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只小猴子说“宁浩是中国最会拍电影的人”
“小猴子”，申奥喜欢这么称呼自己。他相貌英俊，长了一张年轻的电影明星的脸，小眼睛高鼻梁。每天中午遛狗，每周固定时间游泳健身，能够完美地控制好坐姿和面部笑容。非常自律，例如，你几乎很少遇到这样的导演，写剧本从不拖稿，更别提每天按时完成拍摄通告——一场戏不多但也一场戏不少。另一个优点，酒量极好，一斤白酒以上那种的，可是电影《受益人》全国路演的一个星期内，他只失足过两次。第一次是辽宁沈阳，赵本山接待了他，出于尊敬，他陪赵本山喝了点儿白酒。另一次是山西太原，电影放完后，他的车被一辆大卡车堵在万达广场的地下车库没有赶上回北京的火车，硬生生地被热情过度的当地朋友拉到火锅店喝了点儿日本清酒，“年轻人没事儿！”第二天早上五点半，他起床，回到北京后他换了一件白色T恤和一件黑色外套，那件外套是演员大鹏送给他的，梳了梳头发，12点前准时出现在建国门外大街的一间酒店房间，神采飞扬地接受了四轮访问。
申奥33岁，200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公认的科班出身的好苗子。2006年，他坐在电影学院900座影厅的走道上第一次见到宁浩，放映的电影叫《疯狂的石头》。他仰起脸看“师哥”，原来中国电影可以拍得既好看又逼真，他想，第五代的作品距离他的生活太遥远了，而且都他妈的深刻，那种伤痕年代的产物。现在，宁浩——“中国最会拍电影的人”——出现了，在一段时间内，他看了二十多遍《疯狂的石头》，晚上睡不着就和寝室的哥们学电影中的角色说话。“被击中了”，他形容，宁浩成了他的“偶像”。
再次见到偶像是2013年。他接到宁浩助理的电话，说宁浩要给新东方厨师学校拍广告，代言人是黄渤，想请他做执行导演。那时，申奥已经在广告行业小有名气。他去宁浩位于宋庄的工作室，《无人区》压着没上映，《黄金大劫案》的票房不理想，宁浩正拉着七八个编剧写《心花路放》，工作方式是宁浩手持《无人区》拍摄用的道具枪，像个军官一样盯着埋头苦思的编剧。合作期间，宁浩叫他别拍广告，来拍电影吧。申奥拒绝了，他说他的认识浅薄，不够拍电影，他指对人性的认识。那年他27岁。
“我27岁已经开始拍《疯狂的石头》了。”宁浩说。
“那是才华极其横溢，极其卓越的您，不是我。”申奥说。
另一个理由听起来就有点庸俗了——“我想先挣钱。”他继续说。
他不想为了赚钱拍电影，“这会导致你拍的东西很烂。”电影学院一位老师对他说，“不要再提那些啃馒头的人怎么写剧本，啃馒头很容易，谁不会呢？但是你能兜里揣着几百万写剧本，就不是很多人能做到了。”那会儿，他快毕业，这句话影响了他。他开始疯狂地拍广告，赚了很多钱，他在北京买了两套房。
2014年，宁浩又问了一次，回答是不拍。2015年，宁浩问了第三次，还是不拍。2016年，申奥30岁，他所有的欲望被填满了，赚钱，花钱，蹦迪，喝酒，买房，买车，年轻人对普世成功的渴望，他得到了，并且能掌控它。前几年他坚持不婚主义，现在，他开始憧憬婚姻和孩子，愿意体会人性中细微动人的部分。时机成熟，他决定拍电影。
当时坏猴子影业的制片人盛志民和他聊天，说想做个扶持新导演的计划，签三名导演，申奥想，那我就是三只狼中的其中一只，他说，想拍一部关于SAT、托福考试作弊的电影，对方说，“好，可以去美国写”，“想用哪个演员，哪个编剧，我们帮你找”。
那句话也打动了他。宁浩说：“成事的要一拨一拨，一代一代地出，单打独斗很容易被淘汰，但如果是一拨人，今年三个，明年再来三个，你输了没关系，师兄弟帮你赚回来，我们要形成气候，去到电影行业里作为。”
2016年9月，由宁浩发起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正式启动。申奥是最早确定加入的导演之一。
