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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稳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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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稳住了吗?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在中美贸易摩擦仍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以及中国外汇储备存在的脆弱性等因素影响下,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不容忽视。

2019年8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营业部,工作人员展示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辛圆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周二发布《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在中美贸易摩擦仍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外汇储备存在的脆弱性等因素影响下,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不容忽视。

8月5日,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十年来首次双双“破7”,9月初更是一度达到7.1785和7.1947的高位。8月底以来,为缓解短期贬值压力,稳定预期,中国央行加强逆周期因子调节力度,外汇干预指数明显上升。近期随着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和中美经贸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人民币又出现回暖的迹象。周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16:30收盘报7.0637。

课题组表示,人民币贬值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一是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升级的影响;二是短期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基本面弱化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压力;三是美元指数的强弱表现是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外部压力来源。

但也不用对人民币太悲观,课题组表示,原因有二:第一,为应对流动性紧张,美国重启总计54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购买计划,美联储降息概率不断加大,中美利差有望在一段时间内缩小甚至维持在一个稳定区间,这将会提振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第二,随着中国积极的实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放宽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人民币资产越来越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

课题组预计,2019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7.1左右波动,若发生重大黑天鹅事件,如中美贸易摩擦突然严重升级,预计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达到7.3左右。

从长期来看,课题组认为,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可忽视。首先,中国外汇储备仍然具有弱点。纵使相较进口额度以及短期外债,中国外汇储备均十分充足,大大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提供的警戒线,但是外汇储备/广义货币(M2)的比例近来呈现下降趋势,9月只有11%,远低于IMF建议资本账户开放国家所该具备的20%(或是比对亚洲国家平均约有25%)。

“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尽管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资本管制,净误差与遗漏项所隐含的资本流出从2015年接连三年呈现了2000多亿美元的规模,2018年下降到1600亿美元左右。”课题组称,其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其三,需要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发展。

从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DF)衡量,一年、两年与三年期远期外汇交易均显示较大的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今年二季度以来,三者贬值幅度逐步增加,且分化逐渐扩大。尽管进入10月份,1年期、2年期、3年期NDF均有所下降,但三者的分化程度较年初有加大趋势。过去一个月, 三年的远期外汇交易价格指向约3.5%的贬值幅度。

在报告中,课题组还就市场关心的物价和房价等问题作了分析。在物价方面,受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影响,今年第三季度CPI同比增速处于高位。课题组认为,随着相关各种措施的出台,猪肉供给将逐渐改善,预计2020年猪肉价格将会有所回落。特别是2020年下半年,由于高基数效应,猪肉价格对CPI的拉动作用将显著下降。

在房价方面,课题组指出,从长期来看,房价是由经济基本面以及人口因素决定的,随着时间推移,各项短期调控政策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难题。在此局面下,仍应从供给侧和长效机制的角度出发,加快落实财税、户籍制度改革,大力发展租赁市场、有序推动房地产税出台,同时切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速,从而尽早实现房价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匹配。

课题组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仍然很多,包括对外贸易受多种下行因素拖累,增速将持续下滑;家庭债务累积增速放缓,实体经济弱表现放大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英国脱欧带来的后续影响等。

课题组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增长持续下行的问题。“外部性、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存在,但不是最主要和根本的,具有决定性的还是自身的体制性、结构性因素。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可持续性问题以及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关键还是要靠自己。”课题组称。

同时,面对外部的负面冲击和自身的周期影响,逆周期调节政策有其现实必要性,但需要注意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的有机结合,并且应该与市场化改革、全方位开放的大方向相一致。市场化改革应坚持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方向,以改革促进不合理体制、结构的纠正,全方位开放应向更高的制度型开放转变,以开放倒逼自身制度环境的改善,促进“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和有24效市场的形成,以更全面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形成促进可持续增长的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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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稳住了吗?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在中美贸易摩擦仍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以及中国外汇储备存在的脆弱性等因素影响下,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不容忽视。

2019年8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营业部,工作人员展示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辛圆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周二发布《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在中美贸易摩擦仍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外汇储备存在的脆弱性等因素影响下,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不容忽视。

8月5日,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十年来首次双双“破7”,9月初更是一度达到7.1785和7.1947的高位。8月底以来,为缓解短期贬值压力,稳定预期,中国央行加强逆周期因子调节力度,外汇干预指数明显上升。近期随着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和中美经贸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人民币又出现回暖的迹象。周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16:30收盘报7.0637。

课题组表示,人民币贬值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一是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升级的影响;二是短期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基本面弱化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压力;三是美元指数的强弱表现是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外部压力来源。

但也不用对人民币太悲观,课题组表示,原因有二:第一,为应对流动性紧张,美国重启总计54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购买计划,美联储降息概率不断加大,中美利差有望在一段时间内缩小甚至维持在一个稳定区间,这将会提振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第二,随着中国积极的实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放宽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人民币资产越来越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

课题组预计,2019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7.1左右波动,若发生重大黑天鹅事件,如中美贸易摩擦突然严重升级,预计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达到7.3左右。

从长期来看,课题组认为,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可忽视。首先,中国外汇储备仍然具有弱点。纵使相较进口额度以及短期外债,中国外汇储备均十分充足,大大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提供的警戒线,但是外汇储备/广义货币(M2)的比例近来呈现下降趋势,9月只有11%,远低于IMF建议资本账户开放国家所该具备的20%(或是比对亚洲国家平均约有25%)。

“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尽管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资本管制,净误差与遗漏项所隐含的资本流出从2015年接连三年呈现了2000多亿美元的规模,2018年下降到1600亿美元左右。”课题组称,其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其三,需要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发展。

从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DF)衡量,一年、两年与三年期远期外汇交易均显示较大的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今年二季度以来,三者贬值幅度逐步增加,且分化逐渐扩大。尽管进入10月份,1年期、2年期、3年期NDF均有所下降,但三者的分化程度较年初有加大趋势。过去一个月, 三年的远期外汇交易价格指向约3.5%的贬值幅度。

在报告中,课题组还就市场关心的物价和房价等问题作了分析。在物价方面,受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影响,今年第三季度CPI同比增速处于高位。课题组认为,随着相关各种措施的出台,猪肉供给将逐渐改善,预计2020年猪肉价格将会有所回落。特别是2020年下半年,由于高基数效应,猪肉价格对CPI的拉动作用将显著下降。

在房价方面,课题组指出,从长期来看,房价是由经济基本面以及人口因素决定的,随着时间推移,各项短期调控政策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难题。在此局面下,仍应从供给侧和长效机制的角度出发,加快落实财税、户籍制度改革,大力发展租赁市场、有序推动房地产税出台,同时切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速,从而尽早实现房价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匹配。

课题组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仍然很多,包括对外贸易受多种下行因素拖累,增速将持续下滑;家庭债务累积增速放缓,实体经济弱表现放大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英国脱欧带来的后续影响等。

课题组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增长持续下行的问题。“外部性、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存在,但不是最主要和根本的,具有决定性的还是自身的体制性、结构性因素。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可持续性问题以及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关键还是要靠自己。”课题组称。

同时,面对外部的负面冲击和自身的周期影响,逆周期调节政策有其现实必要性,但需要注意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的有机结合,并且应该与市场化改革、全方位开放的大方向相一致。市场化改革应坚持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方向,以改革促进不合理体制、结构的纠正,全方位开放应向更高的制度型开放转变,以开放倒逼自身制度环境的改善,促进“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和有24效市场的形成,以更全面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形成促进可持续增长的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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