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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费用贵得离谱?美国也是同样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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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费用贵得离谱?美国也是同样的状况

在美国,养孩子的成本跟每年买一辆全新的现代伊兰特一样高。

图片来源:PAUL SPELLA / THE ATLANTIC

“婴儿末日”的副作用之一——或者,不那么夸张地说,全世界范围内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便是现如今的父母在他们仅有的几个孩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来自悉尼大学的萨比诺·科尼奇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弗兰克·弗斯滕伯在2013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指出,美国儿童人均支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翻了一番。父母在教育、玩具和游戏上的支出有所增加。但是,在儿童看护方面的人均支出增长尤为显著,在40年里,增长了将近2000%。

乍看这个数字你可能会觉得很惊人,但其背后的原因却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20世纪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照看孩子也从父母留在家中无偿付出摇身一变成了一项要付薪水的活计。科尼奇和弗斯滕伯的研究指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也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增长最为迅猛的20年——是育儿支出增长最快的时候。养孩子是项工作——其实养孩子一直以来都是项工作——但是双职工家庭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用自己的钱包认可了这项工作。

但儿童看护的支出和其他支出有所不同。从某些方面来看,它的增长速度几乎远超其他政府追踪的消费品和服务。人口普查局发现,儿童看护支出从1990年至2011年增长超过了40%,而这正是中产阶级工资增长停滞的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儿童看护费用的增长速度是整体通胀水平的2倍。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典型的日托中心费用,几乎为单身母亲收入中位数的一半。

不管是哪里的数据来源,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托儿服务在美国已经贵得离谱。现在美国全日制托儿所平均费用为每年1万6千美元——甚至在某些州比名牌大学还贵。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做?

现在,一家人每年托儿费用支出够买一辆全新现代伊兰特轿车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虽然儿童看护人员的时薪并不高——他们的时薪中位数甚至少于宠物护理员和门卫,但与汽车公司不同,他们无法通过将劳动力转移至更穷的国家,或用机器代替人工的方式来削减开支。像医疗保健和教育一样,儿童看护需要占用大量家庭收入,也就是说其成本会随着整体通胀水平不断上涨。

该行业监管严格,这也是不无道理的,毕竟客户这么脆弱——这也是儿童看护成本居高不下的第二大因素。正如乔丹·魏斯曼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所写,劳动法规定严格的州,其条件也就更贵。萨诸塞州要求一个看护人只能带三个婴儿,人均每年的费用超过1万6千美元。密西西比州的比例则是1比5,费用不足5000美元。由于人员流失率高——工资低所致——公司只能不停培训新人以达到监管标准。其他成本则包括用于财产损失及工伤的保险,以及为了无法避免的某些父母提起的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

最后是场地。最贵的托儿所往往位于高收入社区或商业区,这些地方租金都很高。并且他们不能缩小规模,因为大多数州都要求他们为每个孩子提供足够的使用面积。

如果托儿所贵但是服务质量高,或质量不怎么样但收费便宜,那也还说得过去。

但美国这两方面都表现得极差,就像是用凯迪拉克的价钱买了一台埃德塞尔牌汽车(1957年出厂时恰值经济衰退,后成为“失败”的同义词)。一般家庭在儿童看护上的花销约占收入的10%,远高于大多数发达水平相当的国家。但美国的日托服务却是一团糟。“整体质量参差不齐且少有监管,低端市场简直像是狄更斯笔下的孤儿院,”卫生保健作者乔纳森·科恩在2013年写道。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国家研究所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审查发现,只有十分之一的托儿所提供了“高质量”的儿童看护。

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国家研究所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审查发现,只有十分之一的托儿所提供了“高质量”的儿童看护

随着对日托选择的日益迫切,一些私营雇主,如巴塔哥尼亚公司、苹果公司以及谷歌等,都为员工提供日托中心或是为其支付“儿童看护备选项”费用。如Vivvi等幼儿看护创业公司则提供有雇主赞助的儿童看护。同时,神奇学园(Wonderschool)这家“互联网共享式日托中心”会帮助社区在人们家里打造儿童看护中心。