除了一点小意外。签约时，导演从三人变成十人，“三只羊三只狼”变成“三只羊十只狼”，倒是没什么，狼更努力追羊就完了。他继续写他的替考剧本，取名《听说读写》，但是运气有点太不好了，2017年《天才枪手》引进中国，看完他崩溃了，考场谍战，那个泰国导演怎么就赶巧拍得和他该死的剧本一模一样。他得立刻换个新的。他平时有收藏社会新闻的习惯，其中，2013年常州发生一起杀妻骗保案，简单来说，两个男人害一个女人，一个男的负责结婚，给女的买保险，另一个男的勾引那个女的，约女的出来，结果一块掉河里，女的不会游泳淹死了，男的会游泳就没死。保金两男人分。他想把这个故事写成剧本，叫做《受益人》。
2、坏猴子宁浩
坏猴子影业成立于2012年，前身是宁浩工作室，坐落于北京东四环外的某园区内，一栋两层的办公楼。进门是一尊高大的孙悟空塑像，颔首闭眼，双手合十，既像忏悔也像觉悟。上楼右手边最后一间办公室，墙壁挂着一幅金色的释迦牟尼佛像，桌上供一尊菩萨，那是宁浩接待客人的地方。宁浩长于五台山下，自小和佛祖亲近，2014年他戒烟戒酒，据说为此在脚腕纹了“戒酒”二字，想喝酒就低头看看。
宁浩1977年生，山西太原人，贴在他身上最著名的标签是“中国第四位迈入票房亿元俱乐部的导演”，前三位分别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那是2009年的事。宁浩花了一千多万拍了《疯狂的赛车》，复制《疯狂的石头》的叙事结构，像科学家做实验，他想实验这类电影复制能不能成功。市场佐证了他的想法，《疯狂的赛车》票房是1.1亿元。
处女座A型血。特征是，纠结，焦虑，强迫症，追求完美。媒体曾这样报道他，宁浩对环境要求非常高，不能有噪音，连马路上的声音也不行，如果太吵他会连着换好几家酒店。有一次，宁浩的制片人只好提前到他房间，用毯子把房间包起来，做好隔音，再让他住进去。
宁浩的合作伙伴——坏猴子影业CEO王易冰觉得生活对宁浩来说简直太痛苦了，一个“被压力包围的人”，尤其是宁浩40岁之前。王易冰是北京人，一直做制片人。2012年，宁浩找他一块开公司，他想“干脆就一口锅吃饭合在一起好好干”，到现在两人还能一起工作因为他“心大”。这两年，宁浩放松了很多。他说，擅长拍喜剧的宁浩其实是个严肃的人。
决定做电影计划是2014年年底。2014年9月，《心花路放》上映，宁浩全程参与了电影制作和发行。一般导演拍电影，“生完孩子就不管了”，交给发行方做营销，“往往从第三方看待问题，对于创作者我有点不满足，觉得宣传不在点上，经常把你的表达重点边缘化了”，因为“你没拍，你没吃那苦”，他想从创作者的角度做发行，“自己生了孩子，自己更爱，更全力以赴。”
“《心花路放》是我们第一个从头干到尾的活”，玩命干了三个月，王易冰说，“做了很多当时看来叫创新的方式，比如预售，票补，大规模点映，后来变成发行的标准动作”。期间，宁浩会提意见，"甚至决定性意见”，比如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海报调性，发行档期，院线排片，“实践证明，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做发行是可以的”。上映第一天，《心花路放》票房超过1亿，宁浩问朋友，“多还是不多？”，“人家一部电影的票房你一天就完成了”，“牛逼喝一顿”，但是票房破5亿后，他的兴奋劲儿就过去了。《心花路放》的总票房为11.69亿。
那年11月，电影局组织宁浩、路阳、肖央、陈思诚、郭帆五位导演去美国派拉蒙学习。路阳和宁浩聊得很愉快，路阳说，想请宁浩做《绣春刀2》的监制，宁浩答应了。回国后，宁浩和路阳经常一块磨剧本。
“他发现帮助别的导演推动项目挺有意思，他找到了乐趣。”王易冰说宁浩享受做监制，主要享受聊剧本，“拍摄制作发行，到了那个层面全是压力，开心吗？一点不开心。最开心的是写剧本对吧？聊天，胡侃，对吧？你看作为一个监制就是把开心的事儿都做了，不开心的让导演做。”他觉得对宁浩来讲，这个过程愉悦到与其说工作，不如叫宁浩减压运动。
