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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柏林墙倒塌三十年后,民粹主义为何在铁幕东边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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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柏林墙倒塌三十年后,民粹主义为何在铁幕东边崛起?

1989年危墙轰然倒下,在坚不可摧的铁幕上凿开了最具毁灭性的一个洞。2019年旧日铁幕东边,越来越多被时代抛下的人们却开始希望,高墙再次竖起。

1989年11月11日,德国柏林,图为西柏林人聚集在柏林墙前,他们看着东德边防警卫拆除一段柏林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者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轰然倒下。它不仅开启了两德统一的进程,也象征着冷战时期的结束。但历史并未像福山所言“自此终结”——三十年过去,民粹在各国迅速崛起,新冷战似乎一触即发。

在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之际,界面新闻重新走访了铁幕的东边。从纪念活动的柏林现场到民粹泛滥的东德小镇,从政策亲历者的口述到异见艺术家的表演,从经济转型的奇迹到社会融合的挣扎,我们站在现场去还原历史,我们拆解历史来反思当下。下一个十年,国际秩序将走向何方?

记者 | 王磬 发自德国柏林

11月的秋雨淅沥落下,持续七天的纪念活动,正把柏林墙的断垣残壁,变成一场国家庆典的大布景。在见证了德意志民族兴衰史的勃兰登堡门前面,默克尔将发表演说,庆祝三十年前那场“革命”开启的新时代:两德统一、铁幕倒下、冷战结束,全球进入新纪元。

然而,在德国东部的许多角落里,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也刚刚结束。两周以前,在东部图林根州的地方选举中,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大获全胜。三周以前,知名新纳粹组织Pegida刚刚度过了它的五周年生日,一部名为“默克尔必须滚蛋”(Merkel Must Go)的纪录片在支持者间流传开来。民粹主义的东风也刮到了东德以外的地方:从匈牙利到波兰,从捷克到保加利亚,在旧日铁幕的东边,似乎没有国家能够幸免。

“三十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它既是对一段历史的回顾,又是在见证另一段历史的开端。”柏林自由大学东德问题专家、得名“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五百位知识分子”之一的施若德(Klaus Schroeder)对界面新闻表示。

铁幕的说法,最早由丘吉尔在1946年的一次演讲提出,后用来泛指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欧洲的分界线。1989年危墙轰然倒下,在坚不可摧的铁幕上凿开了最具毁灭性的一个洞。2019年旧日铁幕东边,越来越多被时代抛下的人们却开始希望,高墙再次竖起。

依旧分裂的东德西德

10月下旬,一纸来自东德重镇德累斯顿市议会的通告,登上了多家国际媒体的头条。由于“反民主、反多元化、反人类和极端右翼的态度和暴力行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德累斯顿”,议会投票决定,该市将进入“纳粹紧急状态”。

极右翼在德累斯顿有着不短的历史。早在1990年,它就已经是新纳粹群体青睐的聚集地。今天它为人所知,更多是因其作为新纳粹组织Pegida大本营的地位。Pegida成立于2014年,中心政策是反伊斯兰,在欧洲难民危机期间吸引了不少支持者。目前在荷兰、英国等都有分支,定期组织游行。

“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游行中的Pegida支持者们喜欢喊出这个口号。在冷战时期,这曾是前东德民众在反对专制时最常用的口号之一。

另一个名声大噪的极右翼党派“选项党”(AfD),也在德累斯顿拥趸甚众,支持率从2014年的17.8%上升至2019年的27.5%。AfD成立初期的头号主张是反对欧元,不支持默克尔政府作出的继续救助希腊的决定;到后期也纳入了反移民、反欧盟的口号。随着柏林墙周年庆的靠近,又开始将两德统一进程里东德遭遇的不公平对待作为发力的对象。

不过,德累斯顿并不是特例。在前东德的五个州,极右翼的崛起都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今年10月的图林根州地方选举中,基民盟在该州的党首莫林(Mike Möhring)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胁。新纳粹分子警告说,如果不停止竞选就炸掉他的集会。今年9月的哈勒市,右翼极端人士在一处犹太教堂附近枪杀了两位公民。

