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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麻雀山到樱草丘:关于赫尔岑的随想

赫尔岑最后还是同意斯拉夫派的观点:俄国不需要重复西方,而应该走自己的路。

按:本文可以视为江弱水关于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读书笔记。作者一方面被赫尔岑沉郁而通脱隽永的文字打动;另一方面,更被赫尔岑的革命关怀与视野所吸引。他不由跟随《往事与随想》的脚步,打破时间线索,而从“空间”的角度切入,对《往事与随想》中谈到的几个典型西方国家,进行了政治、历史与社会价值的概括与评析。虽然打破时间轴,但读到这些文字,总会让今天的人们有所触动。

从麻雀山到樱草丘:关于赫尔岑的随想

文 | 江弱水(《读书》2019年11期新刊)

终于,我敛衽拜读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项星耀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上、中、下三部,一千五百页。此书写于一百五十年前,现在读起来,感觉就像以赛亚·伯林说的,“现代得惊人”。赫尔岑从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大火写起,经过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一直写到一八六七年,他与加里波第同在威尼斯欢庆意大利只差一脚的解放,跨越了半个世纪。作者波澜壮阔的人生场景,不同民族的斗争与生活的漫长画卷,在莫斯科的麻雀山和伦敦的樱草丘之间相继出现、变换和消失。“它们有时引起的是微笑,有时是叹息,有时也可能是啼泣 ……”(下,428页)。打过交道的历史名人至少有一打以上,恰达耶夫、别林斯基、马志尼、加里波第、密茨凯维奇、普鲁东、巴枯宁、欧文,都不是泛泛的握手之交,连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沙皇尼古拉也不得不买账的犹太银行家,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曾经沧海的赫尔岑,其人深情而卓识,是贵族气质和民主智慧的统一;而其文沉郁而通脱,隽语络绎,胜义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足资我转述与抄录,连评点也似多余。我的侧重点,不在从时间轴上追寻其 “往事”,而在从空间轴上检视其 “随想”。由东向西,我选取了社会形态不同、发展程度各别的几个国家,俄国、德国、法国、英国与荷兰,来展示赫尔岑的政治理想、历史意识与社会价值的诸多面向,以及投诸其上的苦痛、欢愉、困惑与纠结。

年轻时代的赫尔岑画像 (来源:herzenlib.ru)

【俄国】

这本《往事与随想》,如果有一个副题,那就应该是:俄国与西方。

《往事与随想》,(俄)赫尔岑著,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来源:xidong.net)

西方是一个滑动的概念。就像恰达耶夫《疯子的辩护》所说的,俄国夹在德国与中国之间,是西方的东方,又是东方的西方。但别尔嘉耶夫说出了那个时代的共识:西方只是英国和法国。“不过,对我们而言,德国也是西方,在德国,理性主义也占据着上风。对印度和中国来说,俄罗斯则是西方。东方和西方是有条件的。”(《自我认知》

然而无条件的是,在那个熟悉的语境中,在那条歧视链上,东西之别就等于文野之分。十九世纪拖着辫子的中国不必论,俄国人对这个问题最揪心,因为西方从来就是与俄国对位的镜子,只有以西方为坐标,俄罗斯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在进步的西方面前,他承认自己野蛮。在堕落的西方面前,他相信自己文明。这样的精神分裂,在赫尔岑身上也有所表现。

赫尔岑一生都在控诉沙皇俄国的野蛮。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不久,少年赫尔岑在莫斯科麻雀山上与好友奥加辽夫相拥而发誓,要为俄罗斯的解放事业献身。从那时起,尼古拉一世三十年的暴政,是持续了两代人的瘟疫,俄罗斯思想的动脉被钳住了。“在尼古拉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尤其在彼得堡,为了适应它的世界主义性质,这股野蛮的风气愈演愈烈 ……”(上, 133页)一滴不小心为波兰洒下的眼泪,就能换来牢狱之灾。

奥加辽夫(左)和赫尔岑, 1861(来源:sarahjyoung.com)

尼古拉唯一的爱好是步法操练。他十分勤政,事无巨细而必躬亲,连赫尔岑的出国护照都得由他特批。赫尔岑第一次流放外地五年后回到莫斯科,给父亲写信时,谈到一个岗警杀人抢劫的事。信被宪兵拆开,认定是攻击政府罪,立即汇报给沙皇。在《彼岸书》中赫尔岑说,奴役和教育同时增长,“国家越是强大,个人就越是弱小”。

