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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PRODUCE 101”全系列造假:沦为消耗品的偶像们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北京出现鼠疫病例与“PRODUCE 101”全系列确认造假引发的讨论。

记者 | 罗广彦

编辑 | 朱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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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PRODUCE 101”全系列确认造假与北京出现鼠疫病例引发的讨论。

“PRODUCE 101”全系列造假:沦为消耗品的偶像们

近日,著名的韩国选秀节目“PRODUCE 101”被韩国警方确认从2016年举办的第一季开始,全部存在造假行为。节目制作人安俊英已被移交检方审查起诉,此外还有8名涉案人员被立案侦查。该新闻一出,在粉丝圈内激起轩然大波。

作为去年红遍全网,缔造出多个流量明星的综艺节目“创造101”的韩国原版,“PRODUCE 101”不像之前的选秀节目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海选,而是从已经经过经纪公司训练、包装的练习生中选拔,通过才艺等各方面的竞赛筛选,最后选出11个人组成一个团队出道。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不再以专业导师的意见与评价作为主导,观众投票是选拔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粉丝们真情实感的投入是该节目火爆的基础,他们“取代”了制作人与评委老师的位置,成为能够助推偶像出道的关键人物。

“澎湃思想市场”之前就撰文指出,这类偶像秀火爆的原因,就是注重粉丝权力。制作方将谁能成为偶像的权力交给观众,节目中的专业嘉宾只能给出自己的评价与建议,最终的决定权在观众手中。因此,现在的偶像选秀已经变成了支持不同偶像的粉丝之间的战争,粉丝们发现自己似乎具有空前的权力,只要自己喜欢,就能够通过抱团、投入资金、拉票,改变其偶像的命运,哪怕他/她前一秒还是无名小卒,下一刻就能出道成为焦点。与此同时,偶像也同样清楚粉丝的力量,这更能为粉丝带来满足感。正如作者所说:“当选秀中获胜的偶像哭着说‘都是因为你们,我才能获得今天的位置’时,每一个观众席上或者荧幕前的粉丝都能泪流满面地感受到,被感谢的那个对象就是自己。”

在《创造101》之前,国内还有多款偶像选秀节目借鉴了“PRODUCE 101”的模式

粉丝的权力不仅体现在能否让偶像出道,还体现在他们对偶像行为的巨大影响力。粉丝能够干涉偶像的生活、形象与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按照粉丝的想法设计形象与表演,甚至能直接向经纪公司提出要求和建议。当然,资本运作方慷慨让渡的权力,并不是在偶像工业中实践大众民主,偶像时代的背后是空前的流量与金钱涌入。粉丝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必须让自己支持的偶像在竞争中胜过其他人,而唯一的手段也就是投入大量的资金与时间,在不断延续的互相比拼的竞赛中,资方自然也能够收割足够多的金钱与关注度,这似乎看起来是资方、粉丝、偶像“三赢”的结果。

但选秀之后,粉丝的参与度与掌控感很可能会迅速衰退,他们也许会抛弃这一次选秀节目的偶像,转而奔向下一个热点。而偶像由于并不出众的能力,也很难找到后续发展之路,即使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AKB48的偶像,同样也在娱乐圈苦苦挣扎。其他的偶像甚至只能一次次参与选秀,成为新时代的快消品。

当“PRODUCE 101”制作人安俊英承认全系列都存在票数造假时,这种粉丝权力的幻象被彻底打破,不仅仅由于造假本身,而且粉丝发现他/她们投入无数精力与金钱彰显粉丝权力的游戏并不存在,从头到尾依然是制作方决定偶像的命运。

历年以来选秀节目总会有“黑幕”的传闻,但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因此无疾而终。这次丑闻却由于媒体与警方及时的跟进得到揭露。公众号“毒眸”撰文指出,早在7月份“PRODUCE 101”系列第四季《PRODUCE X 101》总决赛播出后,有韩国网民就已经发现进入决赛的前20名选手得票数之间都有着一定的规律,其后警方迅速介入展开调查,并将调查扩大到前几季节目,新闻调查节目《PD手册》也立刻展开调查,揭露了大量选秀节目中的造假黑幕。

这种肆无忌惮且拙劣的造假手段始终没有被发现,是因为韩国的偶像生产工业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因为无论这个节目最终让谁出道,市场反馈都会非常好,即使曾经被认为存在黑幕的选手,出道后也会被市场快速接受,因此是否有黑幕似乎并不重要。