暴力是最极端的表现形式,而沉默的大多数们则在默默通过选票表达声音。在东德五州,“选项党”均有远高于西德地区的支持率。

东西德各州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表现

“柏林墙倒下了三十年,东西德对民主的认知和投票行为都还是很不一样。”施若德告诉界面新闻,将近半数的东德人认为议会民主制不值得支持,但除此之外,东德人想要的民主形式仍然不清楚。AfD推崇的是更多公投的民主形式,但并没有清楚地表示具体想在哪些议题上做文章。

“AfD受到追捧,既是选民对于主流党派在难民议题上处理不当的失望,又是东西德社会经济不平等现状的侧面体现。”施若德补充说。

尽管相较于冷战时期已经有了较大增长,但东德的经济状况仍在各方面均落后于西德。根据2018年的数据,东德五州的人均GDP约为3.2万欧元,而西德约为4.3万欧元,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则高达到4.7万欧元。西德失业率为4.7%,而东德为6.5%。西德的户均居住面积为95平方米,东德为78平方米。在德国国家股票交易指数DAX-30上的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主要公司把总部设在东德。联邦政府东部代表委员最近发布的调查显示,依然有57%的前东德民众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

民粹蔓延在铁幕东边

民粹的浪潮没有止于德国的边境线,它也在铁幕东边蔓延。

《卫报》的一份研究显示,近二十年来,虽然全欧洲各国也都正在经受不同程度的民粹浪潮,但意大利、希腊以及中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是增量最明显的地区。在德国,“选项党”于2017年首次进入德国联邦议院并一举成为第三大党;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政党都是执政党,占据着舞台的中心。

1998年至2018年欧洲各国的民粹政党走势

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之后,部分议席首次得到了自由选举的机会。这一事件的发生早于柏林墙,也因此让波兰比德国更早开始了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

“如果波兰的革命没有发生,柏林墙恐怕根本不会倒下。”波兰经济学家马钦(Marcin Piatkowski)对界面新闻表示,波兰由此开始了经济增长的黄金三十年,其中,来自欧盟的援助是至关重要的推力。马钦著有《欧洲增长冠军:波兰经济崛起的奥秘》一书。

不过到了2019年,波兰却成为了反对欧盟的大本营之一。由“法律与公正党”(PiS)领导的波兰保守派政府通过了背离法治原则的司法改革,引发欧盟的严厉制裁。

1989年匈牙利的“泛欧野餐”,两位外长象征性地一起割断边界隔离网,让等在边境的数千名东德人得以从此过境。被认为是“敲下柏林墙的第一块砖”,对铁幕倒下意义深远。

但到了2019年,民粹领袖欧尔班掌权下的匈牙利,对过境的难民采取极其严苛的政策,并不惜以破坏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也被视为欧盟民粹界的领军人物。

在冷战之后一分为二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未能幸免。2017至2018年间的总理、总统大选中,两位知名的民粹政客——前总理泽曼、富商巴比什分别上台。巴比什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ANO)获得了捷克议会中近三成的议席。

捷克政治学者、马萨里克大学教授哈里克(Vlastimil Havlík)对界面新闻分析了捷克民粹的崛起:欧债危机之后的经济状况,确实会影响人们的投票行为,但它并不是选民投给民粹政党的最主要原因。

“经济动机起了一种诱导作用,但根源还是日益增长的对政客精英的不信任。”哈里克表示。

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失业率大涨,当时的中右翼政府不得不违背承诺、增加赋税。2009年和2013年,捷克又出过两次严重的腐败案。这给了民粹政党以崛起的机会。现在捷克经济复苏了,选民们可能会认为是巴比什的功劳,有助于他下一次的当选。

民调机构YouGov近日对来自前东德地区、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1.25万人进行了一项调查。受访中的大多数(从51%到61%不等)都认为民主正在受到威胁,言论自由、法治社会和抗议示威的权利正在受到攻击;都怀疑主流媒体是否能公平和诚实地报道新闻,也不相信政府发布的信息是准确和不偏不倚的。在超过40岁的受访者中,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今天的世界比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更不安全。

