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的生与死

吴景平访谈:从经济角度看抗战

2015年09月01日郭玉洁 上海

访谈

吴景平,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子文生平以及近代金融变迁等。著有《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思想研究》、《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等书。

 

正午:以往谈到抗战,从军事、政治层面讲得比较多,经济层面谈得比较少,所以这次我们希望从经济、金融方面来讨论抗战,讨论国民党政府和一些具体的人物,比如宋子文。首先想请问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经济是什么状况?

吴景平:当时从外部来讲,晚清以来借了很多外债,特别是庚子赔款,负担非常沉重。同时,中国还不是真正的主权国家,虽然说帝制没有了,但是在国际事务中,没有话语权,就像巴黎和会。另外,关税、盐税,都受制于外国人。关税的独立自主,基本做不到。盐税的问题是什么呢?盐务收入、或者叫盐税,是作为外债的担保。外国人说,你们盐的管理是有问题的,走私,盗运啊,等等,所以1913年成立了盐务稽核所,把征来的盐税收入存入外国银行,确保外债的偿还。

从内部来说,尽管推进中国经济、财政金融制度是现代国家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基础部分,但是这受制于政治不统一。即便是北洋军阀被推翻之后,国民政府面临的内战、不同军阀之间的战争。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现代意义的经济制度和运作,离不开现代的交通。有交通,商品才能跨地域流动起来,可是你要一打仗、准备打仗、担心打仗,谁还敢进行跨地域的物流?不可能的。这样供需就分开了,产地和市场分开了,一定是原料卖不出去,需要产品的地方物价高涨。

货币制度,应当说是前近代的吧,我们还是贵金属,银本位的。

所以说,我们要评价当时中国的经济、财政、金融,要注意它不是在一个非常和平的环境,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应当说,一个理想的、健全的财经制度和运作,实际上不是自身可以决定的,是需要社会环境的。

在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有一系列财政举措,实现了关税自主、盐税的改革、统税——一般重大商品统一的税收——也确立起来了,同时开始了比较现代的货币制度,就是法币制度。这些在“抗战”之前都完成了。

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完成,它的重要性不久就体现出来了。当然这个制度本身也带有缺陷,在战争和后战争时期,问题也就暴露无遗。也就是法币的破产,紧跟着金圆券的彻底崩溃。

 

正午:实际上就像您说的,财政制度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础部分,如果不是宋子文在广东国民政府时期筹备中央银行、改革财政,北伐也不一定能成功。您觉得蒋介石、宋子文是如何认识到财政、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的?

吴景平:宋子文和蒋介石不一样。蒋介石是带兵,带兵就要有军饷粮草,这怎么解决?当然不能让军队自己去生产,怎么办呢?军队必须依托于一个实体,我们就叫政权、政府。不是政府,也要有钱的人,才能养得起军队,土匪也要有稳定的饷源。蒋介石要带兵,就找财政部长解决财源,怎么解决我不管,反正我要钱,你必须给我。

宋子文在国民政府里面不是个别的例子,实际运作中已经有相当多的技术官僚,很多都是留学归来。他们希望把西方已经很成熟的制度搬到中国,同时跨越西方和中国在生产力上的差距。这些技术的层面,影响到了理念:很多财税金融制度,别人早就有了,我们怎么没有?他不知道,别人是经历了更长时间,才到了现代。但是,他们就是觉得中国不能再等了,国际环境也不允许了,周围有日本这样强大的邻邦,不加快现代国家的建设,挨打就是早晚的事情。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外来的阻力,也是动力。就像法币制度的确立,为抗战带来了极端重大的作用。

为什么?在银本位的情况下,你有多少银子,发行纸币不能超过一定比例。比如说,你有400单位的白银,可以再增加60%,那就是4+6,不能超过1000。换句话说,你要发行1000单位的纸币,手里必须要有400单位的白银,这就叫准备金。

这种情况下,纸币就等于白银,凭票即付。发行人承诺,持票者随时可以兑现白银。所以纸币发行是有限制的。在银本位、或者贵金属本位下,要出现纸币通货膨胀是不大可能的。如果哪一家过分了,那这家就退出。你的纸币就没人要了。被淘汰了。留下来的都是按照一定比例,放真金白银的。

