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李非
采访、整理 | 李纯
2015年，李非的第一部电影《命运速递》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四项提名，并获得最佳演员奖。那届的评委主席是姜文。在此之前，李非是个文学青年，写小说，也做编剧。姜文很欣赏李非，邀请他做《邪不压正》的编剧，前后干了两年。2019年，李非拍了他的第二部电影《两只老虎》。
以下是他的口述。
1
《两只老虎》是我的第二部电影。剧本里有个设定，让主人公唱一首儿歌，剧本当时想表达的也是存在于我心中的两只老虎，一只悲观，一只乐观，时常打架。用歌名做电影名，讨巧也冒险，可也想不到更贴合的了，那就先推进的吧，这么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担心以前有人用过，不能立项，结果立项没问题。
剧本2016年开始写的，当时我在《邪不压正》的剧组。在姜文导演的剧组里，我看到的所有都是对创作的全情投入，一个纯粹爱电影做电影的一帮人，大家拍电影的目的压根儿就没有奔着一个数字。但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总是会被票房绑架，被舆论绑架，被金钱绑架，被物质绑架，被规则绑架，被别人的尊重和认可绑架，正如今天的我们，好像都被手机绑架了一样。我们都被某种东西绑架，我就想，可以反绑架吗？
后来就有了张成功和余凯旋的故事。我记得，头天喝酒喝得有点多，第二天浑身没劲，在工作室外头的越南河粉店喝汤，汤特别热，喝出汗了，我突然冒出个主意，一个人绑架了另外一个人，但这个人很快发现，不知道是谁绑架了谁，就这个念头。最开始剧本的名字叫《撕票》。
我想了很久，落笔很快。2017年春节，我写完了第一稿剧本。
赵薇导演是《两只老虎》的监制。我和她认识是在2018年的西宁。FIRST影展的闭幕酒会上，我在那儿站着，突然过来一个女孩说，很喜欢您的《命运速递》，认识一下。她说，我叫尹伊，我爸爸是尹力。尹力是我敬重的前辈导演，拍过《我的九月》和《无悔追踪》。她说，咱们去赵薇那儿聊天。
那晚喝得有点多，第二天醒来，我给赵薇助手发微信，说忘了加薇姐的微信，我妈妈特别喜欢赵薇，她是我妈唯一的偶像。她说没事，我推给你。我加了赵薇，赵薇说，一起吃午饭。赵薇和她团队在西宁一家老字号饭馆吃面皮，聊得挺愉快。
回北京后，我们就老一块儿吃吃喝喝。有天薇姐问我，在干嘛？我说，写了个剧本，想拍。她说，是吗？我看看。我把剧本发给她，一个多小时以后，她给我打来电话，一个半小时的很长的电话，她说她很喜欢剧本，可以帮着我一起来做。她甚至可以来演其中一个角色。我说，那太好了，那个角色戏份不多，但戏很重。我索性硬着头皮邀请赵薇来帮我做监制，她很爽快便答应了。就进入制作阶段了。
先是演员。剧本设定是双男主，找谁？我的制片人是英皇的宣小鸿，葛优老师也在英皇，大家都觉得葛优老师是不二人选，就通过宣小鸿将剧本递给了他看一下，两三天后接到了葛老师的邀请，说可以和我聊聊。见面聊得很愉快，优哥应了。
两只老虎，还有一只。我和监制一块儿琢磨，觉得乔杉特别适合，赵薇给乔杉发了一份剧本，约着乔杉老师见一面。那天很逗，我勘完景，很累，去见乔杉，结果在饭桌上就睡着了。睡醒了以后得知，乔杉愿意来。
主角还有范伟和闫妮两位老师，我们认识挺久，我一直渴望有机会能合作。但如果只是客串，我觉得实在有点浪费这二位。我就可着两位量身定做，调整了两个角色，分别发给他们。范老师看完，约我喝了次茶，说李非这个剧本写得好，没有一句台词多余。闫妮的角色叫彩霞，闫妮看了，大早上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这剧本像是爱情，真实又虚无，我就是彩霞。
2
我是山西长治人。在老家我就爱看电影，当年县城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
我记得第一次看《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夏天，我初中，我弟弟小学，我带着弟弟去县电影院，我不太记得当时看电影的感受了，但是记得我给弟弟买了一根冰棍。有个小姑娘和她哥哥坐在我弟弟旁边，她哥哥是小流氓，欺负过我，妹妹一直盯着我弟弟的冰棍，我和我弟弟说，要不你让妹妹吃一口，我弟弟就把冰棍递给那个妹妹，结果她哥哥打了妹妹一下，没有接受冰棍。
