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sfysweixin
眼下的韩国舆论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而混乱的来源，则是一部刚上映不久的本土电影。
虽然它的票房预售率和话题度双双登顶，引起的骂战却足以“撕裂”韩国。
聪明的你可能已经猜到了今天要聊的电影。
没错，就是它——
《82年生的金智英》
虽说每年冒出几部现象级电影，对于电影工业相当发达的韩国来说不算新鲜事。
但很少会有电影像《82年生的金智英》这样造就观众两极分化的奇观。
上映之初，在韩国的评分网站Naver Movie上，男性网友齐刷刷给出差评，均分“高达”1分（现在升到了2分）。
按照性别划分的网友评分
至于电影6.44的总分还得多亏那些力挽狂澜的女性观众。
事到如今，理清这场闹剧的来龙去脉或许比电影本身要重要得多。
01、恶魔之书
这出举世罕见的迷惑行为大赏并非空穴来风，围绕这个IP所产生的争议从未熄火。
电影改编自韩国编导兼作家赵南柱的同名原著，故事取材自她的部分生活经历和真实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原著易读指数直逼《乖，摸摸头》，几乎没有阅读门槛。
倘若你感兴趣，花上看两期《演员请就位》的时间就能轻松读完。
可就是这样一本通俗畅销书，却化作蝴蝶扇动的翅膀，卷起一场命中注定的风暴。
本书被摆在书店的醒目位置
小说篇幅本就不长，内容平实到毫无文学性可言，只是如流水账般讲述了韩国女性金智英平凡的人生。
而她一生中经历的那些困惑、挫折、迫害、低谷，归纳起来恰好就是狠狠戳中韩国男性敏感神经的关键词：女权。
正因如此，韩国男人对它几乎恨之入骨，“这简直是一本挑起性别对立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恶魔之书”。
光是口嗨还嫌不够，他们迫不及待地在互联网挑起一场针对性的猎巫行动。
身为最早的一批受害者，知名女团成员Irene因公开晒书被男粉丝围攻谩骂。
甚至有极端粉丝选择用剪碎、焚烧照片的方式泄愤。
少女时代成员崔秀英也曾因在真人秀表达过对本书的喜爱，惨遭同等的待遇。
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有人迅速玩梗，写出一本《90年生的金志勋》，还像模像样地发起了拍摄众筹。
书中讲述了一个1990年出生男性的悲惨经历，比如聚餐时要求为女性挡酒、结婚时要负担婚礼和婚房费用、绕不开的兵役制度等等。
很显然，作者是在试图反驳韩国女性遭遇的不幸。
至于为什么“金志勋们”生活不易会导致“金智英们”的苦处变得不可言说，这其中的逻辑自恰性就暂且不提。
这场反女权运动愈演愈烈。
除了反讽和煽风点火，花样百出的激进网友试图向青瓦台请愿，从而阻止这部电影的问世。
幸好，他们失败了。
本片的两位主演都是韩国的一线演员，而接下这部争议性作品等同于触动韩国男性的“逆鳞”，势必要付出代价。
女主郑裕美，很快被差评和讨伐声淹没，除了当事人，谁也无法想象她到底承受了多大心理压力。
而男主演孔侑，就被男同胞们打上了“助纣为虐”的标签——“身为男性，居然去拍女权主义电影！”
害，韩国键盘侠们对道德绑架还是一如既往的熟练。
再说一则小插曲。
孔侑看完剧本曾经大哭一场，哭完之后立刻给妈妈打电话并感谢对方的养育之恩。
不仅如此，暖男孔侑在拍摄之余还提过自己的愿景：“虽然世界上没有一定想要看的电影，希望这部电影可以成为大家想要看的电影。”
话说回来，孔侑本人的社会责任心极强，对能够促进社会变革的电影十分关注。
比如当初《熔炉》有机会被搬上银幕，孔侑可谓功不可没，要不是他极力向制片人推荐了原著，恐怕这桩惨案将被永久尘封。
如果所有韩国男性都能像他一样理智且富有同情心，或许就不会催生这场风波。
回溯往昔，韩国电影已经习惯与社会命脉和舆论风向紧密捆绑的状态。
这股风潮改变的又岂止韩国民众。
这几年，数不清有多少以《韩国又出了一部改变社会的电影》《有的电影改变国家，有的国家改变电影》为题的10W+横空出世。
韩国电影拥有改变社会的“超能力”——这不仅成了国内观众的共识和老生常谈的话题，时不时还要充当鸡毛令箭，指哪儿打哪儿。
具体打哪儿，咱就不说了。
无论是《熔炉法》还是《化学阉割法案》都遵循着如下套路：相关电影上映—引起全国轰动—政府出台相关法案。
按理说，《82年生的金智英》正好也是个改变社会风气和女性生存环境的契机。
可问题来了，韩国民众（主要指男性）为何一夜之间仿佛被“阉割”共情能力，任由“女权话题”沦为房间里的大象。
不仅不闻不问，还要狠狠踩上一脚，恨不得让原著和电影永不翻身？
介于国内大部分观众暂时无法观看，所以小十君打算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前瞻，顺道也把事件的根源理性分析（批判）一番。
02、被嫌弃的金智英的一生
故事开头的悬念相当抓人。
金智英，她“疯了”。
这个家庭主妇的身体里像是被塞进了不同的人格，有时是她的母亲或奶奶，有时是丈夫的学姐、朋友。
她们就像是约好了一样，经常絮絮叨叨地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代贤啊，最近智英可能会有些心力交瘁，因为她正处在身体渐渐恢复、心里却很焦虑的阶段。”
