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新书沙龙的热烈掌声过后，我和双胞胎哥哥、姐姐、母亲挤进了车里，关上门。
“好基情哦！”姐姐喊道。
我们大笑。当然啦，我们都是这么想的。
外婆的新书是为她那研究大屠杀文学的教授作传。这位教授是个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诗人，她最初在教室、后来在住处，迷住了我的外婆。就像任何一个好门徒一样，外婆写了一本书，来保存往事。
“你们听到她讲话了吗？”母亲插话道，“说到她如何与教授同住了好几个月，当然啦，外婆睡在沙发上。而且她举起手说‘声明一下哦，我睡沙发！’她好像非要强调这个细节，生怕有人怀疑她睡在别的地方。”
“还有哦，她回忆起教授时多么沉醉，”我说，“而且，她应该也得到了她渴望的情感支持。”
“她意识到自己做得多明显么？”母亲问道。
“但至少她用自己的方式骗了一个丈夫。”我说。
“两个，”母亲更正道。
“但她写了本书，这超酷啊。”姐姐说。
“是啊是啊，当然啦。”我们都同意，不管是不是同性恋，我们的外婆写了本书，这太棒了。这本书我们大概都会翻一下。
我的意思是，我们当然为她感到骄傲，不需要通过读这本书来证明这一点。毕竟，她写了几百页，装订，还在扉页上把书献给我们，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兴处理这本书。于是我们微笑着鼓掌，收藏了几本在洗手间。以后再看。出于自豪。
但是，我想得更多。在外婆有可能是同性恋的一系列证据中，和教授的轶事是最后一个。总的来说，她是个生硬的人，从不浪漫，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她童年常和邻家男孩打斯托普球，在联合学院时，走到了曲棍球冠军的领奖台上。在后来的生活中，丈夫抱怨和她的关系就像朋友。他这么说只有一个凭据：外婆在遇到梦想中的教授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之前，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健身教练。
再后来，有一次，外婆和母亲在电话里谈论我姐姐的性取向，她说，每个人都有一点双性恋的倾向，说得好像煞有其事。
这真的解释了一些事情。
* * *
姐姐读八年级的时候，开始出柜，当时我和我哥哥读七年级。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她感到孤单和害怕，所以当邻桌女孩拿出了贴着席德·维瑟斯贴纸的活页夹的时候，姐姐跟她搭话，成为了朋友。她名叫安娜，13岁，穿着彩虹条纹的紧身衣，有时候散发出烟草气味。她网名叫做kind-o-kinky，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双性恋。
三周过后，姐姐和安娜无可救药地坠入爱河。
“我觉得我是双性恋。”凯特躺在床上说。夜晚让她焦虑不安，于是她睡在我房间的空床上。直到一整年以后，我才把夜晚的卧室看作私密空间——青春期的个人实验室。但当时我并不介意。
“哦，好吧。”我说，没怎么在意这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很肯定，至少是如此，”她说，“我开始和安娜约会了。我告诉了妈妈和你，但我还不知道怎么和丹尼尔说。”她翻了个身，让好的耳朵朝上。六岁时，她有一边的耳膜刺穿了。翻身意味着邀请对话。
但是我没有鼓励和支持，我只是说：“你想得没错，你也许不应该告诉丹尼尔。”
不管我多少次想了又想哥哥的反应，那个谈话都不会是愉快的。要么他根本不会相信她，还会嘲笑她易变的自我认同，要么相信她，但很可能保持沉默。也许会持续一段时间。他的沉默更可怕。
12岁的时候，哥哥对同性恋是完全排斥的。他相信如果他建起一个强大的不宽容的外壳，一切怪异之物都会被挡在壳外，像在汽车玻璃上的雨滴一样滚落。在青春期，他保持了相似的固执。刚开始发育时，他率直又粗暴地对待他不太接受的东西。他整整比我高6英寸，他会欺负我，抢夺游戏机的控制权，也会在和朋友合照时把膝盖弯曲，显得矮一些。在一场漫长的感冒过后，他变声了。他从没谈起过性。他从六年级开始刮胡子，但是他没有向母亲要钱买剃须刀，而是偷了姐姐的维纳斯剃毛刀在浴室刮，剃刀上留下短短的黑色毛发。他为自己的胡茬感到难为情，就用赤褐色的遮瑕膏盖住脖子和下巴上新长的胡子。我们假装没注意到。