当你决定把爱好变成事业，你就不得不严肃地对待它，你得像个企业家权衡风险和利润，成功和失败的几率，它可能引起的后果，你能承担它吗？宁浩想了两个月，结论是，“应该不会做不成”，“有成功的可能性”，最后他问了一点，“你的原发心是什么？”他把时间倒推到2006年。
2006年，刘德华发起亚洲新星导计划，在全亚洲挑选六名年轻导演，资助他们拍电影。宁浩是被选中的导演之一，获得三百万拍摄资金。他拍了《疯狂的石头》，这部电影的票房超过两千万，宁浩开始进入主流市场。
他从心底感激华哥。因为是刘德华投的，当时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才注意到他，帮他做发行，做了一百个拷贝，陈凯歌的《无极》也就三百。首映在上海电影节，华哥说陪他看电影，怕媒体拍完他就走，等电影放完华哥才上台让媒体拍。是刘德华撬动了《疯狂的石头》，本来宁浩想拍完就卖电影频道的。
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他想把新导演“龙门一跃”的门槛变低一些，是“对华哥精神的回馈”。如果卖不出去呢？“大不了拍了一堆艺术片。”起码对新导演都是好事，“好事为什么不干呢？”最坏最坏的，他让投资人再投他，他帮他们把钱赚回来不就完了，他从来没亏过，不是吗？
3、另一只猴子的《我不是药神》
你要像宁浩那样拍了十几年电影，你就知道这事五分钟能定，然后是人，投不投脾气，这事一顿火锅也能定。宁浩开始看作品，看短片，文牧野就是这么被选中的。
文牧野34岁，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从大一开始拍短片，本科到研究生总共拍了十个短片。十年前，文牧野就属于那类少见的恒定朝某个目标迈进的人，他考了三年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第三年英语比分数线高一分考上了，他就没想过干别的。2013年，他的短片《Battle》获得FIRST影展最佳短片，徐峥给他颁的奖，对他说你应该早点拍长片。
“小文的成熟远远超出了他的同龄人。”王易冰说。那是2015年，眼前这人身材高大，寸头，戴一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思路清晰，那种具有教养但你不敢轻视的年轻人。有次俩人一起去美国，朋友介绍他们认识一个老头，说老头以前是上校，退役后当好莱坞的军事顾问，文牧野就偷偷和他说，好像是《拯救大兵瑞恩》里哪场戏的老头，王易冰问人家，老头说对，他是斯皮尔伯格的军事顾问，所以客串了他好几部电影。王易冰觉得他不可思议，“他连一个群众演员都能记住。”
文牧野当初就觉得宁浩挺舒服的。宁浩说：“你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帮你。你觉得剧本写得可以拍了，咱就拍。”有一天，宁浩说给你讲个故事，一个白血病人吃不起国内正版药，去印度买药治病。原剧本叫《生命之路》，根据病人陆勇的真实经历改编，作者是韩家女，他想文牧野会感兴趣而且很适合把它拍出来。他的判断是对的。
“文牧野体内有非常强大的正向的力量。”申奥说，“他是相信世界上有英雄的人。”同时，他转而把这股力量传递给身边的人，告诉他们，没有人是不善良的，人即便犯法也值得同情，中国有英雄，而且是个更能孕育英雄的地方。他愿意从积极的一面看待社会。