“要记得经常对她说‘你很棒’‘辛苦了’‘谢谢你’这些话。”
代贤是金智英的丈夫
刚追完《致命女人》的观众肯定很熟悉这样的开场画风。
一个好好的家庭主妇突然间就疯了/要杀老公了，接下来就该慢慢揭晓谜底。
不过可惜的是，它只有一个勉强算是轰轰烈烈的开头。
后续的叙事风格非常平淡。
既没有同性恋、骗婚、出轨、开放婚姻等猎奇要素，更没有狗血酸爽的抓马大戏，有的只是看似平常的扎心事。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正如波伏娃所写，女性生来就在被教导该如何做一个“好女人”。
金智英自然也不例外，从女孩、学生、职场新手、再到初为人母，书中抽丝剥茧般展示了她被不断规训和塑形的一生。
“男女有别”“男尊女卑”，这是她从小就被朦朦胧胧灌输的理念。
传统家庭给她上的第一课就是：所有资源遵循“弟弟优先”的原则，从吃饭顺序、衣服新旧，甚至是一罐奶粉。
而启蒙方式则是奶奶的一顿敲打，每当她想偷尝一口弟弟的奶粉，就会被狠狠教育。
当金智英步入学校，又是一轮大改造。
着装自由只属于男生、男生有先吃饭和当班长的资格，这些巩固“男性优先”的规矩都成了理所当然。
再说两个代表性桥段。
“男孩子都是这样的，越是喜欢的女生就越会欺负她”，这是金智英被男同桌频频捉弄之后，老师用来开导她的话。
把霸凌当做喜欢和“青春回忆”，一个至今没被纠正的误区。
“为什么要跟陌生人说话？为什么裙子那么短？”
发现女儿被可疑男性跟踪之后，父亲第一反应就是指责她不够检点。
这样的口吻，不禁让我联想到印度黑公交案发生后，一位强奸犯陈述的“辩词”：“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于强奸来说，女人比男人的责任更大。”
受害者有罪论、受害者污名化，无疑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另一道枷锁。
《印度的女儿》
好不容易顺利毕业，又跨过求职难题，连酒桌上强行劝酒和被当面说荤段子的“考验”也熬过去了，金智英以为总算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
这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方面，可以不用再面对催生压力，另一方面她又要考虑自己是不是该为了照顾孩子，辞职做全职主妇。
有人调侃，“接下来就该和《坡道上的家》无缝衔接了。”这话说的倒也没错。
孩子出生后，金智英发现自己被慢慢抽空了，自我存在感变得稀薄，所有生活都只能围绕孩子和家庭打转；
辞职前信誓旦旦地保证会一起分担，结果丈夫照样把整天忙不完的家务全甩给自己；
因为辞职，经济压力成倍剧增，所有家庭开销都要由她来发愁。
《坡道上的家》
最令人绝望的是，她发现一旦成为母亲，在“母爱光环”的掩映下，连喊一声累都成了矫情。
《坡道上的家》中的安藤水穗是怎么变成“恶魔母亲”的？
不就是在旁人的指指点点中，独自承受着被无限放大的育儿责任和产后抑郁的折磨，最终走上绝路。
不过真正压垮金智英的稻草不止是单纯的育儿责任，而是一整套组合拳：
职场、育儿、家庭构成的不可能三角，与厌女成性的韩国男人合谋挤压着女性的生存空间。
“我现在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社会人脉，还有人生规划、未来梦想。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
金智英辞职前，忍不住对丈夫说出口的怨言全都应验了。
还记得《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女主角在离婚之后才发现自己想重回职场有多艰难么？
不得不感叹，都9102年了，韩国的女性就业现状居然还不如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
就像她发现自己即使受过高等教育，找来找去最适合自己复出的居然是在雪糕店挖冰淇淋的工作。
更令人心力交瘁的不止是忙不完的琐事，还有暂时放弃找工作就被人说成妈虫（暗讽靠老公养的全职母亲）的遭遇。
“我赌上性命把孩子生下来，甚至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生活、工作、梦想，只是为了带孩子，却成了他们口中的一只虫。”
没有奋起反抗的励志情节，更没有逆转结局，伴随着这句控诉，“疯妇”金智英的故事戛然而止。
白描式的故事，平淡的叙述方式，可与其说没有爆点，倒不如说细枝末节里藏的都是爆点。
伴随一生的刻板印象、被迫放弃的理想、那些所谓最适合女孩的安稳工作，再加上独自承担的育儿危机和压力以及被忽视的劳动价值。
原著风靡东亚三国的背后，是无数个相似且重叠的模糊身影。
被逼疯的金智英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现在应该不难回答。
明面上，这是韩国80年代最常见的名字。
深入挖掘之后，“金智英”正是“女性”这个抽象概念具象化的产物。
究竟是要用廉价笔触来引起广泛共鸣，还是用真实的故事和困境唤醒更多女性的自我意识？
