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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由阿富汗女导演萨拉·卡里米（Sahraa Karimi）拍摄的独立电影《方向盘背后的女人》，获得了第13届达卡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然而，这并不能帮她为下一部电影拉到投资。
下一部电影的剧本早已写好，名叫《喀布尔的钢琴师》。主角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跟随父母来到喀布尔。塔利班杀害了她的爷爷，妈妈也因此精神失常。她想靠弹钢琴赚钱，带妈妈去找一片有魔力的湖。听说它藏在山里，不管病有多严重，湖水都能治愈。
萨拉向100多家电影公司介绍过这个剧本。看到剧本里写着，小姑娘根本不怕在喀布尔弹琴犯忌，所有人都回复说，这太积极向上了，这不是阿富汗。
“他们看不见，我是想用这个美好的故事，来述说现实有多残酷，”萨拉说。
对阿富汗女性来说，祖国的现实的确残酷。法律没规定她们享有医保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政府对禁止强奸和家暴仍态度暧昧，丈夫不会允许她们外出工作。
即便到了白天均温30℃的夏季，她们依旧穿着一身厚重的布卡。
女性也是阿富汗主要的自杀群体，肢体暴力、性暴力、心理暴力和强迫婚姻让她们备受折磨。
2011年，汤普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甚至把阿富汗评为“世界上最不适合女性生存的国家”。
“作为女人，我们不能在外面行走，不能购物，不能聚餐，”萨拉说，“唯一想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会死。”
但是，一些阿富汗女性并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她们也是萨拉寻找的拍摄对象。2009年，在纪录片《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中，萨拉拍下了阿富汗第一个女司机的故事。
自从塔利班政权倒台后，这名女司机已经开了10多年的出租车。现在，她每天能挣10到20美元，足够养活家里15个亲戚，包括生病的母亲。她在车上放了一把步枪，还敢载着乘客直接开进塔利班的占领区。
《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的素材量是100小时，但萨拉每拍一个场景，都会受到层层阻挠，致使她连续拍了3年。
“当时每拍一个月，就要换一个地方，怕有人追杀我，”萨拉说。于是，她就在喀布尔、布拉迪斯拉发和德黑兰之间来回奔波，至今也是一样。
同时，一些制片人批驳她对于宗教和种族的解释，质问她“凭什么在这拍电影”。
尽管遭到了非议和骚扰，萨拉还是没有离开，因为留在阿富汗拍电影是她的梦想。
可就连这个国家的首都，最多也只有过11家电影院。频繁的战乱、消沉的经济，已经让其中的6家倒闭。即便是最好的一家，观众席上也很难看到女人的身影。
萨拉想让更多同胞看到自己的电影，尤其是阿富汗女性。
2012年，从小在伊朗长大的她选择回到祖国，一边拍摄阿富汗女性的奋斗经历，一边和朋友创办“卡皮拉多媒体协会”（the Kapila Multimedia House）以及一家电影院。
“我要回来，因为我还抱有希望，”她说。
和她镜头前的女司机一样，萨拉也会在喀布尔的街头独自开车。穿着长裤，戴着墨镜，头巾只是松松地搭着，露出仔细梳理过的额发。这样的装束，如果不开车，根本出不了门。
不在乎周围异样的目光，她也是一个正在奋斗的阿富汗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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