坏猴子采用了一个叫“绿灯会”的玩意儿。第一次叫题材绿灯会，导演提交一份一两千字的故事大纲，公司投票，看是否写成剧本。非说有什么偏好，宁浩认为好故事应该是当代的、本土的同时有独特的表达，王易冰认为电影的另一个功能是纪录时代 。坏猴子喜欢真实的，贴近生活的东西。第二次叫剧本绿灯会，讨论这个剧本是否可拍，第三次叫制作绿灯会，讨论花多少钱拍。《生命之路》是他们认可的好故事，唯一的问题是不够商业，容易拍成苦大仇深的文艺片。
启动前，王易冰问文牧野有没有信心，文牧野点了点头，王易冰说“OK，我知道了”，批了编剧费。2015到2017，文牧野改了两年剧本。
第一个改动。他把主角程勇的从白血病人改成健康的，因为“如果是病人开头就苦情了”，他希望电影的前半段是柔软的，活泼的。
第二个改动。他写了四个配角，后来的王传君、谭卓、章宇和杨新鸣，“围着程勇变成一圈小天使，程勇是小恶魔，小天使慢慢改变小恶魔，最后天使的死亡把恶魔转化成天使”，他叫“盗匪团”，这是前一小时，后一小时，程勇买药救人，得到尊敬， 他叫“英雄养成”。
第三个改动是最难的。他想了很久，决定把警察、假药贩子作为负面阵营，中间警察放弃追捕，假药贩子被抓了但没出卖程勇，两人又翻回正面。电影结束，没有坏人。
期间，文牧野定期和宁浩碰面，听他的感觉。宁浩会说，“可以碰现实碰得再狠一点”或者“这版照你心里的度还差一点”。
“宁浩最好的地方是他不会用他的体系干扰你的体系，他会在你的体系里面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达到你的最好。他一直说他是个陪练。”文牧野说，宁浩是一面用来审视自己的镜子。
文牧野最后一次把剧本发给宁浩，宁浩说，我会因为参与这部电影而骄傲的，文牧野发了一个哭脸回去。
《我不是药神》的预算是7500万。几次王易冰跑去剧组开会，解决进度，因为文牧野喜欢拍蒙太奇，120分钟170多场戏，不重复场景120多个，意味着这个剧组每天在不停地换地方。有时候他觉得文牧野认真过头了——蒙太奇他非得实打实拍五分钟，把一场戏全拍了，就因为连贯表演演员的情绪对。但是他第一次看素材，白血病老奶奶跟警察周一围求情，他确信这事成了。后来超期他就忍了，“超了10天，不是很多，东西好贵点没关系。”
2018年7月5日，《我不是药神》上映。6月19日上海点映那场，主创们一起看了电影。演员谭卓看到电影中的吕受益和黄毛死的时候，伤心地哭了起来，好像王传君和章宇真的死了一样。她怀念这个剧组，为了演刘思慧，她练了一个半月的钢管舞，练到膝盖骨挫伤，王传君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最后一场快死的戏两天没睡觉，整个人全垮了，徐峥减了二十斤，每天戴假发逛性用品店，没人认出来，还有那顿散伙饭，没开拍谭卓看到那火锅就哭了。他们深深地信任了这个故事。
当晚，文牧野收到300多条微信，全是溢美之词。票房飚到3亿那天，文牧野特别高兴，想没给投资人赔钱，给宁浩发信息说，太好了，回本了。《我不是药神》的票房成绩是31亿。
4、坏猴子的偶像是孙悟空
在坏猴子影业的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宁浩。那是2019年10月底，电影《受益人》快要上映，为此，他开启了短暂的宣传期。他身穿灰色休闲卫衣，看起来十分放松，落座沙发前，他在那幅佛像前烧了一炷香，“佛抽了我才敢抽”，然后从烟盒掏出一支香烟，倒了一点水在桌上，濡湿烟身，他说这样抽烟“焦油含量少”。
”我们运气好，碰到了《我不是药神》这样的项目，但是运气不好，我们也会继续干下去。谁说一个计划一定就要获得那种世俗的成功，法国新浪潮很成功，卖了很多钱吗？没有。但它是一个缘起。”在宁浩看来，坏猴子计划肩负着更伟大的目标，即便不能引领新的艺术思潮，它也将对已有的规则带来改变。
“为什么不把做计划的精力用来拍电影？”我问宁浩。
