个陆地上但不在同一个世界里。项羽会战胜刘邦吗?从来没有。天边有一只彩虹的话,一只小蝌蚪能游过长江吗?很难。他以后会见到他的妈妈吗?他说了不算。无论如何,就像E.B.怀特的《非凡岁月》——我终于又说起他了——这个男孩无所凭恃的非凡岁月已经开始了,恐怕一时很难停下来。

感谢西瓜视频为本文提供的友情支持。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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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单亲、家暴、自杀后,这位少年他选择了流浪

故事里有爸爸的拳头,有不愿相见的妈妈,有不理他的姑娘,凄苦,迷茫,但他没有恨谁。

文|时尚先生Esquire 王琛

编辑|杜强

本文作者经历了一次毛姆式的奇遇。

远洋邮轮上,一个叫廖子安的少年讲述他无所凭恃的过往,他父亲,消失的妈妈,以及一触即溃的爱情。

廖子安是这样一种人:你以为小说中才有,但读过故事,又相信像他一样的人世间还有千千万万。

“十二岁那年我自杀过,我觉我这么小就死了太不划算了,所以一直掉眼泪,但是绳子断了,我没死成。”

在车间里,穿着一身白色的防尘服,廖子安走到孟彩虹身旁,我喜欢你,他靠近她的耳朵轻声说。

你妈妈已经有新的生活了。电话那边说。你也加油吧,就不要见面了。老太太说。

他开始了旅行,两年时间,他从宜昌走到了拉萨,走去缅甸,走完了东南亚的国家。

摄影 陈玮曦 叶开

美术编辑 王小明

我会不好意思,惭愧,脸红,当我高估了自己,当我成了一个狡猾的逃兵,躲在星巴克,倒扣手机,不敢接组长电话的时候。我是《时尚先生》杂志的编辑,北京,7月,为了写点什么,应聘去做美团外卖的送餐员。中旬到月底,送餐两个多星期,热,累,中间至少有十天我迟到、早退,最后干脆把租来的电动车锁在工体北路一棵树下,摘下黄色头盔,脱下送餐制服,换上休闲T恤,钻进咖啡馆。电动车餐箱里还有一本《萨哈林旅行记》,那是契诃夫30岁时去俄国流放地萨哈林岛的随笔。

去我的萨哈林岛,去记录那些被生活奴役的人,起初我真这样对同事说。

我加入的是美团外卖工体站第五组。宿舍在姚家园路北一块工地旁边,一栋感觉明天就要拆掉的小楼上,450块一个月,两张床,一大一小,睡三个人。只有木板和凉席,一张窗户,一个风扇。

你可以睡小床,组长说。

我找了个理由走掉了。几天后,在朝阳大悦城的单向空间,喝着咖啡,我向同事展示胳膊上的湿疹,我说它真的很痒,所以暂时不能住那个宿舍。

在这样的时候接到一个坐上度假邮轮出海五天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它是个太完美的借口了。那是西瓜视频组织的活动,邮轮从上海出发,停靠日本再兜回来。他们请了几百个短视频作者上船,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然后才告诉我的同事,我要去一趟,顺便为杂志带回一篇游记。

我开心地把电动车退了回去——四惠桥下,一家租车公司——拿回押金。我把《萨哈林旅行记》塞回书架,换下一本《重游缅湖》。我翻到那篇文章,《非凡岁月》,E.B.怀特记录了 1920 年代的一次出海航行。

我要求自己沉醉在对远航的想象中,计算日子,乘坐高铁复兴号抵达了上海。8月22日上午,吴淞港口,地中海诗芬达号(Splendida)通体白色,早被驯服的巨兽一般,乖巧地趴在岸边。

长度是泰坦尼克号的1.5倍。安检时我用手机检索它的信息,愉快地计算着。安检队伍很长,几乎两个小时,走进船舱大厅已过中午。我在咖啡厅坐下,放下背包,看了一会儿窗外灰蓝色的海面,乘客散了,才捏着房卡进了客房。

八楼,房号8200,室内配置与一般的酒店无二,当然,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窗外连接天地的海水和海水上缥缈游弋的船只。心旷神怡,我想此刻就是这个词所表达的感觉。