公司去填补日托这项空白着实令人敬佩,但全国性解决方案的缺失则是美国政策的错。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证实,幼年期的前五年对于逻辑和语言技能的发展至关重要。早期教育对于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如勇气、团队合作和情绪健康,都有着长远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发现都没有转变为政策,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法国和丹麦等诸多欧洲国家在婴儿看护和教育上的支出是美国的3到5倍。

美国在面对儿童时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却存在极大的认知断层。大多数美国人接受——甚至要求——政府从孩子5岁进入幼儿园开始到他们从州立大学或社区大学毕业前给予教育补贴。但是从出生到5岁期间,孩子都是没人管的——或者确切说,他们的父母只能靠自己。这种安排相当怪异:父母更年轻的时候,一般也是在更穷、事业更不成熟的状况下,反而要承担最大负担。

从政治和政策上来讲,一些人开始指出美国迫切需要一项以研究为基础的综合性方案来照顾不满5岁的美国儿童——第一个五岁儿童政策。比如,名叫人民政策计划(the People’s Policy Project)的左翼智库就提出了一系列儿童关怀政策,包括免费医疗、发放每月300美元的儿童补贴以及在公立托儿所提供免费场地。如果父母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直接获得家庭托儿福利。几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接受了五岁儿童政策的相关内容。比如伊丽莎白·沃伦就提出在国家一项儿童看护体系上花费近2万亿美元。

华盛顿应该在儿童看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个原因是儿童早期看护和教育带来的好处巨大——并且随着时间慢慢推移逐步积累——因而唯一能够获得这一积极影响的大机构便是联邦政府了。2015年,经济顾问委员会写道,在幼儿教育上每支出1美元,就能带来约8.6美元的社会收益,“其中约有一半来源于他们长大后收入的增长。”同样,哈佛大学在2019年对数十项美国政策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健康和教育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为史上最高。

对政府出资的托儿所主要存在两种批评的声音。文化上的批判是,通过插手其中扮演父母的角色,联邦政府也将会削弱父母及其子女的纽带。要反驳这一点很容易:美国的儿童已经受到看护不足的影响。美国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成绩落差在幼儿园时就已存在。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数十项研究表明,早期幼儿教育能够将黑人和白人小孩在幼儿园的成绩差异缩小一半。

基于政策的批判则是建立一个全国体系来全面看护将近1000万名5岁以下的孩子,从后勤上来讲极为困难。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当地政府如何在一个失业率达到3.5%的经济体中雇佣数以百万计的护理员呢?他们如何生存?“增加移民,”你或许会说,“并且设立在新建的经济适用场所中。”但是,打造一支优质的国家看护队伍需要花费数年,而质量不过关的国家日托所甚至可能比其他选择更糟。

对魁北克努力推广廉价托管所的一份分析报告就显示了令人喜忧掺半的结果。该计划成功地提高了产后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同时又没让纳税人为此掏腰包。但是,与其他省份的加拿大人相比,有资格参加这一项目的加拿大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在自我健康评价和生活满意度上感受到明显不足”。所以,魁北克的托儿所试验“有用”吗?当然,对于父母和财政来说是的。但或许对孩子们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尽管充满挑战,但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支持联邦扩大对托儿所的影响。在儿童身上投入更像是基建而非社会保障。这不仅仅是出于体面而做出的规定或改变,而是一项精明的投资,成本最终会以税收和社会福利的方式获得回报。美国儿童看护高昂费用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濒临破产的父母竟然替联邦政府扛起了承担着美国未来繁荣发展之重任的投资。美国家庭是否能够负担照顾自己孩子的费用?这是个大问题。但还有个更大的问题在:美国能够承担不去照顾他们的后果吗?

