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佩珊（经济观察报书评）

新药对人类健康与文明，往往具有几近转折性的意义：在牛痘疫苗面前，威胁到古代世界大约60％人口、造成1/4感染者死亡、大多数幸存者失明或留下疤痕的天花，一败涂地，成了特殊病毒实验室里才有的“濒危物种”；青霉素的大批量问世，使盟军的非战斗减员降低了10%～15%，对于“二战”的最终胜利至关重要，更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年；一代又一代靶向治疗药物的相继上市，肿瘤免疫疗法的突破性进展，细胞疗法的日趋成熟与便捷，则让“众病之王”癌症正在逐渐转变为可预防、可治疗、可维持的慢性疾病。

梁贵柏博士在《新药的故事》中，为读者们鲜活地讲述了新药起死回生的高光时刻背后，科研人员和医药企业怎样由灵感迸发，到如何克服困难、不懈努力，最终造福广大患者。

他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毕业后，在医药巨头默沙东的研发、管理一线工作了18年，曾参与新型糖尿病治疗药物西格列汀的研发，继而转向生物医药独立咨询师，再到如今身携新靶点回到医药开发的跑道、开创自己的制药公司。科学家、药企研发人员、管理者、咨询师乃至创业者的身份，也让他对整个制药行业和资本市场都有着敏锐的关注和独特的思考。

因他新书出版的契机，《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梁贵柏博士，希望在中国资本市场医药投资日渐活跃、大众舆论和关注因《我不是药神》等等电影、社会新闻更加聚焦制药行业的如今，帮助读者重新去认识和发现新药问世的背后，科学家、资本与公共利益是如何博弈、纠缠、共舞。

从“黑天鹅”说起的药物创新

经济观察报:　您在本书中，为读者讲述了很多曲折有趣的新药开发的故事，我觉得最为惊奇的是“黑天鹅”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优秀、敏锐的科研人员的始终坚持，加上药企选择直接面向市场的营销策略，两者的合力最终成功推出了新药“保发止”。但在一般的印象里，科学家孜孜于追求技术创新，药企必须看重市场、利润，是会有所冲突的，您如何看待这两者间的关系？

梁贵柏：我自己是一个做研发的科学家，所以从个人来讲，我认为推动这个产业最底层的驱动力、“原动力”，或许还是对于未知的好奇心。

但药企肯定是要关注市场的。市场不会是今天有了、明天没有。比如说，治疗脱发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问题是，这种需求，怎么跟正在进行的基础科研之间发生了联系？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得再讲个故事。乔布斯非常推崇创新，他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里，讲了三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叫Connecting the dots：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东西，突然有一天你早上醒来后发现，这两个应该是有联系的，那么，创新就来了。

这实际和我讲的“黑天鹅”故事异曲同工。两个在大部分人看来没什么联系的东西，在两个科学家的脑子里，突然“连”起来了。当然在“连”起来之后，“药”研制出来也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情了。但要是最初的“连”都没有的话，也许到现在大家也认为这两个是完全不搭界的，脱发患者也许就无望了。当然，说到底，最大多数的成功，还是来自对技术创新、市场利润的兼听、兼顾。“黑天鹅”实际还是个偶然事件，只有对技术创新、市场利润这两头都保持关注，并且都有很敏锐、很深入的看法的这些人，不管他的身份是科学家还是管理者，才会有可能灵光一现乃至N闪，做到这种“连线”——也就是创新。对于创新者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毕竟，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才有效果；长出细菌的蒸发皿进入亚历山大·弗莱明的视线，抗生素才会被发现。

经济观察报：如今新药的研发资本高度密集，似乎具有经济专业背景的人士而非科学家掌舵医药公司已经是主流的选择。这种“大势”，是否会限制新药开发“求稳”而不是真正“求新”？

梁贵柏：这个现象一定是存在的。但是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来看，大药企就是大公司，要完全来由一个科学家运营，真不见得能够做好，科学家还是要做科学家擅长的事情。以后会不会出现科学家掌门人？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药企体量越来越大，而运营上那些事无巨细的事情，大部分科学家是不愿意做或者不屑去做的，说到底不是他们擅长的事情。所以，越来越多的药企，尤其是大药企，必须由一个管理人员来坐掌门人的位置。