脚下的木地板轻轻颤动了一下,8月22日下午4点半,航行开始了。“船在海上,马在山中。”这时候,是的,我喝了一口咖啡,看着移动的海面,心里开始适时地默念洛尔迦的诗。以前我喜欢它,现在更喜欢了。

我翻动着客房手册,仔细辨认餐厅、酒吧、咖啡厅的位置,在手册上,邮轮就像一个剥去皮肉的鲸鱼骨架。我走出客房,吃了不算好吃也不算难吃的自助午餐,不坐电梯,每一层都看了一眼,电动游戏厅,图书馆,商店,不暇停留。

黄昏的霞光使海面闪光的时候,船上响起了警报。例行的救生演习。按照广播指挥,乘客们回到房间,脖子挂上橙色的救生衣,集中到了甲板。我摸着肚子上晃动的气垫,站在人群里。身在人群之中而不属于人群。这种临时感往往使人焦虑,现在我却开始享受它。

咸湿的海风里飘荡着某种蒙昧的新奇。天色暗了。

第一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走来走去,适应某种新的生活规则,直到躺回房间才觉得累,第一天晚上我没有去酒吧,闭上眼就睡着了——在海上,人很容易入睡——如果你可以忘掉地面上所有事情的话。

我最怕过年,廖子安说,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回家,早晨我去帮他打散酒,打回来给他烧火,他拿一次性塑料杯喝酒,喝到中午又开始打我。他抓着我头发拎着我,来回晃。他每天都打我,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他躺在另一头抽烟,我躺在这一头,一动也不敢动。我不敢翻身。如果吵到他,他就坐起来拿拳头往我身上砸。

廖子安扬起手臂,做出一个锤头下落的动作。他看着我们,似乎在期待应有的共鸣。我们当然没有。我们其他人只是互相看了一眼,没人说话。他就继续讲了起来。

12岁那年我自杀过,用的是家里捆米袋的绳子,绳子拴在床头,把脖子套进去。廖子安说着,往后仰了一下,两手在下巴那里比画着。

我觉得我这么小就死了太不划算了,所以一直掉眼泪,但是绳子断了,我没死成,他说。

他的讲述就像你在半梦半醒中听见身边的手机震了起来。那动静不强,只是轻微的震颤,嗡嗡嗡嗡,但它使你睡意全无。

你不会知道接下来你遇到的是谁,这正是旅行的好处之一。廖子安的出现印证了这一点。我是在西瓜视频的创作者名单里找到他的。他拍了几个月的短视频,记录他的徒步生活,因此被请上了船。那个列表的介绍是这样的:

800多天前,他是上海城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工人。16岁时,他高一,辍学了,来到这座城市,艳羡过大城市的繁华,也自知这些不属于他。为了讨生活,他两年里什么脏活都干过——服务员、建筑工、电子厂工人、外卖送餐员、快递员等等。

宜昌市太平溪镇,山上,村子叫黄家冲,廖子安说,他爸爸廖文金就像后来打他那样打他妈妈,因此他们在他1岁时候离婚。离婚证上的照片泡了雨水,他对改嫁的妈妈毫无记忆。幺爷爷廖呈祥收留了他。上学要坐一个小时的校车,闷热,又挤又晃,他经常吐出来。

廖子安只记得廖文金给他买过一次衣服,初二那年,因为亲戚指责,廖文金带他去了镇上的旺达商场,买了一套七波辉牌的运动服。两百多块。看儿子换上衣服,廖文金很满意。

稍息,立正,齐步走。他指挥着。

廖子安涨红了脸,按照父亲的要求走了起来。

立定,他说,向后转!