但是这样的情况会防碍抗战,或是紧急情况发生了,需要统一调配物资了,政府没有钱,就那几个纸币。你每发行十个单位,就要准备四个单位的白银。这个做不到。客观上的经济活动需要更多的纸币,那怎么办呢?白银和纸币的游戏不能玩下去了。

更吊诡的是,白银外流。1934年,美国的白银政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因此白银涨价。白银在中国是货币,但是在国外变成了商品,所有的商品一定都往价格高的地方走,实现最大化。

理论上,一个纸币,可以换一个银元,那我给你一块二,买一个银元,转手到外面,走私者一块四来收。这等于把白银都吸到外面去了,但是那些纸币还在流通,怎么办?这些纸币慌了,就去找银行,我要换白银。大家都感到很奇怪:白银没有了。其实外国银行、本国的银行、商行,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缉私啊,征收白银出口的税啊,都没有用。商品逐利啊。

白银一走,老百姓马上要兑现,就受到冲击。这就影响到经济的稳定,也有信用链、债务链中断,这和政治风波、中日关系紧张,都联系在一起。中国哪一家银行一倒闭,日本就拍手叫好,它希望中国有更大的乱子,可以来借此进行干涉。

所以法币一出现,大家为什么欢迎呢?它不仅仅稳定货币,也稳定中国经济。那些小银行都不能发行了,只有政府银行才能发行法币,而且“法”币,就是法律给予它无限的偿付能力。或者说,它就是任性。谁都必须要接受它。

法币制度排除了白银,但是引入了外汇,就是说,政府的三家银行——中央、中国、交通——承诺,本行发行的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大家不要担心,你放心用。

那时候讲外汇,首先指英镑,不会想起法郎,比索啊什么东西,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很多国家把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用于国际支付。也有一些国家开始把美元作为备用。中国说无限制买卖,就是说,当别人要买英镑、美元的时候,你要有。只要这个做到,纸币就去印好了。印了纸币呢,战争情况下,我要劳力,给钱雇人,我要货品,我出钱买。那么这个仗就可以打起来了。

 

正午:在抗战进行中,国民经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吴景平:是的,有了法币,方便很多,但是从晚清、北洋到国民政府,本身积累下来很多债务。它的支付不是靠法币,是需要国际货币支付的。借英镑还英镑,借美元还美元。那怎么办呢?要保证有正常的国际贸易,特别是顺差的情况下,我们就有外汇收入。

但是一打仗……中国的仗怎么打呢?从华北、华东,一路打过来,都是沿海,港口逐渐被日本控制。不是说堵塞河道,船不准开,而是说,你们海关部门听我们的——军队就在外面——不准再把海关的钱转到国民政府的银行,存在我们日本银行。关税原本是承担外债,那么你想,天津的津海关,上海的江海关——沿海的第二和第一海关,很快被占领了。海关的税收都被日本银行劫走了。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信誉。我既然收不到外汇,我怎么能拿外汇来还呢?

1939年国民政府就宣布,凡是以前用关税、盐税做担保借的钱,都不还了。停止到什么时候呢?到日本人占领的海关恢复原来的样子,海关税收、盐场税收转过来,那个时候再开始还钱。这是停止偿付。这对国际信誉是很大的打击,当然,另一方面,可以让国际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情况非常严重。

这些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影响政府的收入。还有,原先沿海地区,天津、上海,都是现代工业发达的地方,像济南、苏州、无锡,纺织业都很好的,一打仗,能搬走的机器都搬走了,动员人也搬走,可是必定有人不愿意走。机器搬到内地,能不能安装上?什么时候能安装上?就算安装上了,相应的技术人员来了吗?工人来了吗?电源充分吗?有自来水吗?排水怎么办?近代工业不能再找一条河,在旁边盖厂。所以即便工厂搬到内地,要马上恢复生产力,也是很难的。

所以战争对财政、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更不用说,因为打仗,交通中断了,沿线可以运到的货物运不到,直接间接的损失非常多。这个仗对中国人来说困难在哪里?就是仗在我们的国土打。日本没有包袱,它只要派军队来拿着武器,轰炸一阵,炸死人不说,至少把这条路炸断了,不能再做运输了。财政税源都没有,甚至是为侵略者所用,它占领了最好的地方,来扩大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

 

正午:那国民政府当时经济上的来源是什么呢?