像我现在做的初创公司，一共没几个人，科学家是可以管理的；但是公司大了以后，还是应该由专门的管理人员来做。这并不矛盾，因为管理人员也听得进科学家的一些建议，同时也需要市场的反馈，综合起来决定上哪个项目、或者哪个项目有优先权、答辩意见权。所以，并不排除管理人员依然可以做出非常理性、非常科学的研发决定。

新药开发逐渐偏向于“求稳”，肯定是会发生的。但这跟是不是科学家来做“一把手”联系不太大。因为当公司大了以后，无法灵活、快速地变化，承受风险的能力往往是变小的。美国医药界面对这种情况的机制是，小的生物初创公司越来越多地承担了早期创新，而资源比较丰厚的大公司，相应地会更多承担后期对资源要求特别高的工作，例如临床实验等等。这种医药界的“转型”“衔接”，在美国还是做的比较好的。所以，很多最初的创新是在小公司里发生的，大公司再接过去把它真正做成产品上市。最近这几年，美国研发出来的重要的创新药、“大药”，很多最初都是小公司做的。

经济观察报：但对中国医药界来说，之前可能缺乏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之前我们没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导致药品的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捆绑”在了一起，生物技术公司不能直接作为一个主体来推动药品的研发，然后不得不投向大公司。但是今年新出台的《药品管理法》已经写入了MAH，您觉得这对于现有的中国医药市场或者医药的研发创新模式会有影响吗？

梁贵柏：我对中国各种各样的政策还不是很熟悉，所以直接对这些政策做评论也不太合适。但我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在中国，医药资源从初期的创新，到后期成药的开发之间的衔接（或者说研发前期的小公司和后期的大公司的关系），和西方先进国家比，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照搬美国的一些情况。但是中国又有自己的特殊性。目前，在中国没有一个可以比较统一的模式，所以医药界也在进行不同的在探索。所以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角度。中国的政策也是在随着生物医药技术公司的变化，不断的适应情况。

“核工业级”监管下的博弈

经济观察报：对于药企来说，保发止这样的“黑天鹅”不常有，大家真正竞相追逐的，是西地泮这样年销售额可以超过1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那么，对于医药企业而言，决定研发某种新药的动机和考量因素到底有哪些？又是如何排列重要性的？

梁贵柏：这有很多因素。一般来说，第一，需要最基础的市场；第二，相关科学上的突破，开发相应的新药才有可能。

第一点所说的“市场”，实际上更多的是考量健康方面的信息。比如这几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实际上没断过，有被暂时控制住，但时不时就会爆发。埃博拉病毒对于外国的大药企，肯定是不赚钱的项目，因为目前它的市场太小。但是大家又意识到，如果哪一天这个病毒在全球蔓延开了，会非常严重。所以公司还是会拨出一些钱，会有专人来做——虽然不会设置成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因为万一埃博拉病毒哪一天变成一个全球性问题，能不能快速应对，涉及到社会、政治等等问题就很复杂了，不能纯粹从赚钱的角度来考虑。我书中首先讲的艾滋病的故事，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尽管当时艾滋病的市场很小，但是科学的突破发生了，给了大家信心：药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足够大的市场，大家还是会去研发。尽管也许不赚钱，但是必须满足的健康需求是存在的。所以，当时好几家大药企都在抢先上市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

经济观察报：在追求新药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吗？

梁贵柏：会。安全性问题是自始至终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这和西方的文化和哲学都有关系。希波克拉底誓词的第一句就是，“我不会损害病人”（First do no harm）。治不好病，是医生本事不够，但不能治坏一个病人。所以安全问题，在整个制药的各个环节，自始至终都不能忘记、一定要考虑。有很多药，都是因为安全问题过不了关。默沙东之前撤市的万络（罗布西非片）镇痛效果非常显著，绝对是个“好药”。但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副作用？现在的共识是有（副作用）的。反过来讲，阿司匹林有很多好处，有没有副作用？有的。只是大家权衡了阿司匹林的好处和副作用，认为这个副作用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继续用这个药。问题是，万络这样的新药，没有足够的数据权衡利弊，那就没办法继续生产。