2018年9月1日,德国东部萨克森州开姆尼茨,在一名当地男子被来自中东的移民刺死后,在开姆尼茨持续引发反移民抗议活动。图片来源:IC Photo

根源或在于历史之中

民粹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教授穆德(Cas Mudde)曾指出,在民粹主义的含义下,整个社会被划分为两个对立群体,一个是“纯洁的人民”,一个是“堕落的精英”。

在他看来,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主要有三个成因:2008年的经济危机、2014至2016年的难民危机,以及部分原非民粹主义的政党转向了民粹主义。

施若德则建议,在看待东德及中东欧的民粹成因时,恐怕还得拉回到柏林墙的那段历史之中。

施若德认为,经历过共产主义时期的人,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会有质疑,对民主的认知不同。东德地区直到今天,公民社会的基础也一直都很弱。这些都会影响民主的有效运行。

但波兰经济学家马钦则对共产主义的遗产抱有积极态度。他认为,共产主义时期其实为波兰创造了一种平等主义的、重视人才的社会氛围,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这是波兰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为此后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施若德还主张,要深化关于两德统一过程的讨论。他认为,一些选民给民粹政党投票,是为了表达对于当年两德统一方式的不满。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到两德真正统一之前,中间隔了11个月。当时有过关于统一方式的争论:一种是东西德以平等的方式进行合并,产生一个新德国并重写宪法;另一种是将西德基本法的权力扩展到东德,也就是以西德吸收东德的方式进行统一。德国政府最后选择了后者。

德国资深议员、曾参与了两德统一特别委员会的布罗克(Elmar Brok)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他认为德国政府只是做了在那个时候需要作出的选择。必须要在东德彻底改变中央集权的经济模式,必须要对民主和法治都进行改革,必须要快。

它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完全统一,但是已经很接近了。”布罗克说,“两德统一以来,很多变化在短时间发生了,人们没有来得及很好地适应新环境。一些人变成了赢家,另一些人成了输家。不过大多数的其实是情绪问题,不一定反映客观事实。有时,情绪比事实更重要。”

专题:柏林墙倒三十年后,国际秩序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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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柏林墙倒塌三十年后,民粹主义为何在铁幕东边崛起?

1989年危墙轰然倒下,在坚不可摧的铁幕上凿开了最具毁灭性的一个洞。2019年旧日铁幕东边,越来越多被时代抛下的人们却开始希望,高墙再次竖起。

1989年11月11日,德国柏林,图为西柏林人聚集在柏林墙前,他们看着东德边防警卫拆除一段柏林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者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轰然倒下。它不仅开启了两德统一的进程,也象征着冷战时期的结束。但历史并未像福山所言“自此终结”——三十年过去,民粹在各国迅速崛起,新冷战似乎一触即发。

在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之际,界面新闻重新走访了铁幕的东边。从纪念活动的柏林现场到民粹泛滥的东德小镇,从政策亲历者的口述到异见艺术家的表演,从经济转型的奇迹到社会融合的挣扎,我们站在现场去还原历史,我们拆解历史来反思当下。下一个十年,国际秩序将走向何方?

记者 | 王磬 发自德国柏林

11月的秋雨淅沥落下,持续七天的纪念活动,正把柏林墙的断垣残壁,变成一场国家庆典的大布景。在见证了德意志民族兴衰史的勃兰登堡门前面,默克尔将发表演说,庆祝三十年前那场“革命”开启的新时代:两德统一、铁幕倒下、冷战结束,全球进入新纪元。

然而,在德国东部的许多角落里,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也刚刚结束。两周以前,在东部图林根州的地方选举中,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大获全胜。三周以前,知名新纳粹组织Pegida刚刚度过了它的五周年生日,一部名为“默克尔必须滚蛋”(Merkel Must Go)的纪录片在支持者间流传开来。民粹主义的东风也刮到了东德以外的地方:从匈牙利到波兰,从捷克到保加利亚,在旧日铁幕的东边,似乎没有国家能够幸免。

“三十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它既是对一段历史的回顾,又是在见证另一段历史的开端。”柏林自由大学东德问题专家、得名“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五百位知识分子”之一的施若德(Klaus Schroeder)对界面新闻表示。