廖子安涨红了脸,立定,向后转。商场里的人聚拢起来,看着他来来回回地走。后来是跑圈。在商场里他跑了几圈,直到父亲满意。

我猜当天听故事的几个人都有恍惚,甚至某种微微的抗拒。一个女孩推开门,去阳台上透气了。

廖子安一米七的身高,皮肤很黑,头发没洗。他坐在地上,两手抱腿。他的童年故事回旋在我的脑子里。他是班上最胆小最自卑的小孩,别人敢拿针管给青蛙注水,一直等青蛙膨胀起来直到爆掉,他就只敢去水边抓蝌蚪。蝌蚪是一片黏稠的黑色网状物,他捞起来,带回家门前的水坑养着,但蝌蚪总会死掉。山路上遇到蛇,别人敢打,他就站住不动,让路,蛇走了他再继续走。读到高一,他的功课跟不上了,只好坐在那里编故事。他写了一篇没写完的穿越小说,项羽打败了刘邦,统一了地球。外星人入侵,他准备让项羽带地球人去一个新的星球,但没来得及写。高一学费涨了,廖文金不愿付钱,消失了。廖子安辍学去上海打工,这时廖文金打来电话要钱。他转给他五百块。这是父子最后一次联系,到现在,三年了。廖文金没有动静。

我们在廖子安的房间里聊了两个小时,中间我们打开了阳台,海风灌了进来,屋里的气氛似乎轻松了一点。

你爸爸,他为什么打你?我想了想,问。廖子安没说话。

原因是有的,不过要在五天以后下了船,在上海,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的时候,廖子安才说了出来。当然,即使说不出原因,我们也能理解。一个无缘无故打老婆打孩子的酒鬼父亲,在我们这里,在新闻里,并不稀奇。

第二天早晨,地中海诗芬达号在日本福冈口岸登陆。日本下了小雨,我们坐上旅行社的中转大巴。为了继续听廖子安的故事,我特意坐在了他的旁边,但是大巴走起来没多久他就睡着了。窗外的雨水从玻璃上滑下来。

雨中的福冈交通拥堵,下车时已经过了下午2点,车上的人在喧哗里下车,汇入商场的人潮,我没找到廖子安,回大巴车上换了短裤,走出停车场,往福冈的乡间跑了起来。越过几条马路以后就是农田,我跑在水稻旁一条石子路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摩擦声。

我心里想着廖子安。他的童年。只用了一个小时,那故事里的凄苦风浪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我心里那条浮荡在海面上的小船,使我的旅行不再是某种惬意且抒情的逃离,使我盯着大海的眼睛不得不收了回来,重新想着北京的工作。好吧,我的萨哈林旅行记。

我的组长张海飞有一米七的个头,黑,瘦,在电话里总是喘着粗气,似乎24小时都在抢单。我们工体五组每天早晨9点在工体北路的亚洲大酒店门口开早会,电动车在树下歪歪斜斜停满了,站长训话以后,组长就要总结头一天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制度是罚做俯卧撑。有天早晨,我迟到了,混进队伍一角,看见张海飞趴在地上很迅猛地做了几十个俯卧撑,做到最后腾地一下站起来,喊了一声“:我做齐了。”

我还想到在一个中午,在工体南路一个路口,我们一个同事的餐车剐了路边一个老头,老头追上去,拦住了他,右脸,左脸,右脸,连抽了他三个嘴巴。他报了警,组长带我赶过去的时候,警察正站在两个人中间调解。他摩挲着自己的一边脸。

在雨里我跑了几公里,走到一个便利店,买了一杯咖啡。待了一会儿,接到摄影师的电话,他说车要回港口了。

我跑回去,廖子安已经坐在座位上。

你去哪儿了,我吃了拉面,子安说,太贵了。

傍晚,雨停了,大巴在湿漉漉的空气里开回福冈口岸,下了车,乘客们排队回船。先上船的人已经回了客舱,地中海诗芬达号像一座高楼耸立在灰色的天空里。岸边是一群日本小孩的表演团,边跳舞边打鼓,几位日本老妇和着鼓声唱歌。我听不懂,那个旋律不算悦耳,给我的感觉正是白居易“呕哑嘲哳难为听”里的“呕哑嘲哳”。

廖子安没有排队,他从人群出来,拿着手机在口岸拍照。他越走越远,我只好跟过去。

空旷的港口罡风凛冽,他的身形和影子在巨大的集装箱之间若隐若现。

海风吹得我打了喷嚏。我听着那歌声,想到的是那些没有答案的事情。好吧,比如,什么是真实?什么又是艺术?到底是什么记录了我们的全部往日?是我的录音笔,还是海风,或者别的什么呢?