药企当时认为，可以在保持万络药效的情况下，做出摆脱这一点点副作用的药。但很遗憾，最终研制的“更优药”，也没有摆脱这些副作用。无法摆脱副作用基本成为定论以后，再没有人敢去碰了。

经济观察报：安全性不仅是药企对自身的要求，和其他产业相比，药企受到的外界监管也更严格，会面临集体诉讼或者撤市的风险，这也是“万络”经历过的。但这是否会存在“一刀切”、妨碍一些革命性新药的出现？甚至影响患者享受到新的医疗技术红利？“万络”退市之后，其实是有患者团体去要求恢复销售，FDA最后也表示，愿意去重新审批这个药。

梁贵柏：这个问题实际面对的也是文化上的考量：明知道这个药会吃死人，那这个药能够救多少个人，才能够认为吃死了一个人也是划得来的？

这个“安全性”的“门”，至少从西方文化的考量来讲，是很难打开的，一旦打开，允许“治疗10个人，可以吃死1个人”，会造成巨大的混乱，所以“有所不为”。这还是贯穿了希波克拉底几千年前提出的“不伤害”的理念。在西方医学界，这确实是贯穿始终的。

这对药企提出的要求和努力方向就是：有没有可能做出还是能救十个人、但是不吃死一个人的药？向这方面努力，应该是好事，不是坏事。

也不只是医学界，美国法律界有个案例，“福特平托车案”。福特公司这款车型的油箱设计有隐患，但计算了全线召回、改装油箱的费用和根据事故死亡发生率计算的赔偿金之后，福特选择“死了人再赔”。然而记载了福特公司这份计算的备忘录泄露了，福特赔偿了巨额的刑事惩罚性赔偿。美国法律界用这个做例子，来说明一旦出现这种草菅人命的计算，惩罚多重都不为过。在面临会造成死亡的情况下，来计算一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至少在西方文化里，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我也赞同这种做法。给药企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许会错过一些对人类有益的新药，但也能逼着药企做出更安全、更好的药。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

经济观察报：但针对药物安全的集体诉讼，在中国几乎没有案例。对中国的药企来说，实际上会实实在在的威胁来更注重安全性吗？

梁贵柏：相关的中国法律，我也不熟悉。我所了解的，中国在以前基本没有做过创新药，生产的药物，基本都是国外已经上市的、已经知道它安全有效的仿制药，也就没有相关安全性的问题，至少不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需要考量的问题，所以也缺少关注。但是一旦中国的创新药开始出现，安全性问题就会随之而来。我的看法是，在安全方面还是严格一点。

所以，我国现在大力鼓励创新药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程度上加大对新药的监管。医药牵涉的人如此之多，几乎是监管最严格的一个行业。可以和它相比的，只有核工业。一般的军火工业，都不见得比新药的监管更严格，因为医药毕竟牵涉到的人更多。

经济观察报：那么，药企预期市场不够大的药物，像罕见病药物，是靠什么获得支持的？

梁贵柏：“罕见”，这个词本身就定义了罕见病必须是一个患者人数非常小众的病，所以也必须要整合社会资源，才能实现相关的研究。

比如戈谢病的新药开发，是依靠很多国外的慈善基金参与进来。因为罕见病药物本身是不能被商业模式所支撑的，不能单单寄希望于药企，目前更依赖的是私营的慈善基金运作。之所以会有人设立慈善基金，往往是来自罕见病缺乏市场、缺医少药的切肤之痛。比如说一个大富豪，他的亲属得了某种罕见病，没有办法被治愈、深受煎熬，他可能会建立一个基金会，去支持相关的研究，因为他知道这种切肤之痛。也有一些本来就以关注大众健康为宗旨的基金会投入其中，例如盖茨基金会、卡特基金会。

