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在传统的对于战争和军事冲突的观察中，武器和弹药是最重要的元素，但同时也是最简单的元素，它只是将脆弱的生命和残酷的死亡毫无保留地摆放在观察者的面前，带来伤痛、恐惧与同情等多种情感。在针对巴以冲突的故事中，我们已经多次见证了这些图景和情感的爆发，最后留下了许多暂时性和片段性的记忆。

我们很难去相信以色列从不畏惧巴勒斯坦人，尽管不论在军事、政治还是经济的意义上前者都显得无比的强大，但在更为连续、绵延的社会生活中，以色列却一直在探索和实践如何将巴以之间的战争与暴力转化为日常的国家政治，进而将国家政治转化为对于个体和家庭的治理，从而让上述的军事暴力所带来的情感在巴勒斯坦社群中得以延续和永恒，实现一种整体而全面的效果。

战争是一种威慑与惩戒方式，治理同样如此，因此，我一直在尝试追寻巴以冲突的另一条线索，我曾经的巴勒斯坦房东给过我很多启发。在我所居住过的东耶路撒冷房屋正对面一直留存有一片建筑物的废墟，曾经的主人是一户普通的巴勒斯坦人家，多年以前便已搬走，不难想象，屋主一家当时是在怎样一种痛苦的情境中面对自己的房屋被以色列政府强行拆除而被迫离去的。而在社区居住的时间里，我不时地能听说哪里的房屋又在半夜被拆毁，这让我即便在漏水的房间里生活数月仍然感觉到欣慰。

我的房东很爱拿这类房屋拆毁的故事来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口的控制，通过严苛且并不能让巴勒斯坦人感觉到合理的建筑政策“驱逐”在此生活的巴勒斯坦居民，他本人正是过去20多年间直接的受害者，因为违建房屋的指控，饱受罚款与义务劳动的惩罚，甚至不得不残忍地延续到下一代，房屋成了巴勒斯坦人心中永远的痛。

这片废墟的旁边则是一处不断扩建的巴勒斯坦民居，在2001年以前，这栋房屋也遭受过拆毁重建，并且次数多达7次，屋主执拗地拆了又建，建了又拆，但在2001年以后，推动重建的故事却戛然而止。房东的解释是他们接受了为以色列政府充当“好阿拉伯人”（good arab，本地社会中惯称为“间谍”）的角色，作为政府在巴勒斯坦社区中的“眼线”，以此换取安居乐业。

拆除、罚款、劳动与接收“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有关巴以冲突的形貌，它不与武器和弹药有关，但却深刻地表达出战争与冲突所要实现的目标。在2017年发布的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The Israeli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B’ Tselem）的报告数据中，以色列政府采用了众多的政策以限制巴勒斯坦人口的数量和增长，例如限制建筑房屋许可、削减基础设施投入或在巴勒斯坦居住区周边划定国家公园等手段。

当城市空间和建筑治理成为巴以冲突的焦点，那么，巴以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领土问题而是人口问题，进而言之，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如何将暴力和法律强加于人的问题，而是规范事物的问题，通过对规范事物的改变而使人处于一个确定的但又具有可能性的行动框架之内。在巴以冲突的语境下，即通过改变和生产一些建筑物，影响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最终服务于以色列的国家治理结构。

2015年以后，以色列政府进一步更新了有关巴勒斯坦人口治理的建筑学，拆除转变为一种旧的治理技术，而生产成为了新的治理技术核心。在传统的思维中，拆除房屋是不具有生产性的，当然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拆除可以生产出新的心理状态和主体性，例如建筑废墟对巴勒斯坦人心理上的影响。但新的生产技术则真实地将对建筑物进行改造，进而达成更深远的效果。

在东耶路撒冷广阔而拥挤的巴勒斯坦社区内，样式统一、分布杂乱的建筑群很容易让人感到审美疲劳，毫无特点的房屋挤在一起很难从外观上阅读到有意义的信息。也正是在这样的社区内，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外表看似寻常，却与周围房屋大不相同的建筑物，屋内光线幽暗，很难相信有人居住，但建筑物却长时间矗立在社区内。这些房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内部被混凝土所浇灌，一个房间内甚至被灌入了90多吨的水泥。

2014年10月，一位名叫穆塔兹的巴勒斯坦袭击者枪杀了一名犹太教拉比，随后穆塔兹在逮捕他的过程中被枪杀。这起事件并不特殊，但在穆塔兹死后7个月，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决了一项集体惩罚措施——浇灌房屋，以此作为惩罚巴勒斯坦反叛者的策略。不久后，穆塔兹哥哥的房屋被水泥浇灌，建筑物内被密封，一家人开始无家可归的生活。

从2015年1月到2017年3月，共有7起混凝土浇灌的惩罚案例被通过，作为惩罚谋杀者的手段，总计8栋房屋被浇灌，面积近1000平方米，其中有4起案件被浇灌的房屋屋主不是谋杀嫌犯本人，而是其亲友。毫无疑问，浇灌房屋成为惩罚巴勒斯坦人的重要武器，并在治理上实现了拆除房屋所不具有的生产性意义。

在巴以冲突中，混凝土是一种不亚于枪炮的武器，例如在前线和巴勒斯坦社区出入口处安设的混凝土路障，在巴勒斯坦地区广泛修建的道路、定居点和隔离墙以及上文提到的对混凝土民用建筑的拆除。这一套基于混凝土的政治将整个巴勒斯坦空间整体地放置于以色列的军事目的之下，深刻地改变着这一空间内的自然属性和建筑属性。但这些手段可能都不能比拟浇灌房屋所带来的效果。

拆除在惩罚中代表的是直接而全面的报复，通过暴力手段抹杀一个人或人群的生存空间和社会记忆，在古式社会的竞争中，征服者对异教徒的惩戒都与拆除的技艺相联系，例如耶路撒冷圣殿山数次的推动重建，新的建筑物在旧的建筑物废墟上建起，旧的建筑物只留下空白的情节。

但浇灌则不同，它是一种密封的策略，意味着不以占有空间为目标，而是对时间的封存，其表现方式是空间政治的，但却指向了时间政治，将建筑物以及与之相关的记忆阻塞、中断和冻结。

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卧室、厨房和客厅被水泥浇筑的景象，水泥如洪水一般淹没了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炉灶、床褥、玩具……被浇灌前的家庭生活画面在某一刻被定格，最终在记忆中造成不可逆的效果。这些很可能不属于肇事者的房屋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停留在社区之内，并在下一个时空中作为某种纪念。

必须承认，以色列的做法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规定，严重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人权，但在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围绕空间的研究中，这样一种纪念碑式的空间物化却带来了得以逃脱时间的永恒性。

我从没有和巴勒斯坦朋友聊起过这些石化的房屋，他们也从不会提起，可能它们远比拆除要引致更多的伤痛、恐惧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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