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实习生 陈静仪

编辑 | 黄月

《猪的土地》

约翰·伯格（John Berger）有着多重身份。作为画家，他曾在伦敦多个画廊举办展览；作为撰稿人，他曾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之一”；作为艺术理论家，他的《观看之道》被认为是艺术批评的经典之作，他对摄影的讨论可以和《摄影小史》《论摄影》《明室》等著作并提。1962年，出生于伦敦的伯格决定离开英国，离开都市。在定居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小村庄后，他创作了大量小说、诗歌和散文，其中小说《G.》1972年捧得布克奖。

伯格为什么选择去乡村生活，把农民作为书写对象呢？除了自然风光之外，乡村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称道？农民的生活，那些杀猪宰牛、与自然搏斗的日子究竟有什么价值？苏格兰作家吉米·哈利曾在《万物有灵且美》《万物既聪慧又奇妙》等一系列书中，通过乡间兽医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动物与人至真至美的活泼生命。而约翰·伯格更进一步，试图从农民的生存状态中挖掘资本主义之外的生活可能。伯格说，“农民的生活是一种彻底致力于生存的生活，”是具有本真性的，尚未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裹挟的生活。农民生活在土地上，通过双手养活自己，拥有某种独立性和自治性。

《猪的土地》创作于1979年，是伯格“他们的劳作”（Into Their Labours）三部曲的第一部，三部曲记录了百年来欧洲山区农民向大城市迁徙的历史之旅。伯格在书中写道，“这个三部曲的撰写，是为了跟所谓的‘落后者’团结一致……我所知道的一点点，都是这些女人和男人教我的。”此次与《猪的土地》一同与中国读者见面的，还有伯格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到婚礼去》、移民工人纪实叙事作品《第七人》，以及讲述乡村医生与探索医患哲学的非虚构作品《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

《你的奥尔加》

多数中国读者或许对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名字感到陌生，但对他的《朗读者》耳熟能详，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2009年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在《你的奥尔加》这部新小说中，施林克讲述了奥尔加和赫伯特的爱情故事，聚焦于奥尔加不断与生活斗争的一生。身为码头工人和洗衣妇之女，她从不放弃阅读和独立思考的可能。而赫伯特生活富裕，父亲在乡下拥有庄园、制糖厂和啤酒厂，他不喜看书，一心希望出人投地，他“离开奥尔加，去北极他想要迷失在荒野里。他想要迷失在远方。可远方什么也没有。他想要迷失在虚无里”。《你的奥尔加》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也包含了施林克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深入思考。

在形式上，这部小说由三部分组成，突破了单一的线性叙事。前两章分别采用第三和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最终以信件这一特殊载体带领读者探索故事全貌。开篇的聋耳女裁缝因何而死？为什么她从不谈及自己的过往？这份缄默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施林克早年写作侦探小说的经验，使得《你的奥尔加》在情节推进过程中充满悬疑色彩。

虽然施林克一直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但他的小说一向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他认为写作应该是面向大众的——“无论男女老幼，不管你是知识分子还是实用主义者，不论你受过怎样的教育，来自什么国家，是否喜爱读书”，都可以明白他在讲什么。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台大法律系毕业的吴晓乐曾经连续8年在不同的家庭里当家教，也因此得以见到不同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在这本《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她借由观察者的身份，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9个家庭中9个孩子的故事。有人坚信女儿患有多动症，到最后孩子真的患上了多动症；有的孩子勤奋而压抑，只为能得到父亲的一句肯定；有人在与母亲第一百次和解失败后，决定宽恕自己。

在写作过程中，吴晓乐没有为追求戏剧化效果刻意激化矛盾，也没有简单地下结论判定孰是孰非，而是力图从多个视角出发，呈现出亲子双方产生冲突的缘由、过程及各自的立场和想法，为读者展现了原生家庭的复杂性，使读者可以跳出家庭成员的身份，以旁观者的冷静视角思考亲子关系，并重新思考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来的初衷。

这本书于2014年在台湾出版，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同名网剧由台湾公视制作，2018年上映后获得了第54届金钟奖5项大奖。书名来自纪伯伦的诗：“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

《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

电视、电影、社交媒体对文学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互联网时代，文学是否注定走向衰亡？在《景观“文学”》一书中，作者樊尚·考夫曼（Vincent Kaufmann）指出，网络与新媒体不会带来文学的死亡，而是改变了作者的写作方式和读者的阅读方式。对于作者而言，如果想让自己的作品被阅读，除了书写文字，他还需要制造“景观”——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在社交网络上和读者互动，以说明自己是谁。对于读者而言，阅读往往受到公众权威、畅销书榜单、网络热搜等影响。作为一个当代读者，与他人处于同一境遇下，阅读相同的文本、分享相同的感情取代了阅读体验中的主观阐释能力。考夫曼主要从事当代西方文学和以居伊·德波为主的先锋文学研究，曾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法语系教授、系主任，现为瑞士圣加仑大学媒体传播管理学院文学教授和媒体史教授，还著有《居伊·徳波：诗歌革命》一书。