高中毕业后，我在长治艺术学校学美术，每天泡录像厅，港片三级片都看。想看黄片，我和我哥们儿说，有个录像厅有。我们去租录像带，租了录像带发现没有录像机，我问能不能录像机也租上，老板说，得有押金。我哥们儿把他们家的户口本拿过来抵押，租了录像机，四盒录像带，没有封套。他爸开一厂子，办公室有电视，关上窗户，俩小男孩奔着看黄片去的，看着看着我哥们儿就睡了，我看了通宵，越看越精神。那天租的四个片子分别是《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霸王别姬》……还有一个我忘了。
2006年，我在长治做小买卖，赔得一塌糊涂。我和我弟弟都热爱电影，写了个剧本，当时，网上传，泄露出一百多个影视明星的电话号码，其中有姜文的，不知道真假。我弟弟给那个号码发了条短信：不知道您是不是姜文导演，我们写了个剧本，如果是的话，我想把这个剧本发给您，您有没有兴趣？
结果对方回了，说好，还给了邮箱，然后就没音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姜文。
2008年，我突然有机会来了北京。我跟人做生意，想发财，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可我不想回家，就想留在北京。
我当时写日记，发到一位艺术家的博客上，艺术家说，你的文笔不错，你有没有想过写点东西？我说，其实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他说，你为什么不写？把我问住了。有一天他家有聚会，姜文、王朔、刘索拉等都去了。我是小孩，在旁边招呼大家。刘索拉给大家算命，我和朋友说，能不能让她帮我也算一下？他就叫了索拉姐过来，说这是李非，我们的朋友，您给他也算算。她拿出一张纸开始算，第一句话说，你是不是要准备写东西了？她说，你注定是写东西的人，你一定要做你真的愿意做的事，你会做得很好，你到42岁的时候，你做的全部都是你最想做的事，而你身边全部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是2009年。
刘索拉给我算过命后，我拿着那张纸找王朔，王朔是我从小的偶像，我说，跟您聊两句，我喜欢您的小说。他说，哪本？《空中小姐》就算了。我说，我喜欢《我的千岁寒》和《致女儿书》。他说，这还行，可以聊聊。后来他在那张纸的背面写下了他的电话。
我今年41岁，那张纸我现在还留着。
从那以后，我开始写小说。我在草场地租了一间民房，白天上班，晚上回到草场地写作，多的时候每天写两三千字，少的时候几百字，用了两个多月写了第一本小说《喊个没完》。
我写上瘾了。第一本小说写完没人出版，扔那儿了。
那年的秋天是我父亲去世十周年，我想再写一本书送给他。草场地的房子没有空调，夏天太热，我辞了职，在三元西桥租了一个稍微舒服点的有空调的屋子。第二本小说叫《有人必须死》，第一稿写了三十多万字。那段时间有点疯魔，谁也不见，每天就是写，睡觉，起床，吃点东西，接着写。我弟弟看过我一次，后来和我说，那次见觉得你整个人都变了，不认识了。可能因为我完全活在小说的世界里。
当时我欠了老家一哥们儿10万的债。当初是这哥们儿说，一块开广告公司，他投10万，6万作为投入，剩下4万作为后续资金，我出人力他出钱，股份一人一半。我说行，好事。租房子装修买电脑，6万很快花完了。这个时候哥们和我说，最近资金有点紧张，要不这样，这6万当我借你开公司的，别的钱就没了。我有点赌气，也有点天真，我说行，打了个欠条。我不会做生意，广告公司很快就倒闭了，活生生地欠了6万，后来利滚利变成10万。
那哥们一直催我要钱，我没钱，不接电话，后来终于接了，他的态度变得很不好，有点撕破脸，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还？我说，我能还钱了。他说，是吗？你怎么就赚钱了呢？我说，我开始写小说了。哥们估计觉得我是不是精神出状况了，问我，写小说怎么赚钱？我说，等小说出版畅销了不就有钱了吗？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小说有没有机会出版。
到了秋天，我的小说写完了，我拿着两本小说回老家，给我父亲办十周年的仪式，大体意思是把灵位从墓地请回来，搭一个灵棚放到那，亲戚朋友祭祀一番，再送回墓地。