有些深层的、令人不安的东西仍在持续，但是直到几年后我第一次用剃须刀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压抑青春期，只不过是试图遏制同性恋倾向的冲动——无形但不可逆转的荷尔蒙使然。他对男性惊人的爱恋，转化成了同性恋恐惧症。
我不敢问是否凯特也注意到了这些。向姐姐告哥哥的状也是挺难的，还有她剃刀的事情。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她是双性恋，而哥哥不喜欢。如果她怀疑到了什么，她是不会说的。
凯特踢着散在床上的床单。“我知道，”她说，乱踢着腿，“但我不想让他感觉受到排挤。”我把枕头翻过来，贴着凉的那一面。她说得对。不管怎样，说还是不说，我们都有可能让哥哥不高兴。
“妈妈的反应是什么？”我问。
“挺好。她说如果我和女孩子约会，至少不会怀孕。”
“那倒是真的。”我说。
“我问她，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心理医生。她说是的。”
“那太没劲了。”
“我想我不会去说的。那你不会讨厌我吧？”
“一点也不。”
“好。”她终于释放了所有疑虑，翻身睡去了。
第二天，我们被闹钟吵醒。姐姐、哥哥和我三人轮流在水池旁刷牙，进浴室洗澡。然后我们去上学，没提昨晚的事情。我们问彼此晚上做了什么梦，但是没有一个人做了梦。
那天晚上，姐姐告诉了丹尼尔，然后那个星期二，母亲载着我和哥哥从希伯来学校回家，我们轮流打赌姐姐的这一同性爱好能弯多久。
“两个月吧，”母亲说，她刹车，然后从车载杯架中摸索一袋什锦干果，“这是很多女孩都有的阶段。”
“真的吗？”我问，向前靠在安全带上，“我刚想说只有两个星期。”
“我猜四个星期吧。”哥哥说，就这样，我们接纳了姐姐新的性取向。
接下来的几年里，凯特的同性恋倾向并没有引起家人多大关注。她并没有经历一个剧烈的身份转变，我们也没有费力去理解，相反，这件事如此平静、毫不戏剧化，我们甚至不想承认之前还打过赌。她花力气让我们适应她取向的变化，表示说她的同性恋比例日益增长，这是她根据自己的经验数据、经过校准再校准得出的数字。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一数字由对称的双性恋比例变为了同性恋比例占据60%，一旦平衡打破，这一比例很快就更加倾斜了。尽管如此，她在十年级的时候还交了一个男友，那时她同性恋倾向比例已达到60%到70%。
“性取向是流动变化的。”她说，把这一比例提升到了79%。但这不是抛弃那个男友的理由。她有自己的理论：每个女同性恋都有例外情况，她很幸运地在15岁找到了自己的例外。
但有一天，她内心92%的女同性恋比例被唤醒了，她觉得这段恋爱关系真是够了，终于和男朋友分手，搭上了一个轻佻活泼的高年级女孩，她终于变成了100%的女同性恋，并且一去不复返。
我姐姐这种数字化地走向女同性恋的方法还挺先锋派的。她按照百分比，循序渐进地生活在一个异性恋家庭，平缓地提高了家人的宽容度。她是一个酷儿小孩，一个先锋派，穿带钉的服装，戴金属链子，是那种被误解的同性恋代表。她是活生生的女同性恋样子。但她不知道的是，在她与自己性取向比例作斗争的时候，一场难以量化的战争也在同时发生：哥哥和他荷尔蒙之间的斗争。在他看来，索要刮胡刀是默默地向男子气概屈服，作为惩罚，他还要屈服于更多男性荷尔蒙作怪的产物：长高，长出真正的胡子，变浓密的眉毛，还有对学校男孩模糊而颤抖的欲望。在他向自己承认是个男同性恋的时候，姐姐正准备公布自己的新女友，这个时机似乎打乱了某种安排。一切都乱套了，一家不会这样出现两个同性恋小孩。
当然不会。像所有效果十足的笑话一样，我们家有三个同性恋小孩。
但是丹尼尔还不知道。在初中和高中生涯里，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同性恋孩子。他假定我是直男，饶有兴味地看我谈着符合年纪的恋爱生活。我在六年级有了第一个女朋友，约会了7个月，亲热了三次，有一次是在操场的木制小隔间里，鞋上盖着树枝。我告诉丹尼尔舌吻的感觉，接着我说“我想我爱她。”可是她甩了我。
我放弃了一对一的恋爱关系。接下来几年，我下决心学习做爱。学校里有一种狂热的做爱竞赛，次数和女生数量都能拿来攀比。数量低于3个是令人不屑的。这是激情的终极姿态，难以控制的欲望无处不在地撞击着青春期男孩，驱使他们抓女孩的屁股，在阳光照射的中学健身房里抱在一起。
高中的时候，我的精力放缓了。和女孩做爱变得更少也更自私了。我曾经和一个一年级学生约会，她喜欢我，我喜欢她的程度，刚好足以让我向她倾诉我对女人真正的感觉。然后她坐在我的床上，我们一起哭泣，当时哥哥就在隔壁房间看电视，也许正把耳朵贴在墙上。
