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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黄金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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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黄金保卫战

在物价飞涨的同时,真金白银被搜集至中央银行。仅以湖南为例,搜刮封存的金银即有黄金3万两、白银22万两、银元80多万枚

文|法治周末报 林海(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 金融学博士后)

责编|马蓉蓉

即将溃败的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将这笔财富运往台湾,而得知消息的工商界人士则联合起来,发起了一场黄金保卫战。这场较量的双方核心人物,一方是想把黄金运走的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另一方则是工商界领袖陈云章。

民国时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地址设在湖南长沙的坡子街。如今,在这条充斥着口味虾和臭豆腐的油烟味道的美食街里,早已寻不到踪迹。

今天的游人食客们不会知道,70年前在此曾秘密封存3万两黄金、22万两白银。这些巨额财富是以发行金圆券的方式搜刮来的,最终被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连夜运往广州,从此消失无影。

让我们回到1948年。由于法币贬值,南京国民政府改为发行新币“金圆券”。然而金圆券也难逃迅速贬值的命运。

在物价飞涨的同时,真金白银被搜集至中央银行。仅以湖南为例,搜刮封存的金银即有黄金3万两、白银22万两、银元80多万枚。即将溃败的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将这笔财富运往台湾,而得知消息的工商界人士则联合起来,发起了一场黄金保卫战。

这场较量的双方核心人物,一方是想把黄金运走的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另一方则是工商界领袖、时任湖南省工业会理事长的“参议员”陈云章。辛蘅若家住在九如里。这个地名出自《诗小雅》中的“天保九如”。

今天人们来到长沙开福区潮宗街,踏过梓园巷西侧连升街的石板路,能够看到一片民国时期的红砖清水墙老式公馆群。其中2号公馆即是辛蘅若家。公馆内藏有巨大的地下室。据说,当时辛即是将黄金先从坡子街转移到家中地库,再伺机运向海外。

陈云章等人反对发行金圆券,更反对将黄金运走。他在报端上表示:“所谓通货,一定要有货才能通,假使不增加生产,即金圆券也好,银圆券也好,都免不了法币的同等命运,改革币制措施,中国将更进一步与美国合作,中国经济政策的决定,亦将受到美国的支配。”

1948年10月25日,辛蘅若接到“上谕”,要求其将长沙中央银行分行所收存的黄金、白银全部运往上海。湖南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听到风声,遂将消息告诉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邓找陈云章商量应付办法,决定由陈云章策动“六团体”采取联合行动,对金银进行扣留。“六团体”指的是省工业会、省商业联合会、省农会、省总工会和长沙市商会、长沙市总工会。他们基本代表了长沙甚至全湖南的工商界人士。

通过陈云章几天的奔走说合,本属不同派系,从不相容的“六团体”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扣留正待运走的黄金、白银。“金圆券现在已发行百亿元以上,超过原拟额五倍多,物价当然要涨五倍。我们湖南决不允许重走上海的道路(当时蒋经国正在上海严厉执行限价政策)。我提议,要不准黄金、白银运走,说空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找出路。我们不但要团结长沙市的40万人民,而且要团结湖南三千万人民;我们要拿出行动来,立即去包围中央银行,得到了不运走的保证后,方能罢休。”陈云章在联席会议上这样说道。

于是,40多名与会代表奔赴坡子街长沙中央银行。辛蘅若不曾想到会在他的地盘上出现这一“大逆不道”的行为,他强装笑脸,委婉说道:“我是湖南人,有义务维护湖南人的利益。但是,长沙分行是直属中央总行所管……为了分清责任,请待我向总行报告以后再听凭处理……”话音未落,会客厅里便爆发出一片怒斥。紧张局面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有几个代表便冲到了辛面前,发出“最后通牒”——“你不交,我们自己动手!”