本文作者Derek Thompson是《大西洋月刊》特派记者。

(翻译:熊小平)

来源:大西洋月刊

原标题:Why Child Care Is So Ridiculously Expensive

最新更新时间:12/09 13:41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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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费用贵得离谱?美国也是同样的状况

在美国,养孩子的成本跟每年买一辆全新的现代伊兰特一样高。

图片来源:PAUL SPELLA / THE ATLANTIC

“婴儿末日”的副作用之一——或者,不那么夸张地说,全世界范围内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便是现如今的父母在他们仅有的几个孩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来自悉尼大学的萨比诺·科尼奇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弗兰克·弗斯滕伯在2013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指出,美国儿童人均支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翻了一番。父母在教育、玩具和游戏上的支出有所增加。但是,在儿童看护方面的人均支出增长尤为显著,在40年里,增长了将近2000%。

乍看这个数字你可能会觉得很惊人,但其背后的原因却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20世纪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照看孩子也从父母留在家中无偿付出摇身一变成了一项要付薪水的活计。科尼奇和弗斯滕伯的研究指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也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增长最为迅猛的20年——是育儿支出增长最快的时候。养孩子是项工作——其实养孩子一直以来都是项工作——但是双职工家庭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用自己的钱包认可了这项工作。

但儿童看护的支出和其他支出有所不同。从某些方面来看,它的增长速度几乎远超其他政府追踪的消费品和服务。人口普查局发现,儿童看护支出从1990年至2011年增长超过了40%,而这正是中产阶级工资增长停滞的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儿童看护费用的增长速度是整体通胀水平的2倍。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典型的日托中心费用,几乎为单身母亲收入中位数的一半。

不管是哪里的数据来源,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托儿服务在美国已经贵得离谱。现在美国全日制托儿所平均费用为每年1万6千美元——甚至在某些州比名牌大学还贵。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做?

现在,一家人每年托儿费用支出够买一辆全新现代伊兰特轿车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虽然儿童看护人员的时薪并不高——他们的时薪中位数甚至少于宠物护理员和门卫,但与汽车公司不同,他们无法通过将劳动力转移至更穷的国家,或用机器代替人工的方式来削减开支。像医疗保健和教育一样,儿童看护需要占用大量家庭收入,也就是说其成本会随着整体通胀水平不断上涨。

该行业监管严格,这也是不无道理的,毕竟客户这么脆弱——这也是儿童看护成本居高不下的第二大因素。正如乔丹·魏斯曼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所写,劳动法规定严格的州,其条件也就更贵。萨诸塞州要求一个看护人只能带三个婴儿,人均每年的费用超过1万6千美元。密西西比州的比例则是1比5,费用不足5000美元。由于人员流失率高——工资低所致——公司只能不停培训新人以达到监管标准。其他成本则包括用于财产损失及工伤的保险,以及为了无法避免的某些父母提起的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

最后是场地。最贵的托儿所往往位于高收入社区或商业区,这些地方租金都很高。并且他们不能缩小规模,因为大多数州都要求他们为每个孩子提供足够的使用面积。

如果托儿所贵但是服务质量高,或质量不怎么样但收费便宜,那也还说得过去。

但美国这两方面都表现得极差,就像是用凯迪拉克的价钱买了一台埃德塞尔牌汽车(1957年出厂时恰值经济衰退,后成为“失败”的同义词)。一般家庭在儿童看护上的花销约占收入的10%,远高于大多数发达水平相当的国家。但美国的日托服务却是一团糟。“整体质量参差不齐且少有监管,低端市场简直像是狄更斯笔下的孤儿院,”卫生保健作者乔纳森·科恩在2013年写道。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国家研究所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审查发现,只有十分之一的托儿所提供了“高质量”的儿童看护。

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国家研究所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审查发现,只有十分之一的托儿所提供了“高质量”的儿童看护

随着对日托选择的日益迫切,一些私营雇主,如巴塔哥尼亚公司、苹果公司以及谷歌等,都为员工提供日托中心或是为其支付“儿童看护备选项”费用。如Vivvi等幼儿看护创业公司则提供有雇主赞助的儿童看护。同时,神奇学园(Wonderschool)这家“互联网共享式日托中心”会帮助社区在人们家里打造儿童看护中心。

