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城遗址会说话，一定会对我们的大惊小怪嗤之以鼻。毕竟这里从前就曾遭受洗劫。它们喃喃低语，几个世纪来讲述着孕育它们的文化，更讲述着摧毁它们的文化，以及文明自身的不堪一击——就算它栖身坚硬的石头。无论来自神灵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神圣指令，都不足以保护过去。过去是无助的。但遗址——所有遗址——都能将过去从历史里将过去拉回现世。它们将观察者拉离现实，走向神思。

18世纪，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与古文物收藏同好兼政治家詹姆斯·道金斯（James Dawkins）穿越叙利亚沙漠，见证了巴尔米亚的荒芜，在伦敦发表了先锋蚀刻版画“巴尔米拉遗址”（The Ruins of Palmyra）。这座废弃的古城成为人类的努力昙花一现又虚荣浮华的代表。伍德在一篇论文中这样评价：“这是所有城市自然而普遍的命运，记忆比遗址保存得更久。”伍德精美繁复的作品成为不少画作的灵感源泉，狄德罗（Diderot ）就曾在其著作《1767年的沙龙》（Salons of 1767）中写下名句：“遗址在我心中投下巨石。万物自无中来，向无中去，一切终将消逝，只有世界继续，时间永恒。我总能看到周围的事物宣告逝去，使我只能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全盘接受。峰峦拔地而起，森林被夷为平地——与之相比，我短暂的存在渺若微尘。我看到大理石陵墓化作尘埃，我不想死！”

这种情感，我们根据雪莱1818年的十四行诗称之为“奥兹曼迪亚斯情感”（Ozymandias，雪莱写了一首关于他的傲慢与灭亡的诗）。我们或许也可称其为“巴尔米拉情感”，因为雪莱的好友皮考克（Thomas Love Peacock）先于雪莱12年，写下了篇幅更长但不如前者上乘的长诗《巴尔米拉》。“时间将它的帝国伸向古城……”但随着世界渐渐开始关注巴尔米拉遭到的破坏——我是指今天，在我们的注视下——我们必须向一贯的罗曼蒂克主义说不。它催生审美的被动，也会被动地对西方政治太过友好。

野蛮催生的应当远不止诗歌。袖手旁边应该适可而止了。巴尔夏明神庙近日被炸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ISIS不是时间的代理人，而是其粗暴野心的代理人。发生在巴拉米亚的一切是罪行。这种罪行以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为背景，在特定的环境里犯下，出于特定的目的。无从逃离。发生在人类共同遗产之上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更大规模、实实在在的战争的一部分，超越了领土、权力和生命本身的意义。

海涅曾在一部戏剧里警告过，他们会烧毁书籍，最终就会烧毁人类。在巴尔米拉，这个顺序被颠倒了，但是逻辑是一样的。他们从杀人开始。卡勒德·阿萨德（Khaled al-Assad）不仅是巴尔米拉古迹的专家，也是它们的保护者。50年来，作为这个城市古文物的管理者，他主持挖掘和修复工作，为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们研究这里丰富的历史提供支持。2014年春ISIS占领巴尔米拉之前，许多雕像和小件物品都被他藏起来免受掠夺。ISIS抓捕了阿萨德并折磨他，试图强迫他说出那些珍宝的位置。他们出于宗教原因痛恨这些物品，却又因为经济需求渴望找到它们。 

然而这位82岁的古文物和艺术史英雄没有向暴徒透露任何信息，去年8月末被公开屠杀。一个戴着面具的侩子手将他斩首。流着鲜血的尸首被悬挂在交通灯下，旁边的海报将他称作“叛徒”，还谴责他参加“异教徒会议”。从任何意义上说，阿萨德都是个善良的穆斯林，也是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支持者。但在这片令人恐惧的土地上，人道意味着叛变，叛变意味着死亡。他为文化理想而不是政治理想殉道。他为文明而死。

在巴尔米拉，全世界目睹了偶像的崩塌

很显然，这些宗教狂热者对巴拉米尔的过去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意识到其破坏行动有多讽刺。当然，他们荒谬的极端主义世界观里根本没有讽刺一词。讽刺意味在于，他们毁掉的这座城市，有着卓越的社会和文化多样性，是他们信仰的一切的对立面。

巴尔米拉在其诞生后的前三个世纪处于全盛期，它用学者的话可以形容为“兼容并包”，我们通常用“多元化”来形容。它是丝绸之路中东区上的一站，坐落于Tadmurean沙漠里的一块绿洲上，这片沙漠是重要的贸易路线。这里残存的建筑和碑铭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城市，受到西至罗马、东至波斯的影响。来自希腊、中亚的影响与亚摩利、阿拉姆、阿拉伯元素融合渗透。在巴尔米拉，人们既能找到希腊的雕塑，也能找到中国的丝绸。

