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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经济机遇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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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经济机遇何在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看来,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来自于乡村振兴。

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在年会上发言。 于伟力 摄 

文|法治周末记者 于伟力

责编|马蓉蓉

在即将过去的2019年,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经济转型取得进展,在高新技术、居民收入、市场消费等方面亮点频现。但是,从庙堂之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到街头巷尾谈论中美贸易摩擦下的华为突围,2019年,既是惊心动魄与喜报频传的一年,也是经济危与机并存的一年。

12月20日,主题为“全球分化 中国对策”的2019财经头条全球经济学家年会召开。十多位深耕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和行业学者们,就当前全球经济大势、国内经济发展,及企业投资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全球化VS逆全球化,国际趋势变与不变 

2019年,全球经济普遍低迷。当前,全球化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对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指出,当前,全球形势中充满了各种不断变化的因素,有积极、消极的,也有充满不确定性的,交织形成错综复杂的、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在龙永图看来,关注逆全球化和支持全球化两种力量的博弈对全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很有价值。

从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在过去40多年里充分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如今,这些要素是否还在?“目前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崛起是整个全球形势中最积极、最重要的变化。”龙永图认为,欢迎和反对中国崛起的两种力量今后还会长期博弈,这将对中国乃至全球都会带来深刻影响。

纵观全球,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头条首席经济学家徐洪才也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的中心正走向亚洲,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机遇。

与此同时,龙永图还认为,更应该看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不仅是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更重要还有一些客观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比如,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原国家财政部国际司司长祝宪同样提出,全球化从根本上是由市场经济力量和科技发展所驱动的全球优化配置和产业链形成的过程。虽然总会有波折,但是进一步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此外,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表示,中国经济的国际化,一个必然选择是实现新的地区生产网络的布局,而这与全球供应链调整有密切关系。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全球供应链已经加快调整了。

除了中美贸易摩擦,当前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还存在明显表征。

“随着美国降息,全球掀起了降息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将近17万亿美元的负利率债券。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之矛已经没了,必然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无序,资本流入汇率剧烈波动。”不过,徐洪才说,“尽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专家一致预期明年会有温和的反弹趋势。”

对于全球经济的未来形势,在场的专家一致观点仍是充满不确定性。不过,在全球化的讨论中,逆全球化是否会造成直接负面因素还有待观察。

如何确保中国经济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或更长时间稳中向好地发展?赵晋平表示,必须要企业和政府双向发力,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

赵晋平认为,正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看到的那样,新的贸易模式形成恰恰是贸易顺差或者出口进行国别的转移。但内部供应链调整把中国推到台上,新的贸易模式形成,为中国构建新的区域网络、走区域国际化之路提供了重要基础,而贸易保护主义则大大提前和加快了这一进程。

赵晋平进一步提出,全球投资布局一定不是全产业链的转移。过度集中和过快增长也伴随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是企业选择国际化之路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主导产业链和区域网络发展的根源在于创新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和关键举措。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企业要积极“引进来”,毕竟提升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开放;另一方面,企业要充分利用海外创新的资源和条件,积极“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增速升与降,经济下行压力与希望 

近年来,经济新常态已成为共识,国内经济实际增长率从2011年10%的水平一直降低到了目前的6%左右。而最近,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保6之争”,多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就该不该保“6”展开了一场论战。未来国内经济是否延续下行态势,还是会反弹,还需进一步观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过去40年,中央全会提出的发展目标全部提前大幅度超额实现。这两年6%的实际增长速度会否成一个问题?著名人文观察家、资深媒体人秦朔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很多人都说经济下行,其实这个词本身很不准确,因为中国经济每年规模都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从原来接近两位数下了一个台阶,中国经济本身不存在下行问题。”

徐洪才也表示,明年实现6%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没有问题,但在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达到世界银行所设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人均1.3万美元左右),挑战会很大。

“在经济增长目标调低后,地方的经济增长目标也相应调低,这也意味着,我们过去定的目标,是实际增长的下限。我们的经济是有波动的,但每年实际GDP目标却充分接近我们的目标。”复旦大学经济学家院长张军说。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正不断强调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供给侧改革。那么,当前这场经济增速之争的焦点在哪儿?

