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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的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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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的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再出发?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表示,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制度所能够支持的货币国际化程度。中国应加快练好内功,补上短板。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陈鹏

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出席“财新峰会”时将人民币国际化比喻为“早产儿”,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近年来所遭遇的困境。尽管央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保留了足够的耐心,但“不进则退”的风险仍然值得关注。

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使用排名上始终徘徊于五、六名间,在全球交易和支付结算中的占比也难以超过2%,与美元和欧元差距明显,亦不及同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且权重低于人民币的日元和英镑。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SDR篮子权重,人民币占10.92%;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权重分别为41.73%、30.93%、8.33%、8.09%。SWIFT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排在第五位,占比1.95%,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分别占40.51%、32.77%、6.97%、3.72%。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尚不稳固,如果自身不积极主动地维护和巩固其国际地位,很可能因为外部因素的冲击而‘不进则退’。”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在今年9月发布的《2019·径山报告》中写道。

郭凯指出,如果把2009年作为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的起点,近十年来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支付、储值和计价的功能都有了很大的拓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2016年年底人民币加入SDR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但人民币国际化在过去十年中起伏也很明显,尤其是在2015年中之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制度所能够支持的货币国际化程度。中国应加快练好内功,补上短板。”他说。

渣打银行人民币国际化及“一带一路”全球业务负责人凌嘉敏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自2015年以来,人民币在国际使用上确实有些“停滞不前”,原因之一在于使用者对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信心尚未完全恢复。

2015年以来,人民币经历了两轮幅度较大的下跌。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宣布实行汇率改革,当日人民币中间价下跌1000点,约2%的历史最大单日贬值幅度震惊了市场,截止到2016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贬值接近11%。第二轮从2018年3月至今年10月初,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7关口,累计贬值幅度超12%,导致人民币这一轮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

不过,两轮贬值结果有明显不同。第一轮在单边贬值预期下,市场出现了较为严峻的资本外流。据中金公司统计,2015年到2016年,中国资本外流总量合计约1.29万亿美元。在第二轮下跌中,由于市场信心在前期得到修复,逆周期调节工具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并未出现较大恐慌,跨境资本流动基本稳定。

凌嘉敏表示,虽然近一年多来,人民币汇率受贸易摩擦影响出现更大幅度下跌,但在她与境外投资者的交流中,并未像过去一样听到对于汇率波动的担心。

“通过和海外企业的交流,我个人觉得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其实主要还是在2015年人民币出现大幅波动之后,企业对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信心还没有回来。”她说,“这与当时出现的大规模资本外流、周边政治局势不稳定与市场机制不健全有关。信心的恢复还需要时间。”

郭凯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耐心,不宜为人民币国际化设定短期目标。但在政策定位上,人民币国际化也不宜再作为其他政策的从属目标,而应该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锚”,即充分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流动政策等应以是否在中长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来检验其合理性,不合理的应三思,合理的应用于推进,减少短期因素带来的扰动。

他建议,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上,构建透明、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与汇率体制,从正面清单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变,构建合理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体系,同时加强人民币计价功能。

凌嘉敏也认为,应进一步加大大宗商品市场开放,推动大宗商品以人民币计价。除人民币计价的原油、铁矿石和精对苯二甲酸(PTA) 外,“如果未来可以真正做到让很多大宗商品期货合约使用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交易使用人民币结算,在量上将非常可观。”

此外,随着相关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关系逐渐加深,她建议,下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这需要建立更多的双边本币互换机制,建立货币直接兑换机制,以及增加沿线国家的人民币产品,包括衍生品等,让使用者可以对冲风险。

近两个月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宣布取消QFII/R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和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允许同一境外主体QFII/RQFII和直接入市渠道下的债券进行非交易过户,资金账户之间可以直接划转,同时同一境外主体通过上述渠道入市只需备案一次等措施,获得市场的高度认可。

“这个便利对于境外投资者来说是很大的,也使得投资者节省成本,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投资中国的金融资产。”凌嘉敏说。

她举例称,过去,由于受到额度和渠道的限制,一些境外投资者如先后通过QFII、RQFII、CIBM(直接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三种渠道进入中国市场,虽然可能只投资一种债券,但是要管理三个不同的投资组合,这对于后台管理、报表制作等都有不便。放开上述渠道债券非交易过户和资金账户直接划转之后,就可以将三者合并为一个投资组合进行管理,并进行风险对冲。

她建议,未来应进一步加大金融市场开放,以债券市场开放为例,在放开“买”之后,下一步应该是允许对冲和回购交易。从境外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希望最终可以允许离岸交易。“比如现在一个境外投资者要卖一个债券,还是要回到中国去卖,但是其他好多国家是允许海外投资者(在离岸市场)相互买卖。中国在这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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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表示,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制度所能够支持的货币国际化程度。中国应加快练好内功,补上短板。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陈鹏