“你是一条鱼，这个行业是池塘。池塘不干净了，鱼能好吗？作为创作者，我没有那么多话可说。有的导演拍几十部，其实就俩，俩不错，其他都可有可无，对吧？你就集中精力把确实好玩的、有意思的、过瘾的弄出来。所以我有这些精力和资源，干嘛不做点对行业有意义的？”宁浩说。
“票房会对你做的事产生影响吗？”我继续问。
宁浩说：“什么是商业？我连这个词都是打问号的。《心花路放》我没准备奔着票房拍，一个情感类的题材能卖吗？但是它会有商业成绩，那么商业的成绩出现了，它就是商业片了，它就不文艺了？我不承认。我一直觉得周星驰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拍的也是艺术片。”
“我从来不把票房作为我的参照系，就像我从来不关心李白挣了多少钱，我关心的是你的作品牛不牛逼，我也不觉得挣钱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最多就，这么多钱！我最多和观众的反应一样，然后就完了。”
他继续说：“观众对我的影响在于，我拍的东西还是有人看的，只要观众喜欢，大家喜欢，我就觉得可以干。其实观众是个特别敏感的群体，你的东西真实不真实，真诚不真诚，观众不用仔细看，一打眼就能看出来。人是具有灵性的。”
谈话中途，宁浩时不时地站起身，有时去厕所，有时香烧完了，他小心翼翼地续上，有时就在沙发前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坐下来，从左边挪到右边，又从右边挪到左边，倒确实像一只不安分的猴子。
有时交谈会进入一个务虚的时刻——比如现在，他谈起了艺术，“艺术是什么呢？艺术就是感、知的分离差。”
“人类的进化从可感开始走到可知，可知带有逻辑性，是理性的，可感更直接，带有强制性，你摸火，你会烫，它没有道理，而艺术就是通过可感的部分达到可知，这两点最吊诡的情况是，可感的部分把可知甩得越远越好，两者分离的状态越清晰越好，艺术由于这种分离状态而产生了一种美。”
“可能对我来说，通过可感的办法达到可知，是活着的最有趣和最有价值的部分。”
他继而说起了他的偶像孙悟空，那只坏猴子，“他总想着自由自在，过逍遥的生活，但他又想通过大闹天宫证明自己的能耐，他也在走向成熟，明白应该舍弃小我，为这个世界取真经，但是最终他也没有丧失他的性格。他像个艺术家，对吧？”
5、坏猴子的意义：什么是好的商业电影？
申奥大三那会儿，为争取到青年电影制片厂的赞助拍毕业作品，当时电影普遍用胶片拍摄，器材较贵。那届班上有19个学生，名额只有4个，拿到钱就能拍一部像样的短片，作为未来成为导演的敲门砖，而且如果能在电影节获奖就更好了。
他想了个办法，他把外国人可能感兴趣的元素——阶级、民族、教堂、崔健的歌有意识地编在一块，写了一个朝鲜族男人和两个北京青年的故事。申奥是朝鲜族，拍摄地点在他老家延边的村庄。这个办法让他拿到了赞助，也获得了电影节的青睐。
“非常不耻的行为，当时我羞愧了很长时间，”申奥说。第一个奖是圣巴塞斯蒂安电影节的短片银奖，在西班牙，他和国外学生交流，很客气很愉快地聊天，然后是看对方的片子，那感觉就四个字，“不明觉厉”，金奖到现在他还记得，拍的巴西养鸡场，他愣是没看明白。
他对电影节喜欢不起来，哪怕所有的交流都其乐融融，“你了解我们吗？你知道我写的那些细腻的台词在说什么吗？”他想他只有两条路，要不是我奔着你们想看的拍，要不是我拍的你们根本看不懂，他选了后者，换个说法，拍商业片。
“我从小就喜欢流行的东西，我喜欢大众，独特对我来说没什么魅力。”申奥举起桌上的苹果手机说，“有魅力的是极其大众化但又达到某种高度的东西。”
他会看国内所有的院线片，卖得好的卖得差的，一边看一边“揣摩”，有的粗制滥造，但是卖座，他觉得纳闷就看评论，分析观众的口味，他们喜欢看什么。比方说，他就感受到观众喜欢看笨的或者自以为是的人，反正那人一定比观众弱小，单纯，观众才会喜欢他，至少我们的观众是这样。