通过《PRODUCE X 101》选拔的男团X1,尽管一直饱受争议,但市场表现依然非常优秀

讽刺的是,这一方面是由于练习生生源都非常优秀,因此即使节目组重点照顾一些选手,观众也并不会觉得很突兀,也不会觉得他们不配出道。由于竞争极其激烈,优秀的人才层出不穷,黑幕成了自然而然的共谋,制作者也不用担心会这对出道后的团体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韩国娱乐工业强大的造星能力,让出道前再怎么普通的练习生,经过系统的训练与包装之后,实力与颜值都能焕然一新。因此即使有粉丝对可能存在的黑幕耿耿于怀,但当组合在市场上大获成功,也足够堵上质疑者的嘴。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偶像再次成了可以随意挑选舍弃的消耗品。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创造101》节目总编剧顾问吴畅畅在与界面文化的对谈中曾谈到“PRODUCE 101”的选手是完全缺乏议价能力的,这是由于韩国有大量的练习生无法被市场所消耗,难以出道,因此这个节目是他/她们唯一的机会,否则就只能回去当普通人了。而在中国,情况则更为复杂,由于中国的选手经济公司存在各种利益诉求,且选手或练习生有许多出道的途径与成名机会,因此并不会如韩国的练习生一样被随意摆布,而是拥有更多的自主性。

随着安俊英承认造假,“PRODUCE 101”的神话无疑是彻底崩塌了,但是娱乐工业的生产链条永远不会停歇。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这条生产线上的原料,是那些努力奋斗的偶像的年轻肉体;我们也发现偶像与粉丝口中的“梦想”,只是娱乐产业吸金的幻象。那么,这一切非如此不可吗?

作为社会文化议题的传染病:鼠疫能被消灭吗?

鼠疫,是在中世纪蹂躏整个欧洲,造成超过2500万人死亡的烈性传染病;也是在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笔下“齐额举着红色猎矛”,随意夺走人类性命的瘟神;如今随着医学进步与卫生防疫系统的制度化,这些都成了遥远而神秘的历史故事。然而最近它又闯回大众的视野中,再次唤起了人们对这种致命疾病的灾难记忆。

迈克尔·瓦格莫特(Michael Wolgemut),《死亡之舞》,1493年

11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卫健委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卫健委联合发布消息称,北京朝阳医院确认接诊两例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鼠疫患者,他们被诊断为肺鼠疫病例。据北京市卫健委于11月15日透露,两位患者已经得到妥善救治,相关防控措施也已落实,截至目前,全市无新增鼠疫病例,也未接到密切接触病例者出现发热等相关异常情况的报告。

尽管席卷欧洲的黑死病更为人所知,但中国同样对鼠疫并不陌生。从鼠疫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鼠疫——或者说所有传染病——的治理绝不仅仅是医学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与文化议题。从19世纪末开始,鼠疫开始袭扰包括广东、香港、上海与东北等中国各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系教授李楠在《 死亡的福利:1910-1911东北流行性鼠疫对移民经济后果的长期影响》一文中回顾了不同研究并作出估计,仅1910-1911年,东北鼠疫爆发就造成大约4万人死亡,当时负责扑灭鼠疫的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认为,由于许多乡村并未记录与上报死亡人数,总死亡人数可能高达6万人。

曾经肆虐一时,对中国社会造成重大破坏的鼠疫,已经迅速被大众遗忘。到今天即使有零星的病例,依然能够迅速控制,这当然归功于医学的进步,但同时也有赖于逐步建立与完善的防疫与卫生制度。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历史系教授饭岛涉在他的著作《鼠疫与近代中国》当中指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依然沿袭了传统应对灾荒的方式,也就是中央政府负责减免赋税、动帑发赈,具体的防治措施交予地方官执行,而在地方上,执行防治措施又要依靠如善堂、商会等民间团体执行。因此,面对鼠疫的爆发时,许多地区的主政者束手无策,而如港英政府等殖民者则要求中国政府以近代国家的方式,将防疫作为国家行政事务的一部分。

《鼠疫与近代中国》
[日]  饭岛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04

饭岛涉认为,一方面,鼠疫疫情在中国各地的反复爆发,另一方面,欧美及日本的殖民者主动批评与干预中国的卫生事业,甚至借机干涉中国主权,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逐渐将卫生制度化、行政化,重新构造卫生行政机构,逐步将商会、自治会这些民间团体纳入制度中,并试图全面介入个人的身体与生活。但由于战乱频繁,民国在建立初期并不能有效推行相关工作,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际联盟将传染病视为国际性的事务,中国也在接受国际联盟的援助的基础上,调整国家机构以推动卫生的制度化,并于1930年接收了各通商口岸的检疫机构,实现了对外的卫生制度化。

而在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凯乐(Carol Benedict)眼中,近代中国应对鼠疫的实践不仅让中国政府在殖民者的要求与介入下,开始将监督、管理清洁与公共卫生事务视为自己的职责,同时也展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殖民者之间从文化到制度的全方位冲突矛盾。