吴景平:第一个是内地扩大生产。内地原先近代产业很少,沿海的产业搬过去,资金也过去。原来内地就是地方,现在变成中央了,中央的资源投入,加快建设。所以说西部地区的现代化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大量知识分子、商人、企业家,也都过来了,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原先那里是什么教育,现在像模像样,可以培养人才了。

 

正午:那么美国的援助在抗战中的作用如何呢?

吴景平:美国援助来得比较晚。就武器装备而言,中国靠自己生产的是远远不够的,数量不够,战斗力也不能比。所以希望有现成的军火,这部分基本上是借你的钱买你的货。战前是德国,抗战爆发是苏联,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也借了一点钱。对这些国家来说,可以促进武器的出口。军火厂商拿到的都是现钱,等于他们的政府把钱直接给军火商,然后我们欠他们政府的钱。后来,美国对中国的外债和援助逐渐占了主要地位。

 

正午:但是这些援助仍然是有条件的?

吴景平:这都需要个案讨论。你要别的国家借给你,人家都很聪明,绝对不把现钱给你。借给你一千万美元,但是存在美国银行,不论是棉麦借款、桐油借款、钨砂借款、金属借款,都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借钱给你,你要用我的钱买我的产品,但还要你中国还的。或者说定向,这笔钱要用桐油还,或者用钨沙——耐高温的有色金属,可以造军火——来冲抵借款。

到后来就不再有这些条件,1940年,宋子文在美国争取到5000万美元平准基金贷款,就是用来稳定中国币制,抑制通货膨胀。或者1942年的五亿美元借款,只要用于抗战都可以。

笼统的你可以叫外债,或者叫对中国的支持,对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政府也对老百姓说,我们借到钱了,大家放心抗战吧,他们借钱给我们,不会让我们垮掉,我们垮掉,他们的钱就没有了。所以借外债这个事情,不光看的是钱,也是给国民一个信心。大家觉得,借外国人的钱打日本,也不错。

 

正午:抗战结束的时候,经济状况是什么样子?

吴景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法币。法币值不值,看外汇,看汇率是不是稳定。一开始发行的时候,说无限制买卖,就是别人要买,你必须卖,这叫无限制。但是这好日子没多久,它就宣布了:要审查。你需要外汇,填单子,买多少,派什么用场。这就限制了很多。后来就是我申请十个单位的美元,只给我两个单位。为什么?没有了,能给你不错了,排队的人多了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是发行的法币多了,第二是外汇越来越少。国家银行一抛出外汇,大家就赶快买,藏起来,应付局势进一步恶化。

这就回到,原来的法币制度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没有自我保险的机制,它要依靠环境的和平稳定,依靠大家对纸币的信任。平时我不用去换金银外汇,纸币放在家里,需要再用不是很好吗?可是一打仗,政府都跑了,上海被日本人打下来,南京、武汉、广州,也被打了,政府还能撑几天呢?如果撑不下去,政府银行的钱能值钱吗?不可能的。

仗打到这么多年,外汇用一部分就少一部分。金融系统快要崩溃了。

 

正午:因为一直打仗,军事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很大,宋子文和蒋介石也经常因此闹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是否也比较被动?

吴景平:军事开支的增加是刚性的,只要枪炮一响,那就是要消耗钱财,可是你的生产收入,是越打仗越少。工厂怎么征税?货物少了,怎么向商人征税?整体上战争给经济带来的是负面影响。

 

正午:如您刚才所说的,抗战结束之后,法币已经难以持续,但是1948年金圆券的改革也很快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

吴景平:这就是决策者的一个判断。抗战后期,法币贬得已经非常严重了,谁拿了这个纸币都犯愁:说是发工资,发了这个玩意儿,明天只能买更少的东西,后天还要少。战争打到后来,形势非常严峻,什么时候能胜利?不好说,反正日本人越来越逼近,远处的炮声听得比较清楚了。这样的情况下,你发行的货币肯定不行。既然这张面孔大家都看熟了,必须换张面孔来玩——名称换了,发行的规则换了。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后,高层都在考虑这个: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结果我们的货币竟然这样不争气。

但是这些技术官僚就提出来了,你说这个货币下去,上新的货币,请问要准备金吗?政府准备好了吗?国际收支平衡吗?很基本的问题。你要我相信新的货币,可以,给钱。你得有相当的准备金,外汇储备越多,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越高。