最近的一项研究描述了丰富多样的“巴尔米拉万神殿之神”：Bel、Belti、Nebu、 Nergal,、和Nanai起源于巴比伦；Balshammin和Belhammon似乎来自腓尼基；Ishtar与Atargatis来自阿拉姆；Shadrafa和Elqonera大概来自迦南；此外还包括阿拉伯诸神如Shamash、Allat、Abgal、Manawat及其他神。

这是一块充满多样性的绿洲。人们读到在这里共存的诸神的目录时，会回忆起启蒙运动的观点，反对一神论者排外主义和好斗的个性，坚持对多神论的世界保持容忍。有一个神明，就有了一条道路；有很多个神明，就有了很多的道路。在巴尔米拉，神多，路也多。巴尔米拉的精神就是神权政治家试图消灭的东西。而在西方，我们都或多或少是个彻底的巴尔米拉精神信奉者。

卡勒德·阿萨德残损的躯体被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巴尔米拉“偶像崇拜的导演”。ISIS谋杀他的原因再清楚不过了，和他们所有的谋杀无异。ISIS告诉我们当权力落入某一种宗教信仰者手中的后果。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不是个例。许多宗教思想和行为形式都诅咒着ISIS的暴行，遗憾的是，在这个时代，宗教战争依然无可避免。不合时宜只是用来安慰人的幻觉，道德和科技的进步并没有让这个时代的邪恶减少一些，而宗教暴力正是这些邪恶当中最突出的一项。的确，进步正是激发他们的因素之一。

近些年来，凯伦·阿姆斯特朗 （ Karen Armstrong ）和其他人都为将宗教和暴力分离做了不少努力。坚信上帝站在自己这边的想法有时候会让犯罪变得更容易而不是更难。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犹太教堂思考这些，在这里，我们读到摩西在约旦河边与以色列人作漫长的告别演说——他一再叮嘱，要求他们一进入迦南就立刻摧毁所有的神灵，同时还要摧毁这些神灵所有的追随者。这很神圣，同时令人作呕。

在巴尔米拉，世界见证了偶像的毁灭，正如多年前塔利班在巴米扬毁掉大佛一样。这并不能陶冶什么情操——至少对于信仰自由和多样性的人们而言。对于他们来说，维护偶像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神学信仰，毕竟偶像不过是别人的神灵。为什么要害怕一个虚假的神呢？以色列人为迦南乐土上孩子们的牺牲惊呆了，便开始杀害迦南的孩子。巴尔米拉的灾难令人们想要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世俗化的奇迹。这是一个人造的奇迹，也是宗教所描绘出的最伟大的愿景之一。

未来是否有义务保护过去？这当然是文明的关键内涵。这一内涵里有宗教的构想：一个学识丰富的朋友向我指出，《古兰经》指示其读者思考古城的败落，它将其归咎于人们拒绝承认神。

就连纯粹出于战略利益之时，美国也不再受道义上的支持和援助驱动。但我们之所以保护这些遗址，不仅为保护自己，更是为了保护人道主义；不为神圣的目的，更出于人类的目的。它们是人类不断自我诠释、寻求生命多样性的最好佐证。我们将其修复，当作世界主义者的代表展示出来，表达我们人类对这种精神历久弥新的智慧的尊重与敬仰。我们还用其创造者都不可能理解的意义去感染它。别人看见了真相，我们则看见了美。去珍惜信仰的残留物，甚至为之舍弃生命。

那么保护这些共有遗产是谁的责任呢？是美国吗？不，并不是。美国不是别国文物的保管者、自由的管家、人权的看门人，也不是别国国界的守护者。我们只是自己的看守人，是总统的“遗产”的守护者。对这些意见不同者、难民、奸杀和奴役，对于化学武器的受害者，美国要说的就是“人人为己”。

美国的确做了不少事情。我们为“新叙利亚军队”训练了54名士兵，他们踏上岗位的瞬间就有将近一半的人被杀害或逮捕。我们的国务部经营了350多个Twitter账号，借用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部长的话说，是“对现有内容的聚合、解读和放大”。我们派遣无人机去刺杀恶棍，他们却不乏后继者。总的来说，现在是ISIS的春天。我们未能提供有效的障碍和明显的阻挠。我们严正谴责却缺乏有力的反击。这就是美国放弃对美国力量的信仰和主持正义的责任后，世界呈现出的样子。我们不再是谁的希望？巴尔米拉的废墟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象征。

 

翻译：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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