我全身上下只剩两千块钱，我弟弟更没钱，俩儿子从北京回来，给父亲办周年，全村的人看着，很窘迫。祭祀用的东西我捡最便宜的买，我妈不高兴，我只能说，我爸不在乎这些。祭祀需要乐队，有吹鼓的，吹唢呐的，吹笙的，敲锣的，乐队租一个最便宜的一千多，我说，非得要吗？我妈说，当然得有。怎么办？和谁借钱呢？
旁边有人出主意，不一定非得有乐队，几百块钱租一个大音箱，放着曲儿就完了。我就租了个大音箱，放在灵棚那，最后要把灵位往墓地送。送的路上也得有音乐，我捧着我爸照片，我弟弟跟我后头，我们找了一辆三蹦子，把音箱放在三蹦子上，在前面开路。因为颠簸，走了一会儿，音乐断了，队伍停了下来，开始修，全村的人都在看我，特别尴尬，修好了继续走，走了一会儿又没了，又停下来，再走一会儿又没了。那段路走得有些屈辱。我干脆走过去把音箱线拔了，不要音乐，不要了行吗？我们这条队伍就那么寂静无声地走到山上，走到我父亲墓前。我跪着给我父亲烧那两本小说，失控了，很悲伤。我说，儿子没出息，事没办好，不体面，但是，我干了一件我一直想干的事，我觉得值得和你说，我写了两本小说，我烧给你，你看一看，我是写给你的。我和我弟弟抱头痛哭。
那是2011年，回来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3
2011年，我在正邦——中国最大的设计公司找了份工作，做设计总监。一个月工资一万多，同时我接了一个私活，给我山西老同学的单位做一套设计，赚了十几万，还了债。
刚去公司两个月，有个礼拜天，我在王府井大街溜达，突然有个小姑娘说，大哥你能不能拍张照片，她举着一个牌子，写宁浩导演新电影招募演员，当时我就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她说，占用您几分钟时间。我当然知道宁浩导演，我老乡，山西人，我也很喜欢《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我就拍了几张照片，录了个视频！这事我就忘了，过了一个月，突然接到电话说，能不能来试一试戏？我去了宁浩的工作室，当时张颂文老师是表演指导。
后来我才知道宁浩导演每天晚上看录回来的视频，大概看了一万多个，挑了一百个人来试戏。张颂文现场编剧情，你俩中间是一座独木桥，十年前，他欠你钱，你一直找他找不着，突然在独木桥上相遇了，你俩演吧。我忘了我怎么演的，反正演完过了两周，我接到电话说，恭喜您进入宁浩导演电影表演培训班了。
培训班是封闭式地培训两周，我想这和工作冲突了，怎么办？并且万一再选上去演戏的话，那不肯定得辞职了吗？我找公司上级，叫刘涛，我说，涛哥跟你说个事，去厕所抽根烟。抽烟的时候我一直琢磨，我是编一个理由还是说真的，我想真实一点，别编了，“涛哥，我想辞职，我要去当演员。”
刘涛抽了好几口烟，可能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真的假的，但还是同意了。他说万一没弄成，随时回来，公司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我就去了，我才知道培训班20人，只有我是从街上扫来的，又一轮筛选，剩5人，我是其中一个。有天，宁浩导演跟大家说，李非演得最好，你们知道他为什么演戏演得最好吗？李非读书读得多。
我演得好不好我不知道，倒是确实从小乱七八糟书读得真不少。后来又写小说，可能确实对演戏也有帮助，你想，写小说的时候，里面的人物说什么话，干什么事情，什么表情，什么心理，我的小说里有上百号人，我得把他们都演一遍。
培训班结束，大家去KTV唱歌。宁浩和我说，你是这里头演戏最好的，但是我就不让你演。我说，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多年以后，我和宁浩导演再见面，他对我说，演戏很容易，他觉得，我应该有更大的创造力。
演员没当成。但在培训班上，我认识了赵炳锐，后来他成为我第一部电影的主演。
我和赵炳锐在班里处得比较好，我送了他两本我的小说，看完他很喜欢，说你写小说不挣钱，我给你介绍导演写剧本，你有没有兴趣？我说，可以试试看。他介绍我认识王小帅导演，喝了顿酒，说写个剧本，我说行。我没写过剧本，不好意思问，我就上百度搜剧本怎么写？电影剧本一般多少字？买编剧书，现学现写，边学边写，写了两年，差不多有五六个剧本。后来终于有一个剧本被拍成了电影，就是《闯入者》。