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出席“财新峰会”时将人民币国际化比喻为“早产儿”,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近年来所遭遇的困境。尽管央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保留了足够的耐心,但“不进则退”的风险仍然值得关注。

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使用排名上始终徘徊于五、六名间,在全球交易和支付结算中的占比也难以超过2%,与美元和欧元差距明显,亦不及同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且权重低于人民币的日元和英镑。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SDR篮子权重,人民币占10.92%;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权重分别为41.73%、30.93%、8.33%、8.09%。SWIFT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排在第五位,占比1.95%,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分别占40.51%、32.77%、6.97%、3.72%。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尚不稳固,如果自身不积极主动地维护和巩固其国际地位,很可能因为外部因素的冲击而‘不进则退’。”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在今年9月发布的《2019·径山报告》中写道。

郭凯指出,如果把2009年作为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的起点,近十年来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支付、储值和计价的功能都有了很大的拓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2016年年底人民币加入SDR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但人民币国际化在过去十年中起伏也很明显,尤其是在2015年中之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制度所能够支持的货币国际化程度。中国应加快练好内功,补上短板。”他说。

渣打银行人民币国际化及“一带一路”全球业务负责人凌嘉敏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自2015年以来,人民币在国际使用上确实有些“停滞不前”,原因之一在于使用者对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信心尚未完全恢复。

2015年以来,人民币经历了两轮幅度较大的下跌。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宣布实行汇率改革,当日人民币中间价下跌1000点,约2%的历史最大单日贬值幅度震惊了市场,截止到2016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贬值接近11%。第二轮从2018年3月至今年10月初,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7关口,累计贬值幅度超12%,导致人民币这一轮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

不过,两轮贬值结果有明显不同。第一轮在单边贬值预期下,市场出现了较为严峻的资本外流。据中金公司统计,2015年到2016年,中国资本外流总量合计约1.29万亿美元。在第二轮下跌中,由于市场信心在前期得到修复,逆周期调节工具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并未出现较大恐慌,跨境资本流动基本稳定。

凌嘉敏表示,虽然近一年多来,人民币汇率受贸易摩擦影响出现更大幅度下跌,但在她与境外投资者的交流中,并未像过去一样听到对于汇率波动的担心。

“通过和海外企业的交流,我个人觉得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其实主要还是在2015年人民币出现大幅波动之后,企业对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信心还没有回来。”她说,“这与当时出现的大规模资本外流、周边政治局势不稳定与市场机制不健全有关。信心的恢复还需要时间。”

郭凯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耐心,不宜为人民币国际化设定短期目标。但在政策定位上,人民币国际化也不宜再作为其他政策的从属目标,而应该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锚”,即充分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流动政策等应以是否在中长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来检验其合理性,不合理的应三思,合理的应用于推进,减少短期因素带来的扰动。

他建议,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上,构建透明、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与汇率体制,从正面清单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变,构建合理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体系,同时加强人民币计价功能。

凌嘉敏也认为,应进一步加大大宗商品市场开放,推动大宗商品以人民币计价。除人民币计价的原油、铁矿石和精对苯二甲酸(PTA) 外,“如果未来可以真正做到让很多大宗商品期货合约使用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交易使用人民币结算,在量上将非常可观。”

此外,随着相关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关系逐渐加深,她建议,下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这需要建立更多的双边本币互换机制,建立货币直接兑换机制,以及增加沿线国家的人民币产品,包括衍生品等,让使用者可以对冲风险。

近两个月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宣布取消QFII/R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和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允许同一境外主体QFII/RQFII和直接入市渠道下的债券进行非交易过户,资金账户之间可以直接划转,同时同一境外主体通过上述渠道入市只需备案一次等措施,获得市场的高度认可。

“这个便利对于境外投资者来说是很大的,也使得投资者节省成本,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投资中国的金融资产。”凌嘉敏说。

她举例称,过去,由于受到额度和渠道的限制,一些境外投资者如先后通过QFII、RQFII、CIBM(直接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三种渠道进入中国市场,虽然可能只投资一种债券,但是要管理三个不同的投资组合,这对于后台管理、报表制作等都有不便。放开上述渠道债券非交易过户和资金账户直接划转之后,就可以将三者合并为一个投资组合进行管理,并进行风险对冲。

她建议,未来应进一步加大金融市场开放,以债券市场开放为例,在放开“买”之后,下一步应该是允许对冲和回购交易。从境外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希望最终可以允许离岸交易。“比如现在一个境外投资者要卖一个债券,还是要回到中国去卖,但是其他好多国家是允许海外投资者(在离岸市场)相互买卖。中国在这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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