赫尔岑属于西方派,而与斯拉夫派观点对立。但是,最国际化的赫尔岑,同时也最俄国化。在经受了对西方的幻灭之后,他走回到与斯拉夫派接近的地方。他在著名的给斯拉夫派的悼词中说:“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向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中,165页)与斯拉夫派一样,赫尔岑在传统的村社中看到了独特的未来发展的天赋,正如他在青年中看到了未来。他刚刚还在冷冷地描述年轻一代对德国哲学的生吞活剥,现在却骄傲地反问:“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看到这么一群群思想界的隐修士,科学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中,41页)他赞叹俄罗斯的生机和活力,赞叹新一代高尚、纯洁、热烈,不考虑物质,忠实于自己的使命,而且,“同学中没有一个告密的,没有一个奸细”(上,103页)

赫尔岑对民族感情的维护,有深刻的理性一面。他认为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是外来冲击的产物,是作为一种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种模糊的回忆和忠贞的本能而出现的:

民族性作为旗帜,作为战斗口号,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外来压迫的时候,才带有革命的光辉。因此民族感情及其一切夸张之辞,在意大利和波兰是充满诗意的,然而在德国却是卑鄙的。(中,126页)
《1825年12月14日议会广场上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瓦西里·蒂姆1853年作,来源:thegreatcoursesdaily.com)

可是,这种受了伤的自尊心,以及受外来压迫和侵略的谵妄症,被俄罗斯民族扭曲放大成不可理喻的弥赛亚心结:从拜占庭的第二罗马,到莫斯科的第三罗马。平视西方,甚至拯救人类,就看俄国的了。在这一点上,赫尔岑未能免俗。他固然痛恨帝俄用强势的皮靴碾碎了别的弱小民族的基本生存,甘为波兰一掬同情之泪而不惜与同胞闹翻,但他对俄罗斯野蛮落后的厌恶,与对祖国蕴蓄的力量的赞赏,经常混杂在他的话语中。对他而言,俄国的伟大天赋和对于西方与世界的使命,也是无须论证的,必须强调的。与俄国知识分子一样,赫尔岑也具有对他的祖国的 “蜜汁”崇信。

【德国】

赫尔岑说到德国,没有好话。这很奇怪,因为他母亲就是德国人,德语是他真正的母语。他的《彼岸书》最初的版本是德文版。但在他眼里,德国人粗鲁无礼,枯燥无味,迂腐无力,是闯进大都会的乡巴佬。他们算计得很迂腐,自私得很幼稚,带着甜得腻人的感伤情调,哪怕思想最激进,私生活领域依然是市侩,身上有一种连歌德都不免的鄙俗气。

赫尔岑对市侩的轻蔑与憎恶,与他对专制的愤恨构成其思想的两个端点,而德国偏偏是两者的结合。那个毁灭了赫尔岑家庭的德国诗人黑尔韦格,正是市侩世界的代表。这在《往事与随想》最伤心的篇章《家庭悲剧》中有充分的描写。赫尔岑嫌弃德国人,与此有关。他连带着不喜欢几乎所有德国人。他们不能简单地看待世界,像浮士德博士一样,始终保持着否定精神,沉湎形而上学的理论,一行动就出洋相。德国的学究式的革命无法走向广场,因为领导人是教授,将军是语文学家,战士是戴圆形软帽的大学生。赫尔岑说:

我不相信,世界的命运会长期掌握在德国人和霍亨索伦王朝手中。这不可能,这违反人类的理性,违反历史的美学。我要说的话与肯特对李尔说的正好相反:“普鲁士,我在你身上看不到必须称你为国王的东西。”(下,462页)
普鲁士国旗(来源:wikipedia.org)

既然西方意味着自由,专制的德意志就不算西方,何况德国人在文化精神上本来就是分裂的。正如历史学家S. 平森说的:“德意志从来就没有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强烈的反西方传统一直存在。”事实上,日耳曼人只被西欧视为比斯拉夫人开化程度稍高而已,所以自身也带有一种非西方心态,他们与斯拉夫俄国惺惺相惜。

但赫尔岑并不跟德国人相惜,他瞧不起普鲁士同样存在的警棍和书刊检查制度。他认为,德国在政治上只属于二流地位,却竭力想扮演一流角色。但他却准确预见了德国人不远的将来:
 
普鲁士吹响了震耳欲聋的号音,要开始最后的军事审判,这能唤醒拉丁欧洲,告诉它文明的野蛮人正在到来吗?(下, 462页)

