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广陵家里的老信封上，地址一栏，写的是霞飞路。霞飞路是淮海中路的旧称呼。金广陵生在老上海，小区名字是乐安坊。乐安坊里有73户小楼，格局相同，每户都有前后楼，上下三层，一共六个房间，三楼有亭子间，上上下下120多个平米。八十年前，金家刚到上海时，金广陵的爷爷用五根金条换来了这栋房子。记忆里，房子翻修过五六次，楼下的小院没了，旧木窗也换掉了，只有红色的松木楼梯没有动过，楼梯扶手被摩挲了八十年，光滑得发亮。
金广陵在上海送变电工程公司上班，负责信息通讯，每天早晨例行检查设备，六点就起床出门。这时弄堂里几乎没人。骑上停在楼下的电动车，上了马路，他喜欢沿着淮海路一直到底，转上虹桥路，再上吴中路，到单位才吃早饭。在单位待一天，晚上六点才到家。他的太太在发电厂上班，出门稍晚，在弄堂里遇人打个招呼，出门坐班车，也是晚上才回。
这种日子，金广陵已过了几十年。他高鼻梁，架着黑边眼镜，脑门大，有些谢顶，不多的头发梳在两侧。三年前，他终于退休，也给儿子在浦东买了房。在左邻右舍看来，金广陵一家，就是普普通通一个上海家庭。
很少有人知道，金广陵其实是韩国人的后代。这栋住了八十多年的小楼，也曾是韩国人反日斗争的秘密集会点之一。
小时候，父亲就告诉过他这件事，但多年来这是个隐蔽的话题，家里也很少讨论。直到父亲生病，1980年，临终前的某一天，父亲把金广陵叫到身边，让他收好抽屉里的户口本，并且叮嘱他，这东西现在没用，以后一定有用。
户口本是竖排字体，已经发黄了，上面写的不是汉语，而是日文，是金广陵爷爷的名字金复炯。日本于1910年攻陷朝鲜后，实行殖民统治，在朝鲜推行了日语。那时很多人逃离朝鲜半岛，到了上海，在马当路306弄4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金复炯在其中任职。此后他再也没离开中国。
父亲是跟着爷爷一起来的。爷爷死于1942年，据说是被日本人毒杀。然后二战结束，中国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父亲带着金广陵一直生活在上海。到了1970年代，北朝鲜的人找上门来，邀请他去朝鲜，但父亲拒绝了。他说他只愿回韩国。他打听过回韩国的可能，但是中韩两国那时还没建交，根本无路可走。直到临终，父亲也没如愿回国，他郁郁半生，很少提及家世。
文革结束那年，中国曾有个政策，凡是有理由的家庭，可以修正自己户口上的民族。当时二十出头的金广陵很兴奋，带上韩国户口本，跑去淮阴路派出所，填了申请，从汉族改回朝鲜族。派出所的人没见过韩国户口本，往上请示，一周之后，通过了修正。全家人都改回了朝鲜族，只有父亲不为所动，连说“世上没有韩国，改了朝鲜族也没用”。直到去世，父亲的身份证上仍写着汉族。
离金广陵的工作单位不到两公里，就走到了宋庆龄公墓。爷爷金复炯就葬在那里。曾经一同葬在那儿的，还有另一个韩国人吴永善——他曾在韩国临时政府担任法务部长，1936年病死于上海。早年的清明节，金家和吴家的后人都曾来扫墓，或许曾经擦肩而过，但两家并不认识。
吴家比金家来中国更早，最初也住在老上海。为了逃避日本人抓捕，吴永善决定给家里人改头换面，吴家改姓胡，他的孙子名叫胡佩荣，比金广陵小六岁。
吴（胡）家住在普陀区宜山三村，距离金家，也就七八公里。胡佩荣还记得，文革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特务，家也被抄了，家里藏的韩国临时政府的书信、照片，悉数被没收。他那时六七岁，眼看着来人把家里的鱼缸扛起来往地上摔，想从里面找到藏起来的反革命证物。
抄家以后，家里经常悄悄来一群韩国人，有时带些韩国菜，都说韩国话，吃完饭就唱韩国歌曲，唱到兴奋时，大家还会站起来跳韩国舞。胡佩荣听不懂韩国话，只记得有人用中国话告诉他：“记住，我们都是韩国人。”父亲也很少提及家世，被胡佩荣问起，回答的大都相似：“我们就是韩国人，要给老一辈争气，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
但对于金广陵和胡佩荣来说，韩国仍很遥远，上海才是现实。父辈们希望他们能永远记住自己的身份，可是，就像胡佩荣常说的：“我是韩国人，却听不懂韩国话。”
二
也许没有人真正清楚，抗战之后，到底有多少韩国人留在了上海。几十年来，这些后代已成了地道的上海人，说上海话，做上海生意，葬在上海。
他们的父辈，最初都是在朝鲜半岛沦陷后流亡到中国的。1919年，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日本人开枪杀死数千民众，抓捕了几万人。革命者开始大批逃离，少数流亡到了苏俄、美国，大部分则到了一水之隔的中国东北，成立了“朝鲜独立军”，开始与日本的武装斗争。在全世界，流亡的朝鲜人建立了多个临时政府，其中建立在上海的，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远在美国的李承晚被选为总统。