辛无可奈何地说:“我愿写保证书,以身家性命保证决不把库存金银运走,决不做损害我们湖南百姓的事,请各位相信我……”代表们交换意见后提出:“写保证书可以,但必须要请程潜公出面做担保人。”时任湖南省最高领导人的程潜并不愿担保,后经一再请求,才派秘书长邓介松前来代他签保。保证书由辛蘅若亲自书写,邓介松代表程潜盖章。

可是,政商的承诺并不值得相信。农历正月初六晨,《小春秋晚报》记者朱野樵和《中央社》记者洪君实一道外出采访新闻,途经交通银行,偶遇该行一副理正欲登车外出。彼此熟识,便打个招呼。“新春伊始,财神爷出行,有何公干?”洪君实笑问。“哪里,哪里,我是陪中央银行朱副理去香港办事……”副理突然感到出言失误,急忙又改口,“我是跟着去玩的,怎样,要不要给太太带双玻璃丝袜回来?我效劳……”说罢,匆匆和他们握手登车而去。

言者不慎,听者惊诧。这两名记者参与了此前的谈判,一个可怕的问号在他们脑海中出现:莫非辛蘅若乘人们欢度除夕之机,已将长沙中央银行库存金银偷运去了香港?

如此大量金银,必须用火车运输。两名记者立即到了粤汉铁路局驻长沙办事处,查知:“长沙中央银行除夕前来人订了两个车皮运货去广州,当时预订了40%的运费。结果一直没有送货来装运。直到昨天,来人又要把货改从衡阳站运走了……”

原来,辛蘅若一边稳住“六团体”,一边指挥了长沙衡阳两线连动的偷运行动。他们先将黄金伪装成镍币20余箱,由一位副经理用汽车运往衡阳,再转火车。日前已经运抵广州。得到消息后,陈云章、邓介松大惊,亲赴金库清点,尚存黄金10145两、白银235543两、银元650336枚。六成黄金已经不见。消息传出,湖南舆论大哗,金银黑市价格猛涨。辛蘅若自知难逃罪责,连夜潜逃,企图乘浙赣线火车逃往上海。

黄金没了,辛蘅若眼看要跑。邓介松忙报请程潜将辛扣押,责成辛追回已运走的黄金。震怒的程潜电令南昌方面在火车上将辛蘅若截留。辛被押回长沙后软禁于湘雅医院。当时,省政府要求行政院将黄金运回,作为释放辛蘅若的交换条件。

中央银行总行自然选择“弃卒”,始终未允。陈云章又用“六团体”名义打电话给财政部,声明如不将金银退回,湖南则停止缴税。然而,此举也未能取得效果。

1949年,白崇禧来到长沙,辛蘅若被悄然释放,去了香港,从此渺无影踪。就这样,消失在夜色中的黄金,还是没能追回。一切在战火纷飞中不了了之。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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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价飞涨的同时,真金白银被搜集至中央银行。仅以湖南为例,搜刮封存的金银即有黄金3万两、白银22万两、银元80多万枚

文|法治周末报 林海(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 金融学博士后)

责编|马蓉蓉

即将溃败的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将这笔财富运往台湾,而得知消息的工商界人士则联合起来,发起了一场黄金保卫战。这场较量的双方核心人物,一方是想把黄金运走的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另一方则是工商界领袖陈云章。

民国时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地址设在湖南长沙的坡子街。如今,在这条充斥着口味虾和臭豆腐的油烟味道的美食街里,早已寻不到踪迹。

今天的游人食客们不会知道,70年前在此曾秘密封存3万两黄金、22万两白银。这些巨额财富是以发行金圆券的方式搜刮来的,最终被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连夜运往广州,从此消失无影。

让我们回到1948年。由于法币贬值,南京国民政府改为发行新币“金圆券”。然而金圆券也难逃迅速贬值的命运。

在物价飞涨的同时,真金白银被搜集至中央银行。仅以湖南为例,搜刮封存的金银即有黄金3万两、白银22万两、银元80多万枚。即将溃败的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将这笔财富运往台湾,而得知消息的工商界人士则联合起来,发起了一场黄金保卫战。

这场较量的双方核心人物,一方是想把黄金运走的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另一方则是工商界领袖、时任湖南省工业会理事长的“参议员”陈云章。辛蘅若家住在九如里。这个地名出自《诗小雅》中的“天保九如”。

今天人们来到长沙开福区潮宗街,踏过梓园巷西侧连升街的石板路,能够看到一片民国时期的红砖清水墙老式公馆群。其中2号公馆即是辛蘅若家。公馆内藏有巨大的地下室。据说,当时辛即是将黄金先从坡子街转移到家中地库,再伺机运向海外。

陈云章等人反对发行金圆券,更反对将黄金运走。他在报端上表示:“所谓通货,一定要有货才能通,假使不增加生产,即金圆券也好,银圆券也好,都免不了法币的同等命运,改革币制措施,中国将更进一步与美国合作,中国经济政策的决定,亦将受到美国的支配。”