【法国】

赫尔岑关于自由西方的想象,真正崩溃于一八四八年,在巴黎。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工人们推翻了七月王朝,成立了共和国。赫尔岑从意大利赶回来,却目睹了工人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三千多人被枪杀。路易·波拿巴在随后的普选中高票当选为总统,三年后发动政变。共和国的检察官监督投票和计票,告诉投票的人不听话甭想过好日子,然后全法国一致为接下来的帝制投了赞成票。

赫尔岑以为在法国能看到他追慕已久的自由,没想到却遇见最血腥的专制。夏多布里昂早在《墓中回忆录》里说过:“法国人不爱自由,他们追求平等。但是平等和专制却有秘密的联系。”赫尔岑也终于领教了:

他们像仇视叛逆一样仇视独立的思想,甚至过去的独创性见解也遭到他们的非议。这种高卢情感竭力用群体代替个体,他们追求平均,追求军队式的统一,追求集权,即追求专制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中,430页)

这种专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现在赫尔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暗探的王国,信件被无耻地拆阅,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踪。他由衷地钦佩,告密者能够把做人的良心讲得头头是道,还能写革命的文章。他们受到政府的奖励,教会的祝福,军队的保护,而且不怕警察,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警察。  

旺多姆广场(来源:tabulousdesign.com)

一八四八年的一个冬夜,赫尔岑走过旺多姆广场,发现一个波兰人在纪念柱下脱帽,不禁望着柱顶上的拿破仑雕像,想:既然这么多人爱戴他,又怎能指望不受他压制和迫害呢!他在《彼岸书》中说:一般来讲,法国老百姓语文都不好,对“自由”与“共和国”没概念也没感觉,听到 “帝国”和“拿破仑”却有如电击,因为他们拥有深刻的民族自豪感。“拉丁世界并不爱好自由,只喜欢为它而斗争;它有时为了争取解放出生入死,但永远不会为了保卫自由鞠躬尽瘁。”(中,441页)

《往事与随想》给欧洲革命的流亡者的许多速写,特别令人印象深刻。这些 “流亡者行会”中,大体上来说,意大利人可敬,波兰人可怜,德国人可鄙,而法国人可笑:
 
他们从童年起就习惯了政治骚乱,爱上了它的戏剧性一面,它那庄严而辉煌的景象。正如尼古拉认为步法操练本身是军事训练的主要方面,他们也认为,宴会、游行、示威、开会、祝酒、旗子是革命的主要内容。(中,286页)

还没有解放自己,却只想解放别人,赫尔岑将他们命名为 “革命的合唱队”,并由此看见了法国革命未来的无望。法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是历史的发动机,总觉得动见观瞻,我不走别人都不走,因为不知道怎么走。但是,赫尔岑认为,法国人在精神上是不自由的。他们按照流行的观念和公认的形式来思想,给观念披上时髦的外衣就心安理得了。

油画《普法战争场景》(克里斯蒂安·泽尔绘)(来源:upcscavenger.com)

越到这部回忆录的后面,赫尔岑越是相信,普鲁士的时代到了,而法国已然过气。他们那唯我独尊的心态、夸张浮滥的发言、花哨华丽的外表,以前可以原谅的,现在不行了。赫尔岑死后半年,普法战争爆发。但他三年前就已经预告了德国的钢盔将从莱茵河对岸潮水般涌来。

【英国】

赫尔岑在巴黎感到窒息,直到透过雨雾望见英国泥泞的白垩海岸,他才呼吸自由。

伊恩·布鲁玛在《伏尔泰的椰子》一书中,把赫尔岑归入崇英者行列,但说他态度有点暧昧。随着年纪越大,在英国住的日子越多,赫尔岑就越欣赏那个雾蒙蒙的国度泥泞难行的中庸之道。独立的司法系统,自由的新闻出版,得到了英国人普遍的、基本的尊重。恩格斯到英国两年,就说:“英国无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除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因此,有教养的英国人就具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天生的独立自主权利,在这一点上法国人是夸不了口的,德国人就更不用说了。”(《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从严格意义上说,整个亚欧大陆的最西头的英国,才是真正的西方。

《伏尔泰的椰子》,(荷兰)伊恩·布鲁玛著,刘雪岚、萧萍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来源:douban.com)

英国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都穿着中世纪的服装和清教徒的大褂,其曲径通幽使赫尔岑惊叹,认为法国人不可能理解:

英国法律中互不协调的多种多样的判例,使他感到困惑,仿佛走进了黑暗的森林,根本看不到树林中高大雄伟的栎树,也看不到正是在这种千姿百态中包含着它的诗意、美感和意义。一部小小的法律全书就像一个小巧玲珑的园林,大自然不能与它相比,那里有的只是沙砾小径和修剪整齐的树木,园丁则像警察一样守卫在每一条林荫道上。(下,28页)