在中国，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上下正充满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反日情绪。在这种气氛影响下，无论是中国的民间团体，还是党政军有关人员，对于那些一直在进行反日运动的韩国革命人士，自然同仇敌忾。原先在东北抗日的朝鲜独立军，立即纷纷与中国义勇军合作，组成了中韩抗日联军，积极展开了对日本关东军的游击战斗。到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发动韩国人积极参与中国十九路军、第五军的抗日行动， 使得上海一带中国军民心理上与韩国人起了共鸣。
在上海，韩国临时政府一边逃避着日本人的追捕，一边进行着半地下活动，反日方式以暗杀为主。暗杀最成功的一次是1932年的虹口公园爆炸案。当时，日军的侵华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了华东地区，国民党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失败，日军选择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天皇生日）仪式，以庆贺他们在淞沪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
韩国临时政府抓住了这个机会。时任临时政府警务局长的金九和韩国青年尹奉吉决定进行暗杀。金九托人与上海兵工厂联系，制造特型炸弹。兵工厂采用当时最新技术，进行了几十次试验，制成威力巨大的炸弹。
4月29日，虹口公园天长节庆祝会上，尹奉吉悄悄靠近主席台，将炸弹扔在主席台木板下。日军的大将白川义则等人当场被炸死，另有几名中将受到重伤，尹奉吉本人也当场殒命。会场大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虹口公园”事件。
爆炸案震惊国内外。虽然上海再也保护不了韩国临时政府，金九也被日本人通缉，但韩国人却赢得了中国国民党的重视与蒋介石的赏识。于是支援韩国独立运动，便逐渐由原先中国民间团体的行为，开始转变为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
爆炸案后，日军搜捕韩国革命者，金九随时可能被抓，经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陈果夫等人安排，金九逃离上海，一路躲避到了浙江嘉兴。在嘉兴，金九得到浙江省民政厅长褚辅成的后勤支持，藏身于湖上的游船，在船上，他召开了韩国临时政府的国务会议，商议抗日复国的计划。1933年初，金九在南京中央军校正式见到了蒋介石，此后金九便确定取得了中国当局的大力支持。
得到国民政府的掩护和财政援助，金九在韩国革命团体中的声誉越来越高，逐渐成为韩国临时政府的实际领导人。为了扩大战斗力，金九想组建空军部队。国民政府在杭州的空军学校收录了多名韩国学生，并且在组建空军的经费上，也给了金九赞助。除此之外，金九一派的革命者，也开始陆续进入国民政府担任特务工作，主要负责搜集日本军事情报。
中国的抗战随着卢沟桥事件全面爆发后，金九也转移了反日战场，先去了长沙，后把韩国临时政府从上海迁到重庆，他被选为临时政府的主席。抗战结束后，朝鲜光复，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和在美国活动的李承晚集团分别随苏、美军队而回到朝鲜半岛。受美、苏冷战的影响，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立南北。
1945年，金九也回到韩国，但他反对韩国独自建立政府。1948年他进入北朝鲜与金日成协商，希望建立统一政府，没有成功。同年的总统选举中，他败给李承晚。1949年六月，金九被暗杀。
所有这些父辈们的历史发生时，金广陵和胡佩荣都还没出生。很久之后，金广陵才得知，他的爷爷，曾担任金九的秘书——但他对爷爷所知，以此为限。
胡佩荣的父亲有更多战争的记忆。爷爷吴永善去世后，父亲加入了韩国抗日组织。1941年，在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父亲参加一次暗杀行动，向日本人扔了手榴弹，逃跑失败，被堵在弄堂里，随后被日本人抓捕，一共坐了四年牢。出狱后，他就留在了上海，然后新中国成立，他结婚生子，隐姓埋名成了上海的一名儿科医生。
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跟随金九回到韩国？也许是金九的死亡，让韩国的未来变得不可知，观望之中，他们选择暂时留在上海，但没想到，中国也在那年发生巨变。
三
沿着重新漆过的木梯向上，金广陵家的客厅在三楼。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刘海粟的油画。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前，爷爷金复炯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西洋画专业读书，刘海粟是校长。
金广陵收集了金家和韩国有关的各种照片，有一张是金九送给他父亲的，照片里金九手扶拐杖坐着，旁边签了钢笔字：“期待有远大理想的金洪乐世侄惠存”。沙发上，还有一本韩语词典，词典里面夹着一张白纸，上面是一些日常交际词语——“你好”、“谢谢”等等。