作者赵南柱果断选择了后者。
03、女权洼地
先说结论—韩国是彻彻底底的“女权洼地”兼厌女大国。
所有男权社会能踩的雷，韩国一口气踩了个遍：
重男轻女、性别比例失衡、性骚扰、性教育缺失、月经羞辱、荡妇羞辱、就业歧视、同工不同酬、丧偶式育儿等。
对此，书中列举了不少数据作为佐证：
仅从就业方面来看，2005年针对韩国百大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录取率只有29.6%；
根据2014年的统计，韩国女性的平均薪资只有男性的63%左右；
直到2014年女性高管比例才达到18.37%，换算过来10名女性中只有不到2名身居主管。无数女性在韩国的职场天花板前，撞得头破血流；
职场遭遇的不公，最终成为倒逼女性回归家庭的帮凶——韩国已婚女性每五人当中就有一人因为结婚、生子、育儿而辞去工作。
觉得数据不够直观？
那不妨回顾一下今年被曝光的韩圈大新闻——
李胜利夜店事件、张紫妍案重回公众视野、崔雪莉自杀，这些事件绝不能用“娱乐圈潜规则”来一笔带过。
其背后既是一整条围绕权贵的利益输送链条，也是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和等级制度在社会中横行无忌的一个缩影。
在资本与权力的共同侵犯下，女艺人要么沦为玩物，要么挣扎求存。
以张紫妍为原型拍摄的《玩物》
有因必有果。
已经了解过娱乐圈的丑陋面貌，相应地就对韩国在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排行榜中，喜提倒数第三（在所有G20国家中）的成绩丝毫不感到惊讶。
这还没完，韩国目前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Sampo Generation（即Sampo一代）。
“Sampo”意味着这代年轻人开始选择放弃三件事：关系、婚姻和子女。
比起在婚姻生活中受尽委屈，还要被说成妈虫，她们宁愿选择不婚不育的独立生活。
接着再看一个联动数据。
生育率自从上世纪70年代起连续走低，2018年甚至获得全球生育率最低国家的“光荣称号”。
不夸张地说，为了不成为下一个金智英，韩国女性正在用她们的子宫投票。
但这些还不足以直接解释韩国男性对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反感。
要想把解谜进行到底，还需分三步走。
首先，是韩国病态的社会结构。
国内的各行各业都被大企业垄断，经济命脉也被财阀掌控，基本上不存在通过创业等途径实现阶级晋升的可能。
在出路被锁死的情况下，年轻人为了在本科率高达70%的社会里博得一席之地，剩下的路就只有考进国内最顶尖的名牌大学。
《天空之城》这部讲述中产阶级在残酷的高考竞争中陷入疯狂，乃至走向人性崩坏的韩剧，正是韩国畸形生态的产物。
SKY是首尔大学、高立大学、延世大学的简称
其次，是内部竞争激烈的社会现状。
大企业垄断、生育率下跌、就业竞争加剧、社会缺乏创新活力，种种因素都进一步推动了韩国社会的内卷化，阶级矛盾也愈发显著。
《寄生虫》中兄妹二人空有才智，但考不上大学就只能蜗居在地下室里
最后，才是反女权运动的导火索。
2014 年韩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多岁的年轻女性就业率首次超过男性。
在经济低迷、失业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这一数据无疑成为支撑韩国男性调转枪口的绝佳借口。
于是才出现了他们一边享受性别红利，一边利用舆论打压女性、宣泄怒火的“盛景”。
至于社会矛盾的真正成因，就不在这群反女权者的思考范畴之内，他们能做到的只有抽刀挥向更弱者。
可悲的是，一味挑起二元对立其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更何况，女权运动的初衷也从来不是为了挑起性别对立。
我们深知，只有当女性获得应有的权利，才能将男性也从男权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就像金智英的丈夫和父亲，如果能够在性别平等的社会基础上结婚生子，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教条，与妻子共同分担经济压力，生活自然能跟着减负。
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女权即平权。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话。
为何《致命女人》能拿下豆瓣9.4的高分，在IMDb却只有8.2分？
很简单，因为欧美观众对这类现实主义剧集早已见怪不怪，我们的“暗黑猎奇”在他们看来顶多算日常。
衷心期待我们的市场空白能被更多的女性向剧集填补，同时也盼望不再需要靠刷爽剧来解压的那一天。
长路漫漫，愿所有人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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