但是2018年7月3日，《我不是药神》北京点映那天，申奥找了个借口没去，几天后，一个人偷偷溜进电影院看了。他正在改《受益人》的剧本，演员没定，正处于创作最焦灼的状态。这种时刻要你欢欣鼓舞地看完你同事的杰作，而体会不到压力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什么？衡量一个电影成不成功，只有一个标准叫票房，导演当然会承受巨大的票房压力，我们没有建立有效的电影评论体系。美国有奥斯卡，《变形金刚》不在奥斯卡的体系里对吧，奥斯卡的电影是《阿甘正传》、《黑天鹅》这样的，都不是商业大片，这个标准非常令人尊重。”王易冰说。
赛道只有一条，那么运动员呢，怎么训练他们是对的，换句话说，坏猴子不得不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什么是好的商业电影？它又是如何被实现的？
起初，申奥写了一个黑色犯罪片。男一号勾引女孩结婚，婚后发现爱上了女孩，开始反悔，和男二号说不干了，男二号说行，给我五万，男一号给了他钱，从此和女孩在一起生活。有一天女孩掉进河里淹死了，死法和他们当初计划的一样，男一号心怀怨恨，展开了一场对男二号的复仇。
他给宁浩看，宁浩问，“故事的主题是什么？”两人开始讨论，谁是主人公？从谁的视角代入？是否加入警察？到底是写一个罪犯的自我觉醒，还是男女情爱？讨论到最后，决定把主线放在感情戏上，写一个爱情故事。主题是“内疚”，一个男人决定杀一个女人，最后没杀成，因为他动了“恻隐之心”，对标的电影是周星驰和袁咏仪演的《国产007》。
最大的转折是在开拍前三月，那场漫长的决定性的策划会，会上有人挑剧本毛病，说着说着变成“别拍了这剧本完蛋了”，申奥想“不至于呀”，七八个人继续聊，聊着聊着又觉得应该做成喜剧，接下来，聊到反转，“结局女孩死不死？”有人说，“女孩可以不死”，为什么不死？“其实女孩会游泳”，她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人家把气球吹得特别大，她拿一根小针就给人戳破了。”
会后，申奥开始一点一点地把方向拧成喜剧，又加了结扎手术、直播跳绳这样的荤段子，因为观众爱看，还有结尾，女孩选择原谅欺骗她的男人，一个积极的肯定的结局。他不是个倔强的人，这些“妥协”在他看来是一部商业电影应该做的。
王易冰也参加了那场策划会。他认为《受益人》从黑色犯罪调整为后来的爱情喜剧，恰恰展现了坏猴子存在的意义，“当新导演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们，告诉他们选择什么是对的。”
《受益人》的主演是大鹏和柳岩。文学策划王红卫推荐的大鹏，“大鹏在电影上有抱负，他能跟着导演抱着电影往前冲。”申奥约大鹏见面，说想请他演男一，问大鹏能不能帮忙约柳岩演女一，柳岩是大鹏的好友兼女神，“剧本都没有他和柳岩的合作让他更感兴趣。”几天后，大鹏和柳岩确认加入。
2018年12月11日，《受益人》在重庆开机，拍了55天。通告说今天拍四场戏，申奥就拍四场，到了下午“按时交作业”，从来没说拍不完。王易冰作为制片方觉得申奥“特别可爱”，“现在拍电影很贵，猪肉都四十块钱一斤了”，有次他问申奥，“你吃饭是不是把米饭划成九格，菜划成九格，一口米饭配一口菜吃？”
拍摄期间，有天宁浩说来探班，看粗剪素材，当时宁浩正在忙《疯狂外星人》的宣传，他感觉申奥拍得太快太顺了，有点不放心。宁浩到酒店的时候申奥在外面拍戏，申奥叫剧组人拖住他，一定等他回来再给宁浩看。回程堵车，他紧张，手脚冰凉，一路不说话。晚上八点，宁浩说先看了，等会儿还有事，“傻逼了！”他心想。到剪辑室门口，听见宁浩哈哈哈地笑，他觉得他成功了。
—— 完 ——
题图：2018年，《我不是药神》拍摄中。全部图片来自被采访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