小小的法律全书,当指拿破仑法典,伟大的成文法,拉辛一样精确,但英国的法律却像莎士比亚一样繁复。这是赫尔岑的栎树,也就是伏尔泰的椰子,在印度能成熟,在罗马却不会。即便在英国,成熟也是需要时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所以,伏尔泰自诩他在费尔奈的花园满满的英式风格,布鲁玛却断定还是太法国化。

但赫尔岑对英国并非有赞无弹,他知道不列颠各阶层的不同状况与阴暗面。他写到伦敦最偏僻的富勒姆区,住的是蓬头垢面的爱尔兰人和面黄肌瘦的工人,煤烟灰给街道披上了丧礼服似的黑纱,没有光,没有色彩,没有手推车和出租马车,连狗都找不到一点吃的。偶尔有一只皮包骨头的猫爬上屋顶,弓着背,靠着烟囱取暖(下,315页)。还有一个让赫尔岑不爽的地方,也让马克思、恩格斯不爽过,那就是英国大众素有排斥异己的传统,和无形的社会偏见:

英国人的自由主要得力于体制,不在他本人和他的良心。他的自由来自习惯法,来自人身保护法,并非来自个性和思想方式。在社会偏见面前,骄傲的不列颠人低下了头,毫无怨言,恭恭敬敬。(下,202页)
19世纪的英国伦敦街头摄影([苏]约翰·汤姆森摄,letsfilm.org)

一个国家,政府的干预越少,言论和自由独立的权利越能得到承认,群众也越是不能容忍异己,舆论也越是带有强制作用;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都随时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警察的职责(下,211页)

所以拜伦不见容于英国。赫尔岑很讶异地发现,政治上受奴役的大陆,精神上却反而比英国自由。因为大陆人忍受权势,但不尊敬;忍受锁链,但不喜欢。英国人却拘于习俗和成见,甘于集体的平庸。别人不做的事你不能做,别人都做的事你也不能不做,大家相互盯着。

【荷兰】

没有去过荷兰的人,也可以充分地想象荷兰,在十七世纪荷兰画家的画框里。低地的运河,晦暗的云朵下驶来的帆船,人物在室内劳作,脸色红润,神态安详。两百年不变的这景象,让赫尔岑感到,自由的欧洲是疲倦的、停顿的,接近了饱和状态。

 油画《小旅馆外的两名猎人》(波勒斯·波特尔绘)反映了17世纪的荷兰风貌(来源:Invaluable)

他在阿姆斯特丹买过一幢不大的房子,由此产生的票据和契税让他很劳神。在赫尔岑的意识中,标准的西方是英国、瑞士和荷兰。彼得大帝不是到荷兰学习过造船么?出于航海和生意的需要,荷兰人培养出商业道德与契约精神,以及对自由和宽容的信赖。然而,英国有贵族气息,瑞士很穷但很健康,荷兰却是纯粹的市民社会,用赫尔岑的说法是,它在市侩制度中找到了巩固自己社会的方式,而令他大失所望:

看看西方那个最稳定的国家,那个已经开始生长白发的国家——荷兰,这里,那些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伟大的美术家,高雅的神学家,勇敢的航海家如今在哪里呢?还要他们做什么呢?难道它由于没有他们,由于生活平静,社会安定,便不幸福吗?它会指给你看它那些建立在干涸的洼地上的含笑的村庄,它那整洁的城市,那整齐的花园,那舒适恬静的生活,它的自由,说道:“我的伟大人民为我取得了这自由,我的航海家留给了我这份财富,我的伟大艺术家美化了我的住宅和教堂,我觉得一切都很好,你们还希望我怎样呢?与政府展开尖锐的斗争?然而难道它压迫人民吗?但从这生活能得到什么呢?”(下,63页)

面对荷兰,赫尔岑早已经得出了福山式的结论:“荷兰人跑在前面,它是第一个安于现状、让历史终止的国家。而成长的终止是成年的开始 ”——

与此同时,思想水平、视野、审美情趣降低了,生活变得空虚,除了外界的冲击有时带来一点差异以外,只是单调的循环,稍有波动的一泓死水。议会在开会,预算在审查,演说头头是道,形式略有改进 ……明年还是这一套,十年以后也还是这一套,生活进入了成年人平静的轨道,一切只是例行公事。(下,234—235页)