问题在于打仗,很快国共内战爆发。战争对经济的摧毁是致命的,以前是民族自卫战争,你还可以可以让大家勒紧裤带,做出牺牲,现在是什么道理呢,你给个理啊。这日子怎么过?这叫抗战胜利吗?能行吗?当然不行了。

所以这些技术官僚也说,先把抗战的庆祝活动搞好,还都。但是迁过去容易,迁回来难。哪些人可以回,哪些人暂时不能回来,回来住哪里——以前办公的地方早就没有了,所以政府当时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尤其是很快国共内战了。1946年5月份还都,6月份就开打了。

所以法币再次受到重击,好不容易铁路通了几个月,又说不通了,因为正在交战,双方的军队都不允许通过,都生怕给对方带来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金圆券的改革根本没有条件。

 

正午:您曾经提到宋子文在规划财税金融改革的时候,越来越觉得集权的重要性,他的政策走的也是国家资本主义路线,您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

吴景平:1933年,宋子文访问苏联,去了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么好,生产都是机械运作,拖拉机,灌溉也是用电力抽水,这个在中国是没有。不仅是苏联,欧洲新崛起的国家,比如德国,也是高度集权,非常好,满街上看到年轻学生走路排着队,嗨希特勒!舆论啊明星啊,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得不得了。

宋子文就觉得,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不是搞民主,他们就是集权,效果非常好。另外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以前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各位,你们自己做,做得好是你们,做得坏也是你们,本政府不管,本政府就是管大家不要偷盗横行啊,不要偷漏税,谁赢谁输我们管不了。可是1929年大萧条,政府必须救市嘛,让经济复苏。怎么复苏?罗斯福的新政,就是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以前那些重要的企业、关乎全局命脉的行业,政府都必须占一定的股份,必须建立工会,等等。

所以当时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中国单独的问题,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很多国家都用,效果都不错。

再说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哪个更符合国民党呢?国民党很简单,就是想要集权,就是相信领袖,相信个人。从孙中山开始就非常明确。别看他说什么三民主义,他是不相信民主的。在制度中,他把自己设计为高于一党之上。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章程,规定有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常务委员,后来又搞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所有这个委员那个委员,只有一个领袖,就是孙中山,他可以否定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个人放在权力之上。

这样一个党,会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吗?它就是会选择国家资本主义。这样就能理解后来国民政府强迫改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原来商股为主,变成商股就是摆设,这一点都不奇怪。

 

正午:是不是这种制度会很容易衍生“四大家族”的贪腐问题?

吴景平:你这样说是在给自己挖坑,你知道吗?你说集权必定出现贪腐,那么你就民主化,一路下来到今天,能行吗?

 

正午:这很难假设。

吴景平:是啊,所以国民党的问题是因为专制吗?是因为不民主吗?或者说,中国国民党没有走西方的政治道路,所以失败了?后来国民党在台湾搞西方的政治,一人一票,一切听从于民,成功吗?不成功。

国民党的失败有经济规律,是什么?中国的市场发育不完全,区域差别又很大。当时世界上有一种叫英制,一种叫公制。大英帝国都是英制,大英帝国之外实现公制。中国是什么?斤两,同样叫两,重量还不一样,还有长度,也不统一。这能建立起统一的民主制度吗?所以就说先不要民主,先相信集中。

按照原先发展的轨迹,1927、28年,国民政府统一了,西方制度引进来,好好搞生产,但是生产成还是不成,要靠时间。没有给你时间,打仗了。打仗时期,经济好和坏,就很难说是集中还是不集中的问题。如果说和平发展十年,大家就清楚了这个制度行不行。现在机会没有了。

国民党的失败不是简单的制度问题,法币制度好不好?金圆券制度好不好?都不好说。法币制度,在和平环境下,谁一定要去买外汇?没必要。一开始很稳定的,为什么失败了?同样一个制度,为什么1935年11月、12月,1936年全年,1937年上半年,甚至在1938年1月以前,都还是好好的,突然之间不行了?你说这个制度到底是好还是坏?不知道。至少它前面两年可以的。

所以你说,一个制度导致了失败,不是那么回事。

 

正午:可是,所谓“四大家族”的贪腐在当时重要吗?