“景观” （spectacle）一般指强调外观、外表、表象等观看性特征的事件。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居伊·德波的“景观”狭义上可以指大众传媒提供的视听图像，广义上则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反思。抛开整体性批判的视角不谈，视听媒介对于文学的影响也早已不是新鲜事。《编辑人的世界》一书曾指出，“1958年，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在电视节目《今夜脱口秀》（The Tonight Show）中的独白令他的两本书登上了畅销榜，使编辑第一次了解到让作者在电视上露面的重要性。”自那时起，文学作品的价值就不再只停留于文字上，作者的外形、性格和其他社会身份，以及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剧本的潜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作品价值的判断。

《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居伊·德波：诗歌革命》和《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都属于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系列，该系列还推出了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作品。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书名中提到的“东南亚高地”是主要指的是“从越南中部高地到老挝、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到泰国、缅甸一直到印度东部那一带”。在这一地带，智人的生活历史和农业种植时间都明显偏短，长期没有被真正纳入某个政府的统治中。

这本书旨在挑战传统的文明与山地之间的关系，以新的视角回答“文明为何不上山”这一问题。人类学家兼政治学家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认为，高地社会并非总是原始的、野蛮的、落后的，只能被动地等待低地社会带来文明的火种，以期求被纳入国家的版图中。相反，居住在高地社会中的人是主动选择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战乱中主动选择居住在带有隔离性的高地上，以避免被统治，避免国家带来的劳役和赋税。所谓高地社会是一种“国家效应”，指的是“高地人的社会结构、生计方式与文化模式等，皆可视为是为了‘逃避国家统治’，甚至是‘阻止国家形成’的特殊设计。”（何翠萍、魏捷兹、黄淑莉：《论James Scott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的意义与未来》）比如说，高地人选择刀耕火种，并非因为他们没有水稻种植的技术和条件，而是出于政治角度的主动选择，选择保留一种较为简单的社会结构。作者认为，主动逃离统治的高地社会和建立了国家的低地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的、互动的、共生的关系。

詹姆士·斯科特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著有《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等作品，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领域皆有着较大的影响。《逃避统治的艺术》曾在2016年出版中译本，该版为修订本。

《国歌：欧洲民族国家在音乐中的形成》

对于康德而言，音乐是无功利的“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戏”。汉斯立克的经典著作《论音乐的美》旨在说明音乐不是对生活表象的再现，没有概念核心， “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 ，它带给人的审美体验是完全形式化的。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也试图说明，声音本身虽然有快慢、高低、大小等特点，但这些特点并不能引起人心中特定的情感。所谓“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音乐只能抒发人心中已有的情感。

法国洛林大学现代史教授迪迪埃·法兰克福则从欧洲历史入手，试图为我们解释音乐是如何从无功利的“世界艺术”变成“民族艺术”，进而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伍迪·艾伦说，“我一听到瓦格纳的音乐，就想入侵波兰！”对于一般欧美听众而言，瓦格纳的音乐似乎总是和“德意志民族性”联系在一起。音乐是如何从抒发情感走到政治表意的？音乐是否能为政治或宗教压迫服务呢？ 1870年至1914年是解释这一变化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欧洲的音乐生活就像一座巴别塔。音乐的民族精髓无处不与地方的某位天才，与历史、地理、传统的某个重要因素联系在一起。”在一战到来前夕，音乐最终和爱国运动、民众动员联系在一起，成为构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

《追捕祝融星：爱因斯坦如何摧毁了一颗行星》

科学不总是科学的。这句话看似矛盾，却包含了两种对于“科学”的理解。第一个“科学”指的是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现代学科及其这些学科所生产的理论；后一个“科学”则是一种价值判断，可以替换成好的、正确的、可重复的、稳定的、牢固的、有实用价值的等等。也就是说，科学理论并非总是一劳永逸地揭示世界的真相，即使是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在某些问题上也可能被证明是错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更进一步，否定了终极真理的可能，他认为科学理论的本质是猜想和假说，它们不会被证实，在经验中面临着不断被证伪的可能。

《追捕祝融星：爱因斯坦如何摧毁了一颗行星》一书讲的就是广义相对论证伪牛顿理论的漫长过程。人们在观测中发现水星轨道存在轻微扰动，天文学家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推测水星轨道内应该有一颗尚未被发现的行星，也就是书名中所说的“祝融星”，但祝融星却一直无法被实际观测到。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指出，在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模型下，水星受行星影响偏离轨道是一个伪命题。联系到空间和时间、物质和能量的关系后，爱因斯坦的数学计算证明了水星遵循的是它自然的轨道，偏离根本无从谈起，祝融星根本不存在。这颗根本不存在的祝融星帮助爱因斯坦证明了自己，也让我们认识到理论是如何在历史中被证伪、被推翻，以及科学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曲折向前的。“摒弃经验，拥抱新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便是一个越发有趣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