在以她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的作品《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中,她回顾称,十九世纪末,以”国家负有保护公众健康的基本责任,因此国家有权利甚至有义务,为了公众的福祉在普通公民中强制实行清洁卫生规章制度”为核心信条的“国家医学”概念在欧美方兴未艾,越来越多改革家呼吁政府关注公共卫生,但这些国家在殖民地却可能并不会执行与在母国一样的卫生政策。以英国为例,作为第一个实施中央集权的公共卫生法规的国家,1875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法案》使英国建立了全面的国家卫生体系,而在英国殖民下的香港并没有就此受益。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
​[美]  班凯乐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04

班凯乐指出:“自从1840年代以来,港英政府就遵循着英国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殖民管理中盛行的“飞地主义”思路(enclavist impulses)……公共卫生法早已通过,但是大部分并未实施。”华人区与欧洲人聚居地的公共卫生管理是分开的,尽管港英政府迫于改革呼声,于1883年成立了理论上有强大权力的卫生委员会,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执行任何政策。

从1894年开始,鼠疫在香港的间断爆发,则成了展示殖民国与被殖民者的复杂矛盾的契机。由于许多西方科学家与官员都相信腺鼠疫是一种传染性的“污秽”病,是“野蛮人的疾病,得名于它只发生于半开化的人中”,是贫穷华人特有的疾病,而华人聚居区肮脏又拥挤,因此港英政府的防疫政策重点就是使用军队的力量,拘捕和控制华人居民,毁掉其房屋或个人财物,这是为了维持当地人与欧洲人之间的严格隔离,阻断鼠疫向欧洲人社区蔓延的路径,尽管1894-1907年间,华人更可能患鼠疫,死亡率更是高达92%,但只有当欧洲人患鼠疫时,当局才会注意到鼠疫的存在。

港英当局在搜查房屋

当彼时香港地区的欧洲人攻击华人居住地的拥挤与华人肮脏的卫生习惯,认为这正是鼠疫爆发的根源,并认为中国人的仇外情绪阻碍了鼠疫的防治时,中国人同样认为欧洲人对付鼠疫方法是无效与非人道的。讽刺的是,由于并不了解鼠疫,当时西方的鼠疫治疗法并不比传统中医的疗法更有效,许多欧洲医生在1901年也痛快地承认这一点。尽管中西医抗击鼠疫都并不有效,但双方依然互相指责,甚至差点酿成外交事件。鼠疫疫情折射的是那个时代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矛盾。

回到现代,鼠疫的病例数相比起从前已经微不足道,在医学科技快速发展、世界各国都已经普遍建立起防疫制度之时,人类是否能够终结鼠疫这类传染性疾病?正如《大西洋月刊》在《是否有可能预测下一次传染病》一文中提到,全球病毒组计划(The Global Virome Project)希望分析所有可能病毒威胁,提前为疫情做好准备,他们雄心勃勃地宣称:“这将标志着传染病时代的终结。”但通过援引多个病毒学家的看法,作者认为由于病毒数量太多,且有太多变量影响病毒是否爆发成为传染病,全球病毒组计划的设想很难变成可行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公共卫生向来就是缺乏资金的领域,科学家只能将资源投向更需要关注的地区,例如大量砍伐森林、需要狩猎野生动物以觅食以及由于政治动荡需要频繁移动的地区,因为人与野生动物更可能在这些地方相遇,动物携带的病毒更容易传入人类当中,而他们需要监控的“热区”常常位于发展中国家。

除了从源头上侦测病毒的传播路径,医疗政策与防疫制度一样很重要,但它并非那么坚固可靠。在《传染病如何导致社会演化》一文中,作者引用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法兰克·斯诺登的《传染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指出,尽管人类曾经自以为战胜了传染病,甚至在1960年代,国际公共卫生组织认为将在20世纪末彻底消灭传染病。但现实是,除了天花以外,人类并没有战胜任何一种传染病,不仅新的传染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包括麻疹与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这些曾经以为消失的传染病也卷土重来。

这并不仅仅由于病毒的突变,同时也是由于医疗制度与防疫系统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人们似乎在重复过去导致和加剧传染病暴发的许多错误。”例如尽管医疗保险是阻止传染病蔓延的重要措施,但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和对于利润的考量,让很多地方无法实施全民医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宣布移民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机会,现在将与他们造成的对公共财政的负担——包括医疗费用——相联系。这样一来,移民更可能拒绝医疗救助,曾经良好运作的防疫系统无法及时反应,传染病则会在毫无检测的情况下快速蔓延。而在欧美国家,麻疹与腮腺炎的卷土重来正是防疫系统失灵的结果。

我们无疑习惯了安全的公共卫生环境,不需要担心随时会被致命的瘟疫感染并迅速死去。但人类还远远没有做到曾经梦想的,让传染病成为历史名词。这次鼠疫的病例提醒着人们,传染病依然存在,在暗处蠢蠢欲动。

它需要的,只是人类社会的一次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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