吴景平:贪腐,肯定是带来负面作用的:商业成本提高了。贪腐掌握了市场准入,只要产生财富,它都给你设一个坎。财富要兑现,交钱。没办法,不这样做,这个买卖就黄掉了。这个东西,是现代制度吗?不是现代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因素。

我们再来说,所谓“四大家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抗战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首先,“蒋”,蒋贪腐吗?他怎么贪腐?他确实不贪腐,茶叶都舍不得喝,更别说喝酒了。他在日记里写,我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我吃了蛋炒饭,比那些宴会好多了。蒋本人不贪。你说“四大家族”贪,首先就去了一大半。

宋,这个事情就比较复杂了,说他贪腐的,请拿出证据来,哪一件事情贪?直到今天,我们还拿不出一件,确确凿凿的司法鉴定,做出正式的判决,贪了多少,什么时候,什么方式?有没有这样的历史记载?陈伯达写《中国四大家族》,说他们贪了100亿到200亿美元,那到底是多少,100亿,还是200亿?不准确啊,这是拍出来的数字。另外,他们把资源委员会的资产,算在他们个人头上了,完全两回事。

今天我们既然没有证据说,是哪一件事贪腐,然后你说,宋就是贪腐,这不科学。

 

正午:另外有一种说法是,孔、宋家族利用内线和职权大量买卖外汇和黄金,这怎么解释呢?

吴景平:是,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首先,外汇来了,政府说要平衡债务,稳定法币市场,就是抛出去,吸收法币,法币少了,不就稳定了吗?问题是,当你要大家用法币买外汇的时候,老百姓相信吗?发行债券,不是马上给你外汇,而是三年、五年以后给你。老百姓觉得,这算什么,我不要。你不要是吧?有人要。见过场面的人知道,这是好东西。现在法币已经贬了很多,赶快买下外汇。老百姓不相信,官员相信。发行期过后,官员们分掉了。

只有法币贬得非常严重、相应地美元涨得非常厉害的时候,老百姓突然想到,这是赚钱的,美元就是硬通货。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财政部有将近一千多万美元的美金公债券,下落不明。这个事情公布以后,对政府影响非常大。但这个事情,主要是孔祥熙。蒋的日记里写:庸之不承认,我们已经证据确凿了。

我们不断看资料,就会发现,历史是非常复杂的。是的,宋子文比别人富,毫无疑问,手头有几个银行,多少矿。问题是,中国开银行的,他不是第一个,开私人银行的多了去了,中国有几千个银行家,为什么你做了就是贪腐,别人就不是贪腐呢?再说,他赚了你看得到,他亏了你是没有看到的。

抗战之后,宋子文说,抗战时期政府借我们的几百万美元,都没有还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政府里没有宋子文的位置,但是蒋介石说,请到美国去帮我借钱。宋子文说我算什么呢?蒋说就算我的代表。你既然什么都不是,当然这份工资是开不出来的,你就去干活吧。办公室自己去租,要聘人自己出钱。

所以宋子文是拿自己钱,为政府办事,我垫得起,我爱垫,我非常enjoy现在这个做法,风光无限,责任重大。他非常高兴,得到领袖的信任。胡适是驻美大使,又有什么用呢?还是要我来做。我出点钱无所谓嘛。

他做外交部长了,外交部通知,涨薪水了,前几个月都要补发。他说,你这样做法是错误的,既然今天才任命我是外交部部长,而且人在美国,还没有到位宣誓就职,不能拿钱的,我不要,我退给你。这是一个贪腐的人做的吗?合法的钱都不要,还要非法的吗?

还有一个逻辑的问题,你承认蒋介石是领袖吗?当然承认。那我贪财当然要讨好他嘛,让我的位子坐稳嘛。但是宋子文不是,他经常跟蒋吵架,他对蒋说,你错了。蒋介石说你滚蛋。滚就滚。这是贪钱的人吗?

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又贪腐,又跟最高领袖吵得天翻地覆,动不动就辞职,拔腿走人,这可能吗?你说他贪腐,我是不大相信的。

 

正午:所以您认为宋子文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同时也是技术官僚的代表——希望建立一个可以从技术上进行管理的现代国家?

吴景平:对,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而且有更多的史料史实证明了这一点。

 

吴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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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1945年4月30日,蒋介石(左)、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左2)、宋子文(左3)等人。 署名:IC

其余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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