道德标准显微镜下的制药业

经济观察报：您形容医药产业是“因为救死扶伤，始终处于道德标准的显微镜下”的产业，也会有些声音说，新药高价导致吃不起药、治不了病是“见死不救”。那么，新药到底为何高价？基于个人健康权利、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企业利润、药物的成本效益等因素综合考虑，这合理吗？

梁贵柏：高价也是相对的。药厂做新药，要给病人用了，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当然做药非常之贵，这也是一个事实。药厂的定价，尽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独家垄断的，但如果做出的是没人买得起的药，或者只有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买得起，也是不能实现价值的。

患者对新药的支付能力，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支付问题，也就和医保挂钩了——不能只看患者个人的支付能力，而是要看一个国家对于医药产品的支付能力，具体就是医保怎么协调的。医保在这里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制衡作用。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很难具体来讲。

对于药企的具体定价，第一不是根据生产成本来定药价。某个新药的制造成本也许是几分钱，但药企要收你几百块钱，因为这实际上涵盖了研发阶段的投入、包括那些失败的项目的成本，才有可能去达到和实现盈利。第二，新药的价格也不是随便定的，一定是跟要进入的整个市场的支付能力相关的。某个新药在美国的定价，一定跟美国社会的医保支付能力是相关的，，要是定价定到美国的医保也支付不了，它不可能实现价值。它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定价一定会跟美国不一样。因为要考虑中国医保对于药物的支付能力。这在政策层面，又是比较复杂的，也涉及医保谈判。

经济观察报：此外，好像也存在一个成本效益的问题。比如，针对某种病有新药上市，意味着病人可以直接选择药物治疗，而很可能在这之前只能选择手术，和原先手术的费用、要承担的痛苦相比，新药溢出的价格实际上可以被大大相抵。

梁贵柏：对。这就是医保要考虑的事情。原来没有这个药的时候，需要付手术的费用，而且一个医院一天只能做几例手术；有了药之后，只需付药钱，那么有没有数据显示新药费比手术便宜了？可以吃的人更多了？医保在这样的循环中，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经济观察报：在美国，新药真正能进入医保、能被患者所用，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梁贵柏：美国没有进入医保的问题，因为不存在医保清单。通过FDA审批上市后，只要医生给你开的药，就可以报。当然，这还取决于你买什么样的商业保险。中国的情况是，西格列汀2006年在美国上市，2009年就进入中国了，但是到2017、2018年才进入医保清单，在这之后销量马上上去了，也就是说，用的人马上就多了。

在美国，研发的新药到真正上市，需要的时间也相当漫长。首先基础科研的突破，往往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医药公司立项以后开始研发，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漫长的时间本身实际上是很高昂的成本。这将近50年的时间，还是建立在项目最终成功的基础上，而实际上，任何一个研发新药项目的成功率，从现在的大概率统计来看，也不过10%多一点点。

这也可以回答之前那个问题：新药价格为什么贵？十个项目只能成一个，那么九个失败项目扔出去的钱，必须从这一个成功的项目上赚回来，才能支撑医药公司活下去、继续研发新药。

新药上市前的最后一步，还需要经过FDA比较漫长的审批。好消息是，FDA审批的时间，趋势是越来越短。现在新药开始做临床的时候，FDA就会要求药企跟他沟通，所以FDA的审批可以在监控药企临床开发的进程时同步，临床做完之后，批准的时间就并不长了。

中国制药业：从“仿制药”向“创新药”

经济观察报：您书中所讲的几个抗生素的发明故事中，科学家对于专利权的无私转让和分享，被社会所称赞。但在大众舆论中，特别是《我不是药神》上映后，把持药品专利似乎染上了“垄断”“冷血牟利”的罪恶。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梁贵柏：专利法的出现是保护创新，让创新者有利益，这是它的初衷。发展到今天，有没有出现专利滥用、反过来妨碍创新的出现？也有，但不严重。像我能够做初创公司，也是因为我可以拥有专利，如果没有专利的话，我是没法做的。