几年后我才意识到，在我的卧室、高中教室、学校餐厅，到处都有人偷听。流言蜚语像饮料机里的蓝色雪泥一样搅拌起来。高三的时候，一个男孩在Facebook上和我联系，说他远远地爱上了我。我们见面，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出现了，比我想象中要胖一点。他发誓会保守秘密，于是我耸耸肩，带他悄悄到了我家。他坐在我的枕头上，鼓吹着无神论，说他的世界里没有上帝会支持迫害同性恋。他的手心有点潮湿。从他进门的一刻起我就讨厌他。他走后，我用肥皂清洗口腔，猛地把头扎进水池里，让热水流淌，棕榄肥皂的味道刺激着喉咙。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站在水龙头边，哭着向下水道呕吐。当我觉得把自己冲洗干净之后，我去了学校，在走廊里经过一些小孩，这些我从没见过的人让我的喉咙再次有腐蚀的感觉。Facebook上一些流言，秘密的短信也是。我无法直视任何人。当第四学年到来的时候，我非常焦虑，因此我改变了穿衣风格。我成了穿紧身牛仔裤的男孩，用色彩鲜艳的裤子来表达个性。裤缝叛逆小子。丹尼尔会发现这一切都好笑，假如有人提示他笑点在哪里。
直到6个月过后，我们才向对方出柜。在大学第一个学期过后，两个没有女朋友的儿子回到家中，坐在沙发上。母亲裹着毯子，哭喊着“你不是同性恋吧，啊？”这个问题同时问了我们两个，丹尼尔承认了。一个月过后，轮到我，我和他在蒙特利尔街上喝醉酒，承认我们并非所有事情都必须同步。他非常高兴。我们拥抱，笑着，知道我们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踉跄着走在街上，一起吃着披萨。
* * *
一个冬天，大学放寒假，我和哥哥有天晚上留在了外婆曼哈顿的公寓里。她带我们看了演出，我们欢笑着，讨论功课，她去世的朋友，以及现代的政治正确。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我们是如何、又是为什么联系在一起的。是那种熟悉的冲击：我们在一起太好玩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三个向剧院走去。天气很冷，我们的眼睛必须眯着。外婆个子很矮但很结实。厚厚的黑色外套和围巾包裹着她。谈话转到了教育问题上：我们的大学生活，带着祖父母辈隐隐的骄傲。
“只有一个外孙的学业我不太满意，就是凯特。”她说。
我和哥哥都没有问下去。我们猜有些东西外婆知道但是选择性忽略了：比如姐姐从来没有用过“凯特”这个名字。姐姐发自内心、没有经过太多考虑就选择了曼荷莲女子学院，也是其中之一。
“对她的学业来说，这所学校非常适合，”我说，“是她能去的最好的地方。”
“是的，”外祖母继续道，“但那是个激进分子、好斗的女权主义社会政治的温床。”
“但那里对她的艺术很有帮助。”我说，把嘴藏在围脖里，抵御寒冷以及一切可能的争辩。
“也许吧，”她说，“我只是希望她能去一个更主流、更异性恋和氛围更理性的地方。”
我和哥哥点点头，宽慰她说：“毕业之后的路还很长。”我们向她保证，她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走进一个更大、更直的世界。在外祖母的头顶上，我们俩交换了个眼神。她知道我们两个有怎样的异性恋大学经验，或者失败的体验吗？我们在脑海里计算着她将何时知道孙子孙女的真相。这就像设置了一个定时炸弹：打碎一个老太太的幻想。没有什么学问可以帮到她。也许她会向朋友倾诉，但更可能的是，她不得不背负这个秘密。在犹太教堂，没有人可以倾诉，在复兴犹太教的教堂集会上不知道如何叙述，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们私心想着还有多久她会开始想要下一代曾孙。幸运的话，直到她去世，我们都不需要谈及这一话题。但是她活跃又爱打听，说不定什么时候怀疑就爆发了。
走进剧院的时候，我们兄弟俩一人拉着她一只手，摩擦着她粉色手掌的温度。
第二天，外婆送我们到车站，我们道别后，上了公共汽车。母亲接我们回家，姐姐在家等着我们。当我们打开行李，检查了冰箱，抱怨还要写作业之后，家里恢复了日常。我们穿着睡衣，打开笔记本电脑。我们总是吃零食，不好好吃饭，比如玉米脆片、苹果、椒盐脆饼、真空包装的火鸡片等。晚餐时分，母亲穿上深色牛仔裤和低圆领T恤，开车出门和朋友喝酒。我们很少出门。当她回来的时候，我们问她玩得怎么样。一切都很好。过了一会我们挑出一部没看过的电影。母亲从卧室拿出了她的喷雾器，我们开始轮流吸大麻。我们吞云吐雾，间隙我们谈论着我们在一起真好。
在我们有点嗨的时候，外婆打来了电话。