2013年，影视开始有点热，深圳有一个做刷子的公司想进入电影行业，不知道怎么就串到我这儿。那个公司的制片人认识赵炳锐，赵炳锐和我说，咱俩试试呗。
深圳那边让我们过去，机票、酒店是他们负责，我想去一下没什么损失，就去了趟深圳，喝了顿酒，好像也没聊什么具体事儿，2013年12月31日，元旦的前一天，我从深圳回来，他们电话过来说行，准备合同，开始筹备。
我想我拍什么呢？我想起当年和我弟弟攒的那个故事，还在心里，就拿了出来，重新构架，用了两三个月写成了一个剧本。2014年5月，《命运速递》开机。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距离杀青一个礼拜，制片主任说，导演和你说个事，我说，好事还是坏事？制片主任说，有好有坏。我说，你先说坏消息。制片主任说，咱们快没钱了，我说我操，还有一个礼拜，你说快没钱了，还有什么好消息吗？制片主任说，好消息是咱们的钱肯定能够你拍完了。我说，我的合同是交成片，钱拍完了，后期怎么做？他说，再想办法。我和赵炳锐就自己贴钱，剪辑、调色、音乐、声音都是找朋友以最低的价格帮忙做，就这样，我们俩也倾家荡产了。拍完《命运速递》，到2015年的6月份——5月份我的房租到期，我全身上下只有不到六千块钱。
接下来，我和我弟弟李心、赵炳锐，拿着硬盘到处拷片子给别人看。特别凄凉，有的公司看完说挺好，你下一部准备拍什么？他这么问，估计是觉得毫无商业价值，没法卖。有的公司负责人直接说，你们拍的什么玩意儿？我们灰溜溜地走了，没想到当导演当成了这样。
最无助的时候，我接到了FIRST影展入围通知。那届的评委主席是姜文，评委有严歌苓，《命运速递》获得最佳影片、导演、演员和最佳艺术贡献四个提名，最后拿了最佳演员奖。从FIRST回来后，好多公司开始找我了，觉得这电影不错，各种来买。严歌苓老师知道我都快弹尽粮绝了，介绍我签约给一家公司，给了我一些钱，算是解决了温饱。这期间，姜文导演约我去他工作室玩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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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筹备第二个片子。我写了一个奇幻喜剧，叫《傻瓜照相机》，讲一个人得到一个照相机，拍谁能变成谁，折腾了大半年，没折腾成。
当时有家公司说要投资《傻瓜照相机》，邀请姜文做监制，我的剧本写好了，投资方一直没推进，直到最后，姜文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你那片子怎么样？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还在等您。他说，我现在需要编剧，不然你先来帮我写《侠隐》吧。我说没问题，我下个礼拜过去，他说，不，明天就来。第二天我去了他工作室，开始参与写《侠隐》（后改名《邪不压正》）。先是每天在工作室写，2017年3月电影开机，拍了三个多月，到六七月份，从筹备到拍摄，前前后后干了差不多两年。
姜文导演一直是我的偶像。之前就听说他要拍《侠隐》，我专门买了一本看。看完以后，我觉得这书不像姜文的风格。特别期待看他会怎么拍这个故事。但真没有想到会有机会参与写这个故事。
我去的时候剧本已经有一个架子，何冀平老师写过一篇打底的稿，我一看和书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大。姜文说，小说对他来说是一扇门，打开以后，寻找的是他自己的世界。
姜文一直强调《邪不压正》是哈姆雷特式的复仇故事，但他不止想拍一个平庸的复仇故事。拍摄时，他要求我和孙悦两个编剧永远住在他隔壁，可以随时随地聊。当然，电影的主题和价值取向完全是姜文自己定，我们几个编剧只是帮助他构建这个表达。
在《邪不压正》，我的收获很大。一是电影方面，我只拍过一个小成本的电影，从来没有跟过组，如果不是姜文，我没有机会接触这样量级的大制作的项目，并且全程跟了下来。我的第二部电影《两只老虎》和当年的《命运速递》肯定不是一回事。庆幸的是，我经历了《邪不压正》，或者说我都见识过，我知道应该怎么拍，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和演员沟通。另外，个人方面，姜文是一个极端聪明，非常有智慧的人，你会觉得他什么都知道，包括你在想什么。像下棋，想了半天我想到这儿，但我这儿他早就想过了。思维方式和做事风格上，受他影响很大。他为什么那么信任我？没聊过，我想也许是我可以给他一些他没有想到的东西，哪怕只是一句台词。对他来说，不容易。