中国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没有药物专利的，结果国外的新药都进口不来，大众没有更早地享受这样的健康好处。印度现在还不承认医药专利，而有一个药品强制仿制制度，理由是老百姓实在买不起这些西方公司的药，所以必须不受药物专利的限制来仿制。从某种角度讲，有他的道理。国家的技术发展没有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救命”措施。

中国在80年代末改革开放为了要引入外资，必须承认药物专利法，来和国际接轨。现在看来，接轨是远远利大于弊。现在中国发展的那么快，和专利法是很有关系的。尽管现在的贸易摩擦当中，也有一些是跟专利法相关，但基本上至少官方的层面，中国是完全认同药物专利法的。专利法在中国，对于效率、对于创新，也是利大于弊。至于专利会不会影响中国老百姓吃新药、好药？绝对不会。

经济观察报：我也看到一种说法：专利权之所以在外国非常重要，是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研发者，不去申请专利权，反而会严重地延缓新药的面市，因为这让企业不愿意去开发。

梁贵柏：对。因为这会让药企无利可图。你想，我开发完这个药，花了几个亿，但没有专利的话，你生产只要几分钱的成本，两者就是“巨亏”对“暴利”。

经济观察报：说到印度，最近中国对进口药物的限制在放宽，今年推出“4+7”带量采购政策后，印度药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风声越来越大，对我们现在奉行的药品专利的中国医药市场来说，会不会带来冲击？

梁贵柏：印度能进到中国的药，都是专利过期后的药，也就是“仿制药”。这方面印度药的成本确实比我们低，价钱也低。中国的仿制药在价格方面相比会少一些竞争力，这是中国制药界需要考虑的、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经济观察报：“仿制药”这个概念，您在书中有详细地解释，原来新药其实也有“创新药”和“仿制药”之分。

梁贵柏：笼统来说，基本上就是两类，一类是有专利保护的药，另一类是专利过期以后的药。

有专利保护的药，首先是“创新药”，是指原来没有对症这种疾病的新研发出来取得了专利的新药。但第一个专利出来以后，就会有“同类药”，比如治糖尿病的药都叫列汀类药，它们都是“同类药”。这些“同类药”也会有自己的专利，但就不是第一个，也就不是创新了，虽然也有可能效果比第一个做出来的“创新药”更好。

但专利是有期限的。专利期限一到，专利药自动变成非专利药。有专利的药物的竞争，是科研水平、创新能力的竞争。非专利药谁都可以生产，主要竞争的是生产成本、效率、市场销售等，药价会有断崖式的下跌。

经济观察报：普遍来说，制药行业攻坚的对象、策略重点，一般会是“创新药”还是“仿制药”？

梁贵柏：一般来说药企几乎是严格分开的两类。像默沙东这样的大公司完全不做专利过期后的药。它的药物专利一到期，就会卖给其他的药企，例如强生（J&J）。强生是一个大众品牌，市场部的力量很雄厚。默沙东专利到期后的药卖给强生这样营销比较强势的药企后，贴上他们的标签，就可以卖得好。毕竟专利到期后的利润空间，和专做创新药的这些大公司不符合，又不太擅长市场这方面的工作，药价一下跌掉了80%，没钱可赚。所以默沙东会把包括整个到期药物生产线的工厂一起卖掉，接着做创新药。所以，做创新药的公司基本上只做创新了。

其他的公司，例如中国恒瑞这样的公司，都是从做“仿制药”、非专利药起家的，但他们也开始想做专利药。恒瑞的总裁孙飘扬之前对外界说，不做仿制药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利润，尤其是印度药一进中国，根本没法做，所以他也要做创新药。

但创新药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专利药和非专利药研发的界限相当明显，两者都做的可能性不大。

经济观察报：印度药进入中国后，对现在主要做“仿制药”的中国药企预计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但如您所说，突然改换赛道去做专利药，也并不会很轻松。