铁幕的说法,最早由丘吉尔在1946年的一次演讲提出,后用来泛指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欧洲的分界线。1989年危墙轰然倒下,在坚不可摧的铁幕上凿开了最具毁灭性的一个洞。2019年旧日铁幕东边,越来越多被时代抛下的人们却开始希望,高墙再次竖起。

依旧分裂的东德西德

10月下旬,一纸来自东德重镇德累斯顿市议会的通告,登上了多家国际媒体的头条。由于“反民主、反多元化、反人类和极端右翼的态度和暴力行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德累斯顿”,议会投票决定,该市将进入“纳粹紧急状态”。

极右翼在德累斯顿有着不短的历史。早在1990年,它就已经是新纳粹群体青睐的聚集地。今天它为人所知,更多是因其作为新纳粹组织Pegida大本营的地位。Pegida成立于2014年,中心政策是反伊斯兰,在欧洲难民危机期间吸引了不少支持者。目前在荷兰、英国等都有分支,定期组织游行。

“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游行中的Pegida支持者们喜欢喊出这个口号。在冷战时期,这曾是前东德民众在反对专制时最常用的口号之一。

另一个名声大噪的极右翼党派“选项党”(AfD),也在德累斯顿拥趸甚众,支持率从2014年的17.8%上升至2019年的27.5%。AfD成立初期的头号主张是反对欧元,不支持默克尔政府作出的继续救助希腊的决定;到后期也纳入了反移民、反欧盟的口号。随着柏林墙周年庆的靠近,又开始将两德统一进程里东德遭遇的不公平对待作为发力的对象。

不过,德累斯顿并不是特例。在前东德的五个州,极右翼的崛起都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今年10月的图林根州地方选举中,基民盟在该州的党首莫林(Mike Möhring)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胁。新纳粹分子警告说,如果不停止竞选就炸掉他的集会。今年9月的哈勒市,右翼极端人士在一处犹太教堂附近枪杀了两位公民。

暴力是最极端的表现形式,而沉默的大多数们则在默默通过选票表达声音。在东德五州,“选项党”均有远高于西德地区的支持率。

东西德各州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表现

“柏林墙倒下了三十年,东西德对民主的认知和投票行为都还是很不一样。”施若德告诉界面新闻,将近半数的东德人认为议会民主制不值得支持,但除此之外,东德人想要的民主形式仍然不清楚。AfD推崇的是更多公投的民主形式,但并没有清楚地表示具体想在哪些议题上做文章。

“AfD受到追捧,既是选民对于主流党派在难民议题上处理不当的失望,又是东西德社会经济不平等现状的侧面体现。”施若德补充说。

尽管相较于冷战时期已经有了较大增长,但东德的经济状况仍在各方面均落后于西德。根据2018年的数据,东德五州的人均GDP约为3.2万欧元,而西德约为4.3万欧元,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则高达到4.7万欧元。西德失业率为4.7%,而东德为6.5%。西德的户均居住面积为95平方米,东德为78平方米。在德国国家股票交易指数DAX-30上的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主要公司把总部设在东德。联邦政府东部代表委员最近发布的调查显示,依然有57%的前东德民众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

民粹蔓延在铁幕东边

民粹的浪潮没有止于德国的边境线,它也在铁幕东边蔓延。

《卫报》的一份研究显示,近二十年来,虽然全欧洲各国也都正在经受不同程度的民粹浪潮,但意大利、希腊以及中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是增量最明显的地区。在德国,“选项党”于2017年首次进入德国联邦议院并一举成为第三大党;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政党都是执政党,占据着舞台的中心。

1998年至2018年欧洲各国的民粹政党走势

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之后,部分议席首次得到了自由选举的机会。这一事件的发生早于柏林墙,也因此让波兰比德国更早开始了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

“如果波兰的革命没有发生,柏林墙恐怕根本不会倒下。”波兰经济学家马钦(Marcin Piatkowski)对界面新闻表示,波兰由此开始了经济增长的黄金三十年,其中,来自欧盟的援助是至关重要的推力。马钦著有《欧洲增长冠军:波兰经济崛起的奥秘》一书。