过于抽象了,这些文绉绉的带着酸味的苦味的问题。但这就是旅行的另一个好处。你遇到的事情会使你忍不住思考那些你平时不好意思大胆去想的事情。你真的会盯着镜子几分钟去想你自己到底是谁。你会想到那些跟生命的真相有关的所有的问题。只要你能想到,它们原本都在大海深处。你真的会去琢磨大海的深处有什么。

当晚,邮轮返回上海,起了大风。在14层甲板上,披着客房的浴巾,子安跟我聊了他在上海打工的故事。故事里的小女孩使他在上海的打工故事不至于完全是酸涩的,但也是她让他离开了上海。

你喜欢一个人,你会想靠近她,你会想跟她说话。你可以说很久。上海郊区,莘庄,廖子安是一家生产喇叭的车间流水线工人,工作时他们穿着防尘服,一身白色。

廖子安在2016年夏天遇到她,孟彩虹。快下工的时候他观察她的动作,跟在她身后,跟进食堂,打饭,观察她的位置,靠近过去,把餐盘放在斜对面,轻轻坐下——如果旁边没人的话。他会随便闲扯几句。他不确定她是不是喜欢他。他跟她说话她就回答,他不开口她就从不说话。到了秋天他才敢约她出去。他请她去欢乐谷,她答应了。

头天夜里他睡不着,第二天醒来也睡不着,洗澡,洗头,他们从颛桥站坐上地铁。

他记得她穿了青色牛仔裤,白色衬衫。他看着她的衬衫,他站在离她只有十厘米,或者二十厘米。不用问吧,当时他的心应该跳得很快。

站了一会儿,他伸出手,捏了她的衬衫下摆一下。拇指和食指。只捏了一下就松开了。

为什么?我问。

女孩子的衣服跟男孩子的材质看上去不一样,他说,我好奇。

好像更丝滑。他不好意思地补充了一句。

经佘山站,转到中山。欢乐谷人太多了,周末,人多,第一个项目过山车他们就排了两个小时。

扶住座位,他们并排从高处冲下,孟彩虹一直喊叫。廖子安一声不吭,他本来极为恐高,吓得脖子都扭疼了,但他就是不吭声。

当时我想,我是个男人,廖子安在甲板上说,我要显得勇敢。

然后他们去看赛马,看那些穿得五颜六色的人骑马冲杀。天快黑了,他们最后才去玩了那个冲水的游戏。雨衣十块钱一件。他只买了一件,给她穿上。他们坐在船上,从高处滑翔,冲进水里。他记得他的身上溅得全是水。

天黑以后,廖子安给孟彩虹买了一个粉色的布娃娃。

过了几天,在车间里,穿着一身白色的防尘服,趁着没人,廖子安走到同样穿着防尘服、眼睛贴在放大镜上、戴着一双白色手套做工的孟彩虹身旁。他记得自己是站在侧后方。

我喜欢你。他靠近她的耳朵,轻声说。

她抬了一下头,看他一眼,又低下头,拿擦布蘸着酒精,继续往电路板上擦了起来。他们车间的工作就是将那些灰黑色的锡膏从电路板上擦干净。

海风很大,如果你闭上眼会觉得身体有一个微微震颤的节奏。它节奏过于稳定,简直是另一种计时方式。海上的一只隐形钟摆。再加上酒的作用,我的头有点眩晕。邮轮此时行驶在一片全然的黑色里,天上没有星星,远处也没有灯火和船只,只有趴在围栏往海面上看,才能借着轮船的灯光看见一些若隐若现的白色浪花。

当然是伤心的,因此廖子安提到那个清晰的日期。也就是第二天,5月14日,他在工厂辞职,收拾行李,离开那间十平米、两张床、住了四个人的出租房,随便在街角找了一辆共享自行车,一路往宜昌骑了起来。路上他找网吧过夜,也睡过银行、公园。不成问题。

两个星期,到了长江边。他打了几个电话,找到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他坐上轮渡,过了长江,到了一个秭归县城。花了七十块,他记得清楚,在一辆摩的的后座他曲曲折折地上了山。