凯特坐在五个仿皮草枕头堆成的堡垒上，“该死，妈妈神志不清地在和外婆打电话！”
“我们正坐着看电影呢——我当然记得艾琳，她把膝盖换了吗？两年前？就是给你做手术的那个医生？啊她感觉好就不错，你很快就能走路去剧院啦，这样，我能明天再给你打电话吗？好，我会把我的自动答录机调整得不那么刺耳。好啦，爱你，拜拜。”
母亲盯了一圈，把喷雾器放在沙发上。“还剩下点什么吗？”她问，抓起软管。
“外婆怎么样？”凯特问道。
“她很好，”母亲说，但是姐姐已经在厨房了，她正在切一只梨子，还加了盐和胡椒。
“水分挺足的！”她拿给我一片尝尝。比我想象的好些。
“我会放一些辣酱油在上面，”我说。
“我几乎只吃了罐子里的酸豆，”她说。“你知道我会的。”
凯特嘎吱嘎吱地嚼着梨，带着一副天才的神情。丹尼尔伸开手足摊在沙发上，一只眼闭上了，另一只眼还在挣扎。母亲大声彻底地打着呵欠，拳头捏成了球。
“该死！我需要先预热烤箱。”凯特说。
“玩具零件从eBay到了吗？”我问。
“嗯，一个月前吧。”
凯特在夏天开始了她的艺术工程，包括熔化塑料玩具的零件，并堆积起来拍照。今夜她要完成一些工作。
“想看我熔化玩偶吗？”她问。
“你真邪恶，”我说，“邪恶姐姐。”她把这话当成了肯定。
丹尼尔挣扎着保持清醒。
一副恶作剧的神情浮现在母亲脸上。“凯特知道如何让女孩子心软。”她说。
凯特咬着嘴唇。
“我说错话了吗？我只是有点太嗨了。”
我们告诉她，还好，因为那本来就不是错话，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或丹尼尔开同性恋的玩笑好像是个禁忌。也许是时间因素：凯特在我们面前出柜已经很久了。或者也许她就是一个更好的玩笑。
丹尼尔第二只眼睛也闭上了，我给他盖上了毯子。凯特洗去手上的梨汁，给烤箱预热。母亲又打了个呵欠。
我走进姐姐的房间，看她把玩偶零件熔化。她把一些胳膊和躯干放在金属托盘上烘烤。加热的塑料泛出光泽。我们拿掉开始扭曲的部分。
姐姐拿起一只损坏的腿。它看上去像一个有脚的火腿。“这东西真酷。”她说。她从各个角度欣赏着这个艺术作品。
“我是凯瑟琳·戈登，我把女士们都做了。”我说。她轻轻推了我一下。
她准备了第二批。那些有更坚硬的塑料，她说至少需要15分钟来加热。在这期间，我和姐姐下楼叫醒了哥哥。他起来，我们在门廊上点燃了香烟。
我们三个分坐在两个沙发上。我们混穿着对方的衣服。在冬天，很难分辨哪些是烟，哪些是我们的呼吸。
“我在想，妈妈会不会觉得孤单，现在我们三个都是同性恋。”凯特说。
“也许有点。”
“我敢说对她而言这有点怪。”我说。
“但她也没办法。”
“我的意思是，她能做些什么？”
我们把烟灰磕在陶瓷烟灰缸里，这是我们中某人小时候在陶艺课的作品。现在已经发白了。底部有标记，或许是个人名，已经看不清。
“你们认为她自责过吗？或者，不是把责任归咎于自己，而是好奇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我问。
“也许，假如不是她独自抚养我们的话？”丹尼尔说。
“也许是她之前豪放的恋爱经历。她那些前男友们。”
“也许吧。”
烟雾熟悉又温暖。
“你的玩偶怎么样了？”丹尼尔问。
“还好。”
“好吧。”
“这一切对她来说一定都太奇怪了。”我说。
凯特把空闲的一只手放进两腿中间取暖。她点点头：“突然的，在你五十岁的时候，三个同性恋小孩闯入了生活。”
“必须学习如何和他们相处。”
“还有带来的所有社会问题。”
丹尼尔擦了擦眼睛。“我肯定她不会想这些。”
我们又抽了一支烟。我们说话时，她是否正坐在房间里想这些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想知道。烟圈在黑暗中浮动。
“还有外婆。”凯特说。我们点点头。还有她。
“也许外婆有什么基因，母亲继承了。”
“如果她全都有。”
“哦，算了吧。你不会告诉我你认为外祖母是直的吧？”
我想了一会——外婆晚上躺在外公旁边。一个年轻的版本是：她躺在某处的沙发上，在教授公寓的寒冷夜晚，起身走进卧室，拥住另外一个像她一样的身体。
“你说得对。”丹尼尔说，点点头。
“你说得对。”我说，掐灭了我的烟，因为我永远无法知道她对不对，但是，这是我能接受的唯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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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马越 文章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