不过到了2019年,波兰却成为了反对欧盟的大本营之一。由“法律与公正党”(PiS)领导的波兰保守派政府通过了背离法治原则的司法改革,引发欧盟的严厉制裁。

1989年匈牙利的“泛欧野餐”,两位外长象征性地一起割断边界隔离网,让等在边境的数千名东德人得以从此过境。被认为是“敲下柏林墙的第一块砖”,对铁幕倒下意义深远。

但到了2019年,民粹领袖欧尔班掌权下的匈牙利,对过境的难民采取极其严苛的政策,并不惜以破坏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也被视为欧盟民粹界的领军人物。

在冷战之后一分为二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未能幸免。2017至2018年间的总理、总统大选中,两位知名的民粹政客——前总理泽曼、富商巴比什分别上台。巴比什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ANO)获得了捷克议会中近三成的议席。

捷克政治学者、马萨里克大学教授哈里克(Vlastimil Havlík)对界面新闻分析了捷克民粹的崛起:欧债危机之后的经济状况,确实会影响人们的投票行为,但它并不是选民投给民粹政党的最主要原因。

“经济动机起了一种诱导作用,但根源还是日益增长的对政客精英的不信任。”哈里克表示。

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失业率大涨,当时的中右翼政府不得不违背承诺、增加赋税。2009年和2013年,捷克又出过两次严重的腐败案。这给了民粹政党以崛起的机会。现在捷克经济复苏了,选民们可能会认为是巴比什的功劳,有助于他下一次的当选。

民调机构YouGov近日对来自前东德地区、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1.25万人进行了一项调查。受访中的大多数(从51%到61%不等)都认为民主正在受到威胁,言论自由、法治社会和抗议示威的权利正在受到攻击;都怀疑主流媒体是否能公平和诚实地报道新闻,也不相信政府发布的信息是准确和不偏不倚的。在超过40岁的受访者中,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今天的世界比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更不安全。

2018年9月1日,德国东部萨克森州开姆尼茨,在一名当地男子被来自中东的移民刺死后,在开姆尼茨持续引发反移民抗议活动。图片来源:IC Photo

根源或在于历史之中

民粹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教授穆德(Cas Mudde)曾指出,在民粹主义的含义下,整个社会被划分为两个对立群体,一个是“纯洁的人民”,一个是“堕落的精英”。

在他看来,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主要有三个成因:2008年的经济危机、2014至2016年的难民危机,以及部分原非民粹主义的政党转向了民粹主义。

施若德则建议,在看待东德及中东欧的民粹成因时,恐怕还得拉回到柏林墙的那段历史之中。

施若德认为,经历过共产主义时期的人,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会有质疑,对民主的认知不同。东德地区直到今天,公民社会的基础也一直都很弱。这些都会影响民主的有效运行。

但波兰经济学家马钦则对共产主义的遗产抱有积极态度。他认为,共产主义时期其实为波兰创造了一种平等主义的、重视人才的社会氛围,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这是波兰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为此后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施若德还主张,要深化关于两德统一过程的讨论。他认为,一些选民给民粹政党投票,是为了表达对于当年两德统一方式的不满。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到两德真正统一之前,中间隔了11个月。当时有过关于统一方式的争论:一种是东西德以平等的方式进行合并,产生一个新德国并重写宪法;另一种是将西德基本法的权力扩展到东德,也就是以西德吸收东德的方式进行统一。德国政府最后选择了后者。

德国资深议员、曾参与了两德统一特别委员会的布罗克(Elmar Brok)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他认为德国政府只是做了在那个时候需要作出的选择。必须要在东德彻底改变中央集权的经济模式,必须要对民主和法治都进行改革,必须要快。

它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完全统一,但是已经很接近了。”布罗克说,“两德统一以来,很多变化在短时间发生了,人们没有来得及很好地适应新环境。一些人变成了赢家,另一些人成了输家。不过大多数的其实是情绪问题,不一定反映客观事实。有时,情绪比事实更重要。”

专题:柏林墙倒三十年后,国际秩序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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