对此,久颂山河基金公司董事长管金生提出,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而且基本上已达阶段底部的区间,因此,拥有核心技术的制造业要保持平稳,市场消费也要保持平稳,结构调整更要平稳,特别是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调整要保持稳中向好的大趋势。

祝宪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但未来进一步缩小的难度可能更大。为缩小这方面的差距,亟需更大程度地推动公平竞争,使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因素。”

当然,考量经济增速也需要进一步思考。自十八大后,我国逐步践行新发展理念,那么,目前的突破点在哪儿?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认为,要对以往实施的政策进行反思,供给侧改革政策表现正确,但去产能更多偏向于民营企业,导致上游价格居高不下。未来财政政策空间比货币政策的空间要大,专项债的力度也可以更大。

祝宪赞同上述观点,并补充道:“我国在打破软预算约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鼓励良性竞争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目前,无条件兜底、财政买单、不接受市场约束、契约精神缺失等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在一些地方政府中仍然存在。” 

投资生与死,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产业转型、国企改革3.0、互联网经济弯道超车等话题不断升温。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准确判断是把握时机的前提条件。

“虽然各国经济增长都放慢了速度,但总体来说,中国企业家20年来所创造的财富,是世界历史上从未见到的。”《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润在会上指出,“中国制造业、房地产、IT和金融四大行业的企业家,占据了百富榜单的60%,其中,房地产和制造业排在前两位。”

对于目前市场需求是否还存在空间、企业投资机遇又在何处的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今年我国市场消费和服务总额有可能超过美国,但我们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65.4%。这说明,我们经济宏观效益比美国好,市场是最大的资源,因此,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全球意义的大事。”

不过,郑新立也提到风险和挑战仍在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主要问题。“我国居民目前消费增速,正处于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的升级过程中,但客观而言,教育、医疗、文化等消费仍满足不了需求,因此,我国扩大消费还有很大空间。”

在郑新立看来,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来自于乡村振兴。徐洪才对此表示认同,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一大机遇就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融合发展。过去的“热岛效应”把农村有效资源吸干了,未来要形成回流机制,推动农业的现代化,摆脱小农经济、过度依赖补贴模式,从而局部解放6亿农民,带动消费投资进一步扩大。

此外,会上诸多专家认为增长点还有很多。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经理杨德龙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未来10年是中国股市的黄金10年,当前只是牛市初期,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赚钱效应,还没有大量人进入股市通过资本市场增值。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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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经济机遇何在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看来,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来自于乡村振兴。

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在年会上发言。 于伟力 摄 

文|法治周末记者 于伟力

责编|马蓉蓉

在即将过去的2019年,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经济转型取得进展,在高新技术、居民收入、市场消费等方面亮点频现。但是,从庙堂之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到街头巷尾谈论中美贸易摩擦下的华为突围,2019年,既是惊心动魄与喜报频传的一年,也是经济危与机并存的一年。

12月20日,主题为“全球分化 中国对策”的2019财经头条全球经济学家年会召开。十多位深耕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和行业学者们,就当前全球经济大势、国内经济发展,及企业投资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全球化VS逆全球化,国际趋势变与不变 

2019年,全球经济普遍低迷。当前,全球化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对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指出,当前,全球形势中充满了各种不断变化的因素,有积极、消极的,也有充满不确定性的,交织形成错综复杂的、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在龙永图看来,关注逆全球化和支持全球化两种力量的博弈对全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很有价值。

从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在过去40多年里充分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如今,这些要素是否还在?“目前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崛起是整个全球形势中最积极、最重要的变化。”龙永图认为,欢迎和反对中国崛起的两种力量今后还会长期博弈,这将对中国乃至全球都会带来深刻影响。

纵观全球,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头条首席经济学家徐洪才也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的中心正走向亚洲,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机遇。

与此同时,龙永图还认为,更应该看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不仅是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更重要还有一些客观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比如,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原国家财政部国际司司长祝宪同样提出,全球化从根本上是由市场经济力量和科技发展所驱动的全球优化配置和产业链形成的过程。虽然总会有波折,但是进一步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此外,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表示,中国经济的国际化,一个必然选择是实现新的地区生产网络的布局,而这与全球供应链调整有密切关系。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全球供应链已经加快调整了。

除了中美贸易摩擦,当前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还存在明显表征。

“随着美国降息,全球掀起了降息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将近17万亿美元的负利率债券。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之矛已经没了,必然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无序,资本流入汇率剧烈波动。”不过,徐洪才说,“尽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专家一致预期明年会有温和的反弹趋势。”