1948年10月25日,辛蘅若接到“上谕”,要求其将长沙中央银行分行所收存的黄金、白银全部运往上海。湖南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听到风声,遂将消息告诉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邓找陈云章商量应付办法,决定由陈云章策动“六团体”采取联合行动,对金银进行扣留。“六团体”指的是省工业会、省商业联合会、省农会、省总工会和长沙市商会、长沙市总工会。他们基本代表了长沙甚至全湖南的工商界人士。

通过陈云章几天的奔走说合,本属不同派系,从不相容的“六团体”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扣留正待运走的黄金、白银。“金圆券现在已发行百亿元以上,超过原拟额五倍多,物价当然要涨五倍。我们湖南决不允许重走上海的道路(当时蒋经国正在上海严厉执行限价政策)。我提议,要不准黄金、白银运走,说空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找出路。我们不但要团结长沙市的40万人民,而且要团结湖南三千万人民;我们要拿出行动来,立即去包围中央银行,得到了不运走的保证后,方能罢休。”陈云章在联席会议上这样说道。

于是,40多名与会代表奔赴坡子街长沙中央银行。辛蘅若不曾想到会在他的地盘上出现这一“大逆不道”的行为,他强装笑脸,委婉说道:“我是湖南人,有义务维护湖南人的利益。但是,长沙分行是直属中央总行所管……为了分清责任,请待我向总行报告以后再听凭处理……”话音未落,会客厅里便爆发出一片怒斥。紧张局面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有几个代表便冲到了辛面前,发出“最后通牒”——“你不交,我们自己动手!”

辛无可奈何地说:“我愿写保证书,以身家性命保证决不把库存金银运走,决不做损害我们湖南百姓的事,请各位相信我……”代表们交换意见后提出:“写保证书可以,但必须要请程潜公出面做担保人。”时任湖南省最高领导人的程潜并不愿担保,后经一再请求,才派秘书长邓介松前来代他签保。保证书由辛蘅若亲自书写,邓介松代表程潜盖章。

可是,政商的承诺并不值得相信。农历正月初六晨,《小春秋晚报》记者朱野樵和《中央社》记者洪君实一道外出采访新闻,途经交通银行,偶遇该行一副理正欲登车外出。彼此熟识,便打个招呼。“新春伊始,财神爷出行,有何公干?”洪君实笑问。“哪里,哪里,我是陪中央银行朱副理去香港办事……”副理突然感到出言失误,急忙又改口,“我是跟着去玩的,怎样,要不要给太太带双玻璃丝袜回来?我效劳……”说罢,匆匆和他们握手登车而去。

言者不慎,听者惊诧。这两名记者参与了此前的谈判,一个可怕的问号在他们脑海中出现:莫非辛蘅若乘人们欢度除夕之机,已将长沙中央银行库存金银偷运去了香港?

如此大量金银,必须用火车运输。两名记者立即到了粤汉铁路局驻长沙办事处,查知:“长沙中央银行除夕前来人订了两个车皮运货去广州,当时预订了40%的运费。结果一直没有送货来装运。直到昨天,来人又要把货改从衡阳站运走了……”

原来,辛蘅若一边稳住“六团体”,一边指挥了长沙衡阳两线连动的偷运行动。他们先将黄金伪装成镍币20余箱,由一位副经理用汽车运往衡阳,再转火车。日前已经运抵广州。得到消息后,陈云章、邓介松大惊,亲赴金库清点,尚存黄金10145两、白银235543两、银元650336枚。六成黄金已经不见。消息传出,湖南舆论大哗,金银黑市价格猛涨。辛蘅若自知难逃罪责,连夜潜逃,企图乘浙赣线火车逃往上海。

黄金没了,辛蘅若眼看要跑。邓介松忙报请程潜将辛扣押,责成辛追回已运走的黄金。震怒的程潜电令南昌方面在火车上将辛蘅若截留。辛被押回长沙后软禁于湘雅医院。当时,省政府要求行政院将黄金运回,作为释放辛蘅若的交换条件。

中央银行总行自然选择“弃卒”,始终未允。陈云章又用“六团体”名义打电话给财政部,声明如不将金银退回,湖南则停止缴税。然而,此举也未能取得效果。

1949年,白崇禧来到长沙,辛蘅若被悄然释放,去了香港,从此渺无影踪。就这样,消失在夜色中的黄金,还是没能追回。一切在战火纷飞中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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