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长达2年半的审判之后，包括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内的来自同盟国11国的法官开始草拟“东京审判”判决书。

虽然荷兰和法国的法官各自对个别量刑发表了异议意见，但是和其他8名法官一样，他们都认为25名日本甲级战犯有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来自印度的法官拉达•帕尔（Radha Binod Pal）不同意其他10名法官的看法，认为这25名战犯无罪。

帕尔当时提出了一份英文长达25万字的意见书，主张日本甲级战犯全员无罪，应将包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在内的众人释放。

在帕尔的异议书中，认为甲级战犯无罪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基于“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约束昨天的行为。

他认为被告受指控的“普通战争罪”属于法庭管辖范围，因为这种罪行在当时的国际法里面已经被列为犯罪。但是，对于东京审判里提到的“破坏和平罪”和“危害人类罪”，这两项罪行在此前的国际法中并不存在，是属于“事后法”。帕尔认为从国际法角度上来说，东京法庭不能依照这两项罪名给被告人定罪。

对这种说法，余先予在《东京审判》一书中指出，审判需要从历史发展角度考虑。德国和日本当时犯下了空前规模的战争罪行，那么国际法必须要增加新的内容和概念来应对。如果还遵循传统的国际法进行审判，将是不公正的，也会失去法律本身的意义。

尽管对于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帕尔在异议书中也进行了谴责。但是他认为日本甲级嫌疑人对暴行的刑事责任由于“缺乏证据”而不能得到证实。

在历史层面上，帕尔的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认为日本侵略行为的基本原因是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他认为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与美国、俄国、英国、法国、荷兰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国家的“模仿”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产生。因此日本走向帝国主义“不应该被责怪”。

帕尔的观点后来被日本的右翼断章取义大肆利用，用来支撑“日本无罪”、“没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说法。帕尔在日本也成了除了甘地之外最出名的印度人，东京靖国神社、京都灵山护国神社到处都有他的纪念碑。

但是，2009年印度国家档案资料的解密文件显示，帕尔当时被指派为东京审判的法官是一个失误，因为当时印度总督秘书处对此提出了反对。帕尔是有激进民族主义倾向的。

解密文件中指出，帕尔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有联系，而鲍斯曾经动员印度的战犯帮助日本一起对抗英军。1946年在指派帕尔的时候，当时印度还属于英国殖民地。当局没有对帕尔的背景进行仔细调查，不知道他与鲍斯的联系，也不知道他其实当时并不是高等法院的法官。

后来印度陆军部的秘书长向总督秘书处道歉，称陆军部在指派帕尔的时候越权了，而指派帕尔的人已经受到了降职处罚。

印度于1947年宣告独立，帕尔正好经历了殖民地时期，对英国殖民非常反感，因此接受了日本关于“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他的反殖民观点也体现在了他对东京审判的异议书中。

从帕尔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当时东京审判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和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审判时不一样的复杂地缘政治背景——亚洲包括印度、新加坡在内的国家曾经属于西方各国的殖民地，由美国负责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想把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殖民主义分割开；除此之外，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的开始。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对东京审判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对此后日本政府对二战的态度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不同在哪儿？

1946年，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描述了东京审判的法庭现场。

“东京审判法庭就像一个三流的纽伦堡秀。很多精力都花在了布置上，暗色的背板、装饰用的菊花、为媒体摄像专门设置的区域。照明用的弧光灯看上去像是好莱坞电影首映。纽伦堡法庭的装饰要简单的多，但是气场更为庄严。纽伦堡有种瓦格纳歌剧的氛围，而东京审判法庭更像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轻歌剧。”

在历史上，关于东京审判的记录比纽伦堡审判的记录要少得多。纽伦堡审判的过程在1947年就出版了英语和法语双语版本，而东京审判的审判全文直到1977年之前都只有油印版。

纽伦堡审判从1945年开始持续到1946年，是二战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在德国纽伦堡对纳粹首要战犯进行的数10次审判。

纽伦堡审判对包括戈林在内的24名纳粹独裁主要人物进行了审判，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同时还对7个组织机构进行了审判。在大规模后续审判中，至少有36名重要工业集团的领导人被送上法庭，还有各行各业不计其数可能与纳粹有关的普通人在审判台上接受审问。

纽伦堡审判的三大罪状包括了“普通战争罪”以及首次提出的“破坏和平罪”和“危害人类罪”。东京审判沿用了纽伦堡审判中的罪状。

根据百度文库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日共同发布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资料，最初有28名被告被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全部都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其中有两人在审讯期间自然死亡，一人送往精神病院。

在最终接受审判的25人里，有7人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被处死刑，16人被判终身监禁，2人被判有期徒刑。主要获罪都属于“破坏和平罪”，虽然审判中列出了南京大屠杀，但没有一名被告被判“危害人类罪”。

与纽伦堡审判时法庭组成根据苏美英法四国平等原则不同，东京审判的11个法官是由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的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同盟国政府中挑选的。