他打听到妈妈改嫁到了那里。他想去见见妈妈。

村书记把电话递给他,电话那边的人是他的外婆。

你好。他说。他没有叫外婆,他犹豫了一下,但叫不出口。

你好。那边的老太太说。

她问了他的情况。他如实回答。他说得很简单,他读到高一,辍学,去了上海打工。中间去木板上划伤手臂的那两个月没说,去横店做演员睡在地上演尸体那四个月没说,在电子厂做流水线的工作,最久的这一年,初恋这一年,也没说。

你妈妈已经有新的生活了,电话那边说,你也加油吧。

就不要见面了。老太太说。

我的录音笔在廖子安的脚边闪着红光。它记录了这个男孩的讲述,他的童年和他的爱情。然后我又想到那个折磨我的问题,怎么证明他的话是真的?像新闻记者那样所谓取得旁证吗?去找那个彩虹小姐,还是去找他那个无影无踪的父亲?

我宁愿相信他在讲述一场梦境。是吧,我们无法证实我们的梦境。梦境只有我们自己能参与。我们造自己的梦,做无法自证的梦之国王,然后在怅然中醒来,我们做一个又一个的梦,直到死去。

关于真和假,我愿意再说点别的:

或多或少,我的工作始终包含所谓寻找真相的色彩。是的,就是那种去往所谓新闻的发生地,打开录音笔作为备忘,跟当事人聊天,尽可能地得到一些说法。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曾在一家日报做过两年新闻记者,我去过一些新闻现场,但很多我旁观过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答案。比如江西南昌那回,2013年9月,新闻里说,有两个小女孩一起爬进洗衣机滚筒,姐姐5岁,妹妹2岁,然后盖子盖上了,滚筒开始工作,最后她们死在里面。我去她们家,见到了那台小天鹅牌洗衣机,直径很小,一个小孩站进去也勉强。我见到了她们的父母。我记得那个憔悴母亲的脸,她捂住眼睛。事情最终鉴定为意外,我记得我的恐惧。恐惧不只在于两个小女孩的惨死,而在于我不能相信那是真相。还有一回,湖北黄石的那个渐冻人,叫他老徐吧,他的两臂像枯枝挂在那里摇晃,他的烟酒店被查了,他向我诉说自己的冤屈,我没抱太大希望,报道发表,他竟然真的被赔偿了二十万。我心里有些不安。我记得他在许多问题上闪烁其词。比如,我问到他是不是真的一条假烟也没卖的时候。

他并未立即回答,转去说酒的问题。我没有假酒,他说。他不看我。

什么是真的?反过来说,真到底是什么?你很难一眼就看出来哪个人说的是实话。人们早已学会了算计和修饰。人们知道怎样话说一半,怎样不得罪人,怎样获得恰当的利益,怎样侧身钻过窄门,怎样在旋涡中抽身而退,人们早已习得了一套圆融之术。

我想到许多词语,比如“油腻”。我忘了这个词是什么时候被我们挂在了嘴边。但它的词义恰恰因此被消解了,那些原本跟它有关的意思:狡猾,虚伪,投机,面孔模糊,等等。那些所有与诚实和真诚对立的东西。人们谈到自己做的那些暧昧不明的事情时总会说一些同样暧昧不明的话,类似于大合唱当中的一员。人群里的人总是修炼出鱼那样滑唧唧的智慧,或多或少。

但我愿意完全相信廖子安的讲述。本来我们互相是陌生人。这个自称1999年出生的男孩,我们只是偶然在船上相遇,下船就要分别。到现在我也说不出来到底是哪种东西打动了我,使我愿意完全相信他的故事。

我的烟抽完了,2019年8月25日深夜11点,邮轮地中海诗芬达号最后一夜,凌晨我们就将回到上海,回到地面上。

乘客们在甲板上行色匆匆,我去找烟。在14层甲板的一排咖啡桌,一个脸上泛着红光的年轻男子送给我半盒烟,我正在道谢,他又抓住我的手说,坐下,聊聊。我拉了椅子坐下。海风中的打火机失效了,火苗总是一闪即灭。送我烟的人垂头坐着,一言不发,我拍了他的肩膀一下,才发现他已经睡着了。脚下的甲板微微颤抖,远处星火摇摇,这船的确是个顶级的摇篮,安全,祥和,你大可以放心入梦。那些菲律宾籍贯的服务员始终保持微笑,哪怕是在深夜十二点,我遛出房间,在雪白的底层仓库,倚在灰色管道休息的他们也会打起一秒钟的精神,惯性地朝我颔首。