这就是B. B. 津科夫斯基所说的,“关于现代性的审美悲痛”:“账房先生的正直取代了骑士的荣誉,循规蹈矩取代了优美的风度,僵化的程式取代了礼节,狭隘取代了高傲,菜圃取代了花园,向一切人(即一切有钱人)开放的旅馆取代了公馆。”(中,368页)这些规行矩步的人共同构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一种思想与习俗的暴政。在《法意书简》中,赫尔岑说,这无暴政的暴行之可恶更甚于沙皇政权,因为后一种你知道厌恶谁,前一种则是匿名的集体,为了金钱,出于恐惧,进行着无兴致的扼杀、无信仰的压迫。

晚年的赫尔岑(来源:hilobrow.com)

赫尔岑心下了然。在他的梦想终结处,没有密探,没有政治犯和绞刑,没有警察半夜敲门,但也没有个性,没有激情和狂想,没有创造性。伟大的梦想已经死灭,每一个铜子都被用于精明的投资,人们只为暴利冒险,艺术与思想的花朵得不到滋养而枯萎。 

追日的赫尔岑的滚烫的能量,冻结在了西方的乐土。

贵族革命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一方面珍视人的自由,另一方面蔑视功利的计较。他懂得,金钱对一个人总是意味着独立与力量,做贫穷的奴隶是可怕的。听从罗斯柴尔德的指点,他买了美国的股票,购置了荷兰的地产,让自己变成了西方的食利者。从前在俄国,自有乌进孝之流替他打理巨大的田产。现在他得自己跑证券市场,跟银行家和公证人打交道。他罕见地拥有财务自由,在流亡的革命家中只有他能做孟尝君,每天家里管着几桌饭,还不时资助事业经费。而这些钱,是俄国的农庄和美国的工场为他提供的,这让他很分裂。

赫尔岑虽然头脑清明有余,但灵魂深处是浪漫的。诗意与美学,对他来说至关重要。英国法律的幽邃丛林他很欣赏,是因为它所包含的诗意;德国强悍的未来他看不起,是因为其不符合历史的美学。但是,这一点太隐蔽了:赫尔岑骨子里未尝没有感染到俄国人的通病,把贫穷纯洁化,把苦难崇高化。西方的商业社会和市民阶层及其平淡安稳的生活非俄国人之所欲,最终还是艰苦的反抗、高贵的牺牲中呈现的人格光辉打动得了他们。一句话,俄罗斯无苦不欢。

莫斯科大学中的赫尔岑纪念碑(来源:beautifulrus.com)

赫尔岑最后还是同意斯拉夫派的观点:俄国不需要重复西方,而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们难道也得像西方人一样,把乡村小道换成大马路,然后修铁路?不,我们没有必要按照另一种规律重新开始。极重个人道德和英雄气概的赫尔岑,瞧不起平庸、老实、不出彩的事功精神。可是,革命的钟声不再敲响,噼啪作响的只有资产者和小市民的算盘珠子。

问题是,推翻专制的暴力革命又能怎么样?由不平和仇恨导致的“彼可取而代也”,在赫尔岑看来毫无建设性:“第一个砸碎锁链的人,也许便可以占有主要的位置,不过他自己也会马上变成警察。”(下,44页)赫尔岑珍视人的自由,但也非常清楚:大众对于个性自由、言论自由不感兴趣,他们喜爱的是权威,他们头晕目眩于政权身上迷人的光泽,他们把平等理解成同等程度的压迫,他们连想也不想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彼岸书》)。这样的大众,不过是穿翻领衫的儿童。可是人类的成年阶段也不过是进入市侩社会,然后停留在那里。全书最后的附录,有卡莱尔给赫尔岑的信。这位《英雄与英雄崇拜》的作者说,他尊重俄国人民拥有的 “服从的天赋”,认为比起在议会辩论、出版自由和普选计票中发展起来的无政府状态,沙皇制度更为可取。这让赫尔岑大吃一惊。更吃惊的是他看到,整个欧洲竟然到了需要专制主义的地步。

苏联发行纪念赫尔岑的邮票(来源:appelloalpopolo.it )

赫尔岑既反对尼古拉,也反对荷兰。可是他从未设想过,还可能有一个尼古拉的荷兰,混合了专制主义与市民社会,他心目中最糟糕的两样东西。一个美丽新世界,政府像慈父或者大哥(big brother),一切都可以在内部解决,尽一切力量让社会保持安定与平静。具文的宪法,举手的议会,经济的自由化。路灯明亮,警察彬彬有礼,法律保护商务合同。人们操持着家务,按规矩和榜样教育孩子,享有政治正确的言论自由,还有音乐会。这就像令茨威格不胜低回的《昨日的世界》,却会让赫尔岑落得两手空空。

来源:读书杂志

原标题:江弱水:从麻雀山到樱草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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