最终麦克阿瑟任命了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为东京法庭庭长，前美国司法部刑事司司长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为检察长。在此前的纽伦堡审判中，除了对纳粹军官的审判，还有对协助纳粹的机构和商人的审判。而在东京审判中，由于当时没有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日本国内的财阀协助了政府发动侵略战争，因此没有对任何商人和机构进行起诉。

这也在侧面上反映出了东京审判在搜集证据上所面临的问题。纳粹德国战败的时候，苏联和美军在德国境内快速推进，德军来不及销毁文件和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成了纽伦堡审判中的铁证。在犹太集中营，盟军发现了焚尸炉中尚未被处理完毕的遗骸，解救了一批幸存者，这些都成为了人证和物证。

而日本在从1945年投降到由盟军正式接管期间，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文件和档案，包括日本天皇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日本的皇军、海军、战俘营、政府部门销毁了大量可以在审判中使用的文件，包括“慰安妇”制度的资料。

有可能被作为战犯接受审判的军官也得到了各种建议，有的人甚至提前就跑路了。为了搜集证据，中国检查组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百度文库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资料就记录了审判当时的证词原稿。

从最终的审判结果上，东京审判判定了25名日本甲级战犯有罪，在庭审中列举出了日军侵略战争中的残忍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和纽伦堡审判一起，东京审判肯定了惩罚侵略战争罪犯的原则、提出了“危害人类罪”，这些都开了国际法上先河，为此后国际法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但是，如前所述，东京审判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美国主导、美苏冷战开始、审判主要针对亚太战场而非欧洲战场，严重局限了审判的范围，从而为日本政府和民间在战后对二战的认识留下了模棱两可的印迹。

日本天皇为什么被豁免？

对于当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裕仁天皇是否要为战争罪负责，麦克阿瑟选择的答案是不起诉。不光不起诉天皇，连在南京战役期间颁布了“杀掉全部俘获人员”酿成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元凶、昭和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因为是皇族，也逃脱了审判。

1945年8月日军投降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就打算把裕仁天皇作为战争犯带上国际法庭接受审判。当时，麦克阿瑟刚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负责对日本军事占领和重建工作。

1945年底，麦克阿瑟的43万美军部队就开始在日本各地驻扎，其中有2/3都是在东京——横滨都市区。意识到作为胜利方的美军在日本驻扎人数过多会导致冲突，从1946年开始，麦克阿瑟就开始陆陆续续把美军送回家。到1948年，当初的43万美军只剩下了10万在日本。

在重建战后日本时，麦克阿瑟采取了英国当年管理印度的方式，保持了当地政府的架构，在细节上不多做干预。由于精通日语的美国人不多，麦克阿瑟也保留了当地的日本官员和事务员。对于长期控制着日本经济的财阀，麦克阿瑟并没有要求他们进行解散，而是继续进行扶植。

麦克阿瑟采用了这种保持距离的遥控管理对战后日本进行重建。而保留天皇也是麦克阿瑟这种遥控管理的手段之一。根据麦克阿瑟的回忆录，当澳大利亚提出要起诉裕仁天皇时，他给曾任盟军在欧洲最高指挥官的艾森豪威尔发了电报，指出天皇是日本统一的象征，如果他被起诉，日本就会分崩离析。

所以依照麦克阿瑟的说法，不起诉天皇是为了帮助在美国刚刚占领的日本境内维持秩序。但是还有学者认为，保留天皇的决定是美国更广泛的区域政策之一，是早就制定好了的。

因此，在起诉中，美国的做法是将天皇与战时政府和皇军的所作所为分开。由于日军在投降后立刻大规模销毁文件，再加之日本皇室的严密封锁，有关裕仁天皇的信息很少能被世人了解。

直到他1989年去世之后，关于他的资料才慢慢浮出水面。美国的日本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P.Bix）2000年所著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一书中清楚指出，二战时，日本帝国总司令部就设在皇宫里，以方便裕仁天皇作为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来制定战略发布命令。比克斯明确称，裕仁对日本侵华战争和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

和纽伦堡审判之后激发德国进行的集体反思和非纳粹化运动不同，当年美国处于政治目的考虑在东京审判中做出的不起诉天皇的决定，则对后来日本民间理解二战历史释放了模糊不清的信息。

在二村まどか的《对东京审判的日本社会态度：当代视角》一文中指出，天皇没有出现在战犯审判中让大多数日本人松了一口气，很多人在战后也一直努力地支持天皇。这样放出的矛盾信号就是如果天皇是无辜的，那么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也是无辜的。而有罪的只是战时政府的领袖和军事集团，对他们的惩罚也可以代表了对整个民族的集体责任。

这种心理加上战后日本面临严重饥荒贫困，而且东京审判并没有提及在日本投掷了原子弹的美国和破坏日苏中立条约的苏联，很多人都认为东京审判是战败的结果，仅此而已。

在1955年所做的民意调查中，有19%的人认为东京审判是“当然”之事，是战胜国对战时领导人的惩处；而66%的人是消极接受，认为“不可避免”。普通民众对东京审判基本是不关心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东京审判在日本的公共话语中几乎不存在。