如此不合时宜,那些打在廖子安身上的童年拳头,在这里,在这头仿佛已被驯服、只剩欢乐的海上巨兽的身上。

那些拳头没有让他退却,后面的事情似乎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在他的讲述里,挂了电话,他又坐上摩的,曲曲折折下了山,到了长江边的秭归县。他在公园里睡了一晚。

隔了几天,离开宜昌,开始了他的旅行。他的旅行不是我所理解的那种旅行,那种歌里的旅行。我想说那是真正的在路上的生活。那是另一种生活了。因此他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

两年时间,他从宜昌走到了拉萨,走去缅甸,走完了东南亚的国家。为了省钱他在越南睡过墓地,后来学会了搭帐篷。有一天,在拉萨,帐篷被暴雨浇透,只能手拿毛巾往外赶水。他记得雷电几乎就打在他的眼前。

你怕死吗?我问他。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他披着浴巾,两只脚踩着拖鞋说,在上海打工,人生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可能不怕死,但是你要让我看到了希望,可能我就怕了,比如,比如有了女朋友,你要为别人负责了。

本来他也不知道,拍视频原来可以让他攒下一笔钱,让他一直走下去。我去看了他的几个视频,他只是到了每个地方都简单地对着镜头说一句:hello大家好,我是子安,我现在到了××。

318国道我也走过一次,2014 年,我换工作,带着一种文青式的旅行姿态,一路搭车,十几天,从成都到了拉萨。我像一个真正的游客那样在布达拉宫前拍了照片,在大昭寺住了几天,接着坐火车走开。我转了一圈儿,然后来了北京工作。除了一堆照片,那趟旅行对我来说算是什么?一段随时可以结束的散心之旅?我还是我。

甲板两侧各有一排救生艇,透过窗子,数着里面的座位,我计算它的容量。我想象着我们是一群笨手笨脚的海龟,落水以后,摇摇晃晃地漂浮在海面上。

陆地上的台风经过浙江,下船那天船晃得厉害,我们在船尾吃饭,我看见窗外飞翔在甲板上的蜻蜓。

我很疑惑,蜻蜓哪里来的?我想起小时候在山东,夏天,我拿着大扫帚捉蜻蜓。一个扫帚扑下去,蜻蜓卡在扫帚的枝叶里。捉来蜻蜓,放进蚊帐,据说它可以吃蚊子。我从来没见过它们吃掉蚊子,但蜻蜓第二天一定死掉。

我想这些莫名其妙的往事。看着船尾的海洋被搅动起了一条渐渐消退的青色水纹。

我要上岸了,旅行结束了。这艘船将继续在海上游荡下去,载着它的船员,载着它曾经装载过的故事。它独来独往。我们这些匆匆过客太小了,小得像船尾的蜻蜓,或许更小,小到可能只是它们千万个复眼当中的一只。

船靠岸了,我和廖子安在上海分手。我回了北京,就像五年前的旅行一样,似乎我又做了一次徒劳的散心之旅,我看了大海,OK,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些事情,然后回到我熟悉的生活。我回到办公室,向我的同事讲起子安的故事。

他恨他的爸爸吗?他们问。

不恨。我说,我问过。

妈妈呢?

不恨,他说他理解她。

故事到这里就算说完了。故事里有爸爸的拳头,有不愿相见的妈妈,有不理他的姑娘,凄苦,迷茫,但他没有恨谁。

为什么没有?我不知道。也许我们的确不在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个陆地上但不在同一个世界里。项羽会战胜刘邦吗?从来没有。天边有一只彩虹的话,一只小蝌蚪能游过长江吗?很难。他以后会见到他的妈妈吗?他说了不算。无论如何,就像E.B.怀特的《非凡岁月》——我终于又说起他了——这个男孩无所凭恃的非凡岁月已经开始了,恐怕一时很难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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