我特别感激姜文导演，他对我栽培很重。去年《命运速递》上映时，我找他，我说，我片子要上，没什么宣传点，我一个新人导演，最大卖点也只能说是您的御用编剧了。姜文说，那不是事实吗？我说，宣传想要您写一句话放到海报上。他说，好，我是怎么说的来着？这是我这几年看过最好的电影，你把这句话写上。我说，这话有点大了。最后改成，这是我这几年看过最有劲儿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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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实在是太幸运了。可能是前三十年吃的苦多，走的弯路也多。攒下了运气。一路以来，很多贵人帮我。姜文，葛优，赵薇……都是曾经只会喝酒吹牛逼时提到的名字。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我这十年，真是个奇迹。我不能辜负这份眷顾。做编剧的时候，我就玩命写，做导演的时候，我就玩命拍。
作为编剧，之前我合作过的导演只有三位，王小帅，娄烨，姜文。今年和赵薇导演一口气合作了五部短片。《两只老虎》她是监制，我是导演。短片她是导演，我是编剧。也许下回合作，我们又会变换身份。我俩年龄相仿，趣味相投，在创作上特别合拍，也都很随性，做决定快，怎么好玩就怎么来。
我给娄烨导演写过一个叫《北国》的剧本，一直没有拍。我和秦昊比较熟，秦昊问我，最近有事吗？娄师傅想找你看能不能写个本子，我说可以。工作了三四个月，写了两稿剧本，挺黑暗挺狠的一个故事，写的时候我说，娄老师你觉得能拍吗？他说，你先写出来。
我个人的创作方向和娄烨导演不是很像，我作为编剧，我什么都能写，会尽量满足导演要求。在王小帅导演、娄烨导演那儿，我只是纯粹的编剧，但和姜文导演不太一样。在《邪不压正》的拍摄现场，他会放手让我和演员说戏，让我也承担了一部分副导演工作，因为我俩比较默契，路子比较接近。这个特别锻炼人。
做了导演以后，找我编剧的人就少了，别人即使找我，我可能也不太想做一个纯粹的编剧。我觉得，还是做导演会表达的更充分一些。但个人表达虽然很重要，投资人的钱也不是风刮来的，应该负一点责任。这个平衡不容易。我不是学电影出身，但我个人表达反倒容易一些，真正好的商业片最难拍。满足自己简单，拍出一个让更多的人有共鸣，有感受的电影，挺难的。
我会尽量坚持拍我自己真正想拍的电影，而在这个前提下，我希望我的电影能被更多人看到，而不是只在电影节上放一放，行业里的人看一看。创作方向和所谓风格也是不自觉地慢慢清晰的。我想可能是有点作者性的类型片。我喜欢的电影类型挺多，科幻，悬疑，犯罪，惊悚等等，将来我也会尝试一些不同的类型。这次《两只老虎》在剧本和拍摄上，我适当地往大众和喜剧的方向做了调整，虽然看过的人还是说，这是一部作者风格非常明显的电影。
在《两只老虎》里，我借剧情中的一封信，说了一句：向我的父亲说一声再见。算是夹带的最大私货吧。我父亲去世十八年了，之前，我一直过不去。现在我也过了四十，我想，可以和他说一声再见了。
我仍记得拍《邪不压正》的某一天，刘索拉来探班。不管谁来，姜文导演都会叫上我一起吃饭。刘索拉早就不记得我了，我一直琢磨要不要和她提当年算命的事，会不会有点矫情？一直没提，直到她吃完饭要走，道别的时候，我没忍住，我说，索拉姐，我真的很想感谢您，您可能不记得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2009年在朋友的家里，您拿一张纸给我算过一次命，说我注定要写东西。因为这个，我真的开始写东西，到现在我一直在写，我一直在做我最想做的事。她说，太好了，你这么一说还有点印象。
那天我百感交集，十年前的刘索拉是个特别漂亮风韵犹存的女人，再见时，她已经满头白发了。
—— 完 ——
题图：2017年6月，《邪不压正》拍摄现场。摄影：张亮。全部图片来自被采访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