不起诉731部队的玄机

731部队全称是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又称石井部队，是专门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

在二战期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731部队用于人体细菌试验，其中包括中国人、俄罗斯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在菲律宾被日军抓获的美军战俘也曾经被用于试验中。

日本政府一直否认731部队的历史。在投降前夕，日本军队就摧毁了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地区的总部。而在1946年，麦克阿瑟承诺不会对731部队的任何成员进行起诉，条件是获得731部队的试验研究资料。

神奈川大学的常石敬一教授数十年来一直在研究731部队的历史。2005年，他在美国国家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47年的美国陆军部内部资料。

资料中写道：“据悉，苏联手上只掌握了一小部分石井部队试验的信息。而任何关于战争罪的起诉都将把相关信息公之于众，因此应该避免将资料公开，以保护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利益。”

除此之外，在发现的资料当中有麦克阿瑟的情报参谋、陆军少将查尔斯·威洛比对731部队试验的评价，其中还透露了美国曾经从731部队手中购买试验结果。

在资料中，威洛比列出了对美国发展生物武器最有价值的五点。

这五点包括：“日本科学家在人体上使用生物武器的完整报告（世界上唯一可得的相关报告）”、“在尸体上使用生物武器”、“在中国人身上进行的实地试验（在实际战争中唯一可知的相关试验）”、“使用动物传播致命病毒（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和“病理学研究”（日本还在准备，对于医学和战争同样重要）。

威洛比说为了获得这些可以“对美国战争带来好处的”信息，美国方面支付了现金、接待费用（包括食物、礼物、娱乐）还有酒店费用。

1949年，苏联政府在哈巴罗夫斯克对日本关东军的细菌战进行审判，12名战犯分别被处以2年到25年徒刑。但当时麦克阿瑟把这次“伯力审判”称为是“错误的共产主义宣传策略”。

根据百度文库发布的“A级战犯通缉令”，731部队的队长石井四郎从来没有受到法庭审判。1959年，67岁的他因喉头癌病死于东京。

而731部队的部分成员则在战后多年占据了日本医学会董事会的位子，很多成员成为了日本大型制药企业的雇员或者在医科大学任教。石井的忠实追随者内藤良一则成立了日本绿十字血液公司。

美国在东京审判后为何停止起诉日本战犯？

在1948年东京审判对25名甲级战犯定罪之后，美国就停止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当年12月，7名战犯被执行了绞刑之后，麦克阿瑟就释放了大量作为甲级战犯被羁押的日本人。其中就包括了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爷爷岸信介。

百度文库发布的“A级战犯通缉令”显示，作为甲级战犯关进东京巢鸭监狱的岸信介，在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死的第二天就被释放了。他曾在1957年、1958年两度组阁，担任过三年多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于1979年8月获联合国和平奖，还在1980年3月任日中研究会顾问。

听从土肥原贤二之令，在二战期间负责搜刮中国奇珍异宝的黑社会头目儿玉誉义夫则与威洛比达成了交易。儿玉誉义夫通过给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一亿美元的经费来换取自由，并且免受任何有关战争犯罪的起诉。儿玉誉义夫后来成为自民党创始人之一，还成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正式工作人员。

而美国当时的这些决定都因为一个原因——冷战。当时随着美国和苏联的对峙加剧，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需要把日本设定为美国的盟友，以共同对抗苏联。而杜鲁门认为如果再继续对战犯进行起诉审判，则很难与日本达成盟友关系。

1951年，在绕过中国之后，美国与其他47个二战战胜国和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杜鲁门完全赦免了当时没有在服役中的日本战犯。据美国司法部门的特别调查办公室估计，从美国1949年停止对战犯的起诉之后，至少有数千名战犯逃过了起诉审判。

除此之外，东京审判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性奴役和“慰安妇”问题也是严重忽视。虽然东京审判认为几名被告犯有战争罪，包括强奸，但是对于日本军队在亚洲进行的“慰安妇”系统化性奴却采取了沉默态度。

尼古拉·亨利在《作为集体记忆的沉默：性暴力与东京审判》一文中指出，除了性别政治、受害人主要是亚洲人之外，对“慰安妇”系统的忽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京审判强调的是对最高层政治精英的起诉，因而绕开了受害者个人的遭遇。

在开始审判之前，东京法庭的检察长季南就发表了新闻声明，表示是时候“给侵略战争的推动者剥去民族英雄的光环”。而与“破坏和平罪”相比，“普通战争罪”以及“危害人类罪”不够政治化，因此在东京审判中仅仅起到了次要地位。

东京审判的各个环节，无论是从法官人选的任命到决定哪些人受到审判，政治因素在其中都起到了极大的干扰作用。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美国对日本的策略直接影响了东京审判的维度，并对此后日本对二战历史模棱两可的看法埋下了伏笔。简言之，东京审判是“不彻底”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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