退休后，金广陵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上海外国语学院报名，参加韩语学习班。班上同学都是年轻人，十几岁的为了学业，二十几岁的为了找工作，就他一个人头上有白发，还拿着本认真记。老师和同学吃惊，问他为什么。他就一遍遍解释，他什么都不为，就为了懂韩语，为了沟通方便。金广陵每周去上课，回家也常捧着词典看，学了一年，打开韩文网站，他马马虎虎能看懂，家里收到韩国寄过来的资料，也不用老查字典。
在韩国，金广陵还有一个亲人，是他的表姐李元英。1990年，李元英的丈夫到上海交通大学交流任教，待了大半年。他试图在上海寻找金复炯的后代，但无功而返。金广陵后来说，他住得其实离上海交大很近，但即便路上碰到了，也不会认识。
1998年，在韩国政府反法西斯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李元英认识了一个中国老头，延边人，恰好知道金广陵一家。随后，通过韩国政府，委托到上海市政协，李元英第一次找到了表弟。次年，他们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大堂相认。金广陵不会说韩语，李元英不会说中文，两人只能用英文交流。她随身带着的，就有一枚韩国政府颁发给金复炯的独立运动勋章。
韩国一直寻找独立运动革命者的后代。到了2004年，韩国法务部发布公告，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那些对韩国独立运动有功的家族。
金广陵得到消息，很兴奋，他带着父亲叮嘱过的那本已发黄的韩国户口本，找到了韩国领事馆。领事馆要求提供革命活动记录、新闻报道和档案资料。为了搜集这些证据，金广陵开始往上海图书馆跑。那时他还没退休，只有周末有空，前后跑了几十次图书馆，一年下来，找了一堆材料，终于证明了身份。
2005年，金广陵得到了韩国政府颁发的“独立有功者”荣誉勋章。次年，他就向韩国报了户口，把中国国籍改成了韩国国籍。韩国欢迎这些独立有功者的后代移民回去，并且承诺给予一笔二十到三十万的安家费。
回去韩国，曾是父辈们的夙愿，但金广陵回不去了：“回到韩国虽然会被政府重视，可是没有社会基础，生活成本也高，我当然得留在上海。”
同样回不去的，还有胡佩荣一家。
1992年中韩建交后，韩国政府曾派人到上海，找到他们。爷爷吴永善的骨灰也从宋庆龄公墓搬回了韩国。那是胡佩荣的父亲第一次回韩国，他手捧骨灰，被韩国国家电视台直播，后来存了一盘录像，带回国内。父亲是很想回去的，但那时三个子女都已在上海各自有了工作，他没法独自回国。2002年父亲去世，葬在上海。
令人意外的是，韩国抗日英雄的子孙胡佩荣，不懂韩语，却对日文却很精通。
早在1987年，胡佩荣就去了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半工半读，一边在餐厅端盘子赚生活费，一边学日语和法律。大学读了四年，所有的日本同学都不知道胡佩荣是韩国人，即使关系最亲密的朋友，胡佩荣也守着自己身世的秘密。那时，他每周都和父亲通电话，父亲经常提醒他一句话——“全世界最不讲信用的，就是日本人。”
胡佩荣毕业后直接进了日本的一家外贸公司。那时中日贸易刚刚兴起，中日合资企业越来越多，日本老板看中了胡佩荣的中国背景，希望他将来负责中国区的生意。从基础的服装裁剪和缝制，做到后来的外贸交易岗位，胡佩荣干了四年，摸清了门路，然后辞职自己开了公司。他从日本买服装原材料，运到苏州、昆山加工，做好服装，再销往日本。
父辈的历史已过去，时代变了。
2010年，胡佩荣第一次去韩国，参加独立运动有功的纪念活动。坐着韩国政府安排的汽车，在首尔绕圈参观。一年后，他自己报了旅行团，一个人去了济州岛，“为了再感受一下”。多年前他还有些想法，一直拖着不结婚，想把根子落回韩国。但现在一晃五十多岁，他也灭了这个念头。2015年夏天，他终于结婚，那时女儿已五岁了。
在上海，胡佩荣的客厅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他自己应该不会学韩语了，但打算让女儿学。如今他也成了父辈。
在日本时，胡佩荣经常买日本电器带回来给父亲。他买过东芝牌的冰箱和电视机，尼康的照相机，父亲不说好，也不说坏，一直用着。胡佩荣记得，自己还买过一台五万日元的收音机带回家。那台收音机的特别之处是能收到国外信号，父亲拿在手里，不断调试，希望寻找来自韩国的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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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案后，侵华日军司令白川大将遗体被送回日本。 署名：IC。
其余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文中部分历史资料来源于：《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中华民国六十五年三月初版，作者：胡春惠。
特别感谢赵崧杰提供帮助，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