对于全球经济的未来形势,在场的专家一致观点仍是充满不确定性。不过,在全球化的讨论中,逆全球化是否会造成直接负面因素还有待观察。

如何确保中国经济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或更长时间稳中向好地发展?赵晋平表示,必须要企业和政府双向发力,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

赵晋平认为,正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看到的那样,新的贸易模式形成恰恰是贸易顺差或者出口进行国别的转移。但内部供应链调整把中国推到台上,新的贸易模式形成,为中国构建新的区域网络、走区域国际化之路提供了重要基础,而贸易保护主义则大大提前和加快了这一进程。

赵晋平进一步提出,全球投资布局一定不是全产业链的转移。过度集中和过快增长也伴随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是企业选择国际化之路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主导产业链和区域网络发展的根源在于创新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和关键举措。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企业要积极“引进来”,毕竟提升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开放;另一方面,企业要充分利用海外创新的资源和条件,积极“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增速升与降,经济下行压力与希望 

近年来,经济新常态已成为共识,国内经济实际增长率从2011年10%的水平一直降低到了目前的6%左右。而最近,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保6之争”,多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就该不该保“6”展开了一场论战。未来国内经济是否延续下行态势,还是会反弹,还需进一步观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过去40年,中央全会提出的发展目标全部提前大幅度超额实现。这两年6%的实际增长速度会否成一个问题?著名人文观察家、资深媒体人秦朔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很多人都说经济下行,其实这个词本身很不准确,因为中国经济每年规模都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从原来接近两位数下了一个台阶,中国经济本身不存在下行问题。”

徐洪才也表示,明年实现6%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没有问题,但在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达到世界银行所设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人均1.3万美元左右),挑战会很大。

“在经济增长目标调低后,地方的经济增长目标也相应调低,这也意味着,我们过去定的目标,是实际增长的下限。我们的经济是有波动的,但每年实际GDP目标却充分接近我们的目标。”复旦大学经济学家院长张军说。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正不断强调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供给侧改革。那么,当前这场经济增速之争的焦点在哪儿?

对此,久颂山河基金公司董事长管金生提出,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而且基本上已达阶段底部的区间,因此,拥有核心技术的制造业要保持平稳,市场消费也要保持平稳,结构调整更要平稳,特别是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调整要保持稳中向好的大趋势。

祝宪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但未来进一步缩小的难度可能更大。为缩小这方面的差距,亟需更大程度地推动公平竞争,使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因素。”

当然,考量经济增速也需要进一步思考。自十八大后,我国逐步践行新发展理念,那么,目前的突破点在哪儿?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认为,要对以往实施的政策进行反思,供给侧改革政策表现正确,但去产能更多偏向于民营企业,导致上游价格居高不下。未来财政政策空间比货币政策的空间要大,专项债的力度也可以更大。

祝宪赞同上述观点,并补充道:“我国在打破软预算约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鼓励良性竞争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目前,无条件兜底、财政买单、不接受市场约束、契约精神缺失等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在一些地方政府中仍然存在。” 

投资生与死,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产业转型、国企改革3.0、互联网经济弯道超车等话题不断升温。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准确判断是把握时机的前提条件。

“虽然各国经济增长都放慢了速度,但总体来说,中国企业家20年来所创造的财富,是世界历史上从未见到的。”《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润在会上指出,“中国制造业、房地产、IT和金融四大行业的企业家,占据了百富榜单的60%,其中,房地产和制造业排在前两位。”

对于目前市场需求是否还存在空间、企业投资机遇又在何处的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今年我国市场消费和服务总额有可能超过美国,但我们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65.4%。这说明,我们经济宏观效益比美国好,市场是最大的资源,因此,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全球意义的大事。”

不过,郑新立也提到风险和挑战仍在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主要问题。“我国居民目前消费增速,正处于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的升级过程中,但客观而言,教育、医疗、文化等消费仍满足不了需求,因此,我国扩大消费还有很大空间。”

在郑新立看来,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来自于乡村振兴。徐洪才对此表示认同,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一大机遇就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融合发展。过去的“热岛效应”把农村有效资源吸干了,未来要形成回流机制,推动农业的现代化,摆脱小农经济、过度依赖补贴模式,从而局部解放6亿农民,带动消费投资进一步扩大。

此外,会上诸多专家认为增长点还有很多。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经理杨德龙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未来10年是中国股市的黄金10年,当前只是牛市初期,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赚钱效应,还没有大量人进入股市通过资本市场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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