梁贵柏：过去没有做过专利药，没经验积累，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具体哪一方面，也很难讲，因为每家企业的情况不一样，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笼统说，做非专利药，主要依靠生产的效率、成本、市场、销售，而做创新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游戏规则了，就需要看你的研发能力和方向把握得准不准。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帮助药企升级到“创新药”赛道，最重要的是对于基础生命科学的投资。基础生命科学为什么重要？因为十年以后的新药，建立在十年前甚至更早的基础生命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过去这十年，中国的基础生命科学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突破？有没有什么化合物是从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产生的？这是国家层面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长线的投资。但凡要想成为一个制药的强国、大国，基础生命科学的水平一定要上去。

中国涌动的资本，未来的“精准医疗”

经济观察报：在美国，医药业和资本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但目前中国的医药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那么目前中国的医药投资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未来的路又该怎么走？

梁贵柏：目前在中国能够可持续增长的、成功的生物医药企业还不是很多。很多大公司过去实际上不是做创新药，而是主做仿制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这个产业有很高的期望值也不太现实。

并且，大家比较喜欢跟风，看好了一个产业以后，资金都往里面去。这会浪费掉很多东西。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浪费，按中国人的说法是“付学费”，也许还是“必由之路”——不经过这样的“浪费”，也不会意识到这样的投资也许不是最理智的投资。

举例来说，像现在癌症药物的投资显然是过了，每个人都认为他投的项目应该成功。但事实上，统计规律告诉我们，成功只是一个小百分比的一个事件。或许大概只有经历过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让医药投资慢慢成熟起来。妄想大家过了一夜，突然都醒悟过来，进行更理智的投资，这也不现实。

经济观察报：前几天我看见新闻，世界上首例个人定制药物已经问世了，患有罕见病巴顿病的美国女孩，基于基因定制了专门针对她个体情况的反义寡核苷酸药物。这样的“精准医疗“是不是咱们之后药物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但也开始有人在担心，这会助长贫富和种族的鸿沟，富人一切的病都是可以治的，而穷人就会更加无望。

梁贵柏：“精准医疗”肯定是一个新方向。从发展来看，拿癌症举例，尽管各种癌都叫癌症，但人们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癌症其实是大概一百多种不同的病，过去把它统称为癌症是“不精准”的。现在“精准”地把它一个个分开，例如肺癌还包括非小细胞肺癌等等，认识到是不同的病，应该按照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药物去治疗。

但这同时又给药企的商业模式造成了很大的挑战。如果罕见病已经不足以支撑商业模式的话，精准医疗就更不足以支撑了，只为一个人去做药，做完之后谁买单？但我相信通过医药界的努力，一定会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即使没那么赚钱，或者只能往里赔钱的话，也一定会找到其他的机制能够补偿，否则精准医疗一定是维持下去的。而且还要有余力，不断开发下一代新的精准医疗的治疗方法。

精准医疗是把双刃剑。我曾经写文章介绍过CAR-T这样精准疗法文章。就是把癌症病人的T细胞拿出来修饰以后再种回去，杀死癌细胞。但这种疗法一个病人就需要50万美元，仅靠市场的支撑有点难。所以大家又去做通用型的CAR-T，能量产，做好以后所有的病人都可以直接使用，才能够赚钱。所以，这就又碰到两难的问题，这也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以后能不能解决，我相信一定能解决；但现在要问我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这是完全不知道的。

经济观察报：钟南山和陈凯先两位院士为您这本书写的序言，分别是从以人为本和科技创新这两方面来谈。但近几年，基因相关的技术和新闻，让人们感受到这两者间的关系变得紧绷了起来。对于医药行业而言，以人为本和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将会走到何处？

梁贵柏：从生物医药在“二战”以后进入现代制药的模式以来，这两者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公司也好，科学家也好，都将这两者处理得不错，所以我还是相信人类的良知，也觉得之后会越来越协调。

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好一点，中国这方面理念上还有些差距。基因编辑的试验，我很震惊。第一，它不应该发生，第二，它不应该发生在中国。目前中国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的限制，还比较少，必须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