公司去填补日托这项空白着实令人敬佩,但全国性解决方案的缺失则是美国政策的错。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证实,幼年期的前五年对于逻辑和语言技能的发展至关重要。早期教育对于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如勇气、团队合作和情绪健康,都有着长远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发现都没有转变为政策,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法国和丹麦等诸多欧洲国家在婴儿看护和教育上的支出是美国的3到5倍。

美国在面对儿童时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却存在极大的认知断层。大多数美国人接受——甚至要求——政府从孩子5岁进入幼儿园开始到他们从州立大学或社区大学毕业前给予教育补贴。但是从出生到5岁期间,孩子都是没人管的——或者确切说,他们的父母只能靠自己。这种安排相当怪异:父母更年轻的时候,一般也是在更穷、事业更不成熟的状况下,反而要承担最大负担。

从政治和政策上来讲,一些人开始指出美国迫切需要一项以研究为基础的综合性方案来照顾不满5岁的美国儿童——第一个五岁儿童政策。比如,名叫人民政策计划(the People’s Policy Project)的左翼智库就提出了一系列儿童关怀政策,包括免费医疗、发放每月300美元的儿童补贴以及在公立托儿所提供免费场地。如果父母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直接获得家庭托儿福利。几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接受了五岁儿童政策的相关内容。比如伊丽莎白·沃伦就提出在国家一项儿童看护体系上花费近2万亿美元。

华盛顿应该在儿童看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个原因是儿童早期看护和教育带来的好处巨大——并且随着时间慢慢推移逐步积累——因而唯一能够获得这一积极影响的大机构便是联邦政府了。2015年,经济顾问委员会写道,在幼儿教育上每支出1美元,就能带来约8.6美元的社会收益,“其中约有一半来源于他们长大后收入的增长。”同样,哈佛大学在2019年对数十项美国政策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健康和教育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为史上最高。

对政府出资的托儿所主要存在两种批评的声音。文化上的批判是,通过插手其中扮演父母的角色,联邦政府也将会削弱父母及其子女的纽带。要反驳这一点很容易:美国的儿童已经受到看护不足的影响。美国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成绩落差在幼儿园时就已存在。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数十项研究表明,早期幼儿教育能够将黑人和白人小孩在幼儿园的成绩差异缩小一半。

基于政策的批判则是建立一个全国体系来全面看护将近1000万名5岁以下的孩子,从后勤上来讲极为困难。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当地政府如何在一个失业率达到3.5%的经济体中雇佣数以百万计的护理员呢?他们如何生存?“增加移民,”你或许会说,“并且设立在新建的经济适用场所中。”但是,打造一支优质的国家看护队伍需要花费数年,而质量不过关的国家日托所甚至可能比其他选择更糟。

对魁北克努力推广廉价托管所的一份分析报告就显示了令人喜忧掺半的结果。该计划成功地提高了产后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同时又没让纳税人为此掏腰包。但是,与其他省份的加拿大人相比,有资格参加这一项目的加拿大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在自我健康评价和生活满意度上感受到明显不足”。所以,魁北克的托儿所试验“有用”吗?当然,对于父母和财政来说是的。但或许对孩子们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尽管充满挑战,但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支持联邦扩大对托儿所的影响。在儿童身上投入更像是基建而非社会保障。这不仅仅是出于体面而做出的规定或改变,而是一项精明的投资,成本最终会以税收和社会福利的方式获得回报。美国儿童看护高昂费用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濒临破产的父母竟然替联邦政府扛起了承担着美国未来繁荣发展之重任的投资。美国家庭是否能够负担照顾自己孩子的费用?这是个大问题。但还有个更大的问题在:美国能够承担不去照顾他们的后果吗?

本文作者Derek Thompson是《大西洋月刊》特派记者。

(翻译:熊小平)

来源:大西洋月刊

原标题:Why Child Care Is So Ridiculously Expensive

最新更新时间:12/09 13:41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