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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笺里的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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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笺里的止庵

“我一向觉得好文章都是非正统和不规矩的,所以,于尺牍、日记、札记、题跋特别留意,似乎比专门写的文章更有意思些呢。”

■《远书》

作者:止庵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文|路来森

责编|马蓉蓉

《远书》是止庵的一部书信集。2019年8月,山东画报出版社进行了再版,在增订后记中,止庵写道:“此番重编,撤去插图,删掉若干意思不大的,又增添了一些后来写的,旧版偶有脱文,亦据原稿补足。”

通读全书,读者就会发现,新版本实在是比十年前的初版本,增添了不少内容。笔者不想评价止庵书信的具体内容,只想从止庵书信中去了解作者的某些方面。诸如,止庵的思想、写作观等。 

“思想的价值在思想本身” 

先来看止庵的思想:包括止庵对思想本身的认识和止庵的思想。

2003年12月7日,在“致谷林”的一封信中,止庵引用了自己《思想、思想者和行为者》一文中的话:“思想者的贡献仅仅在于思想。思想为思想者所贡献之后,就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成为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为该思想者所独有。思想是否为思想者所实践,仅仅对思想者有意义,对思想则没有意义,思想的对象是整个人类。”

这段话,颇有些绕口令之感,但意思是明确的,重点在强调思想的独立性。若然再用止庵自己的一句话说,就是:“思想的价值在思想本身。”基于此,一向尊崇周作人的止庵,对周氏之“道义之事功化”的思想却颇有异议。他在2002年3月1日“致季惟斋”的信中,这样写道:“鄙意素以思想具有独立价值,无须诉诸现实,故尔,并不赞同‘道义之事功化’。”

不难看出,止庵强调思想的独立性,却无视思想对生活或社会的现实指导意义。而周氏之“道义之事功化”,恰恰是在强调“道义”要通过“事功”表现出来,而不能空讲“道义”。以之类推,任何“思想”都应如此,也理应如此,即追求、实现思想的现实意义。否则,如果失去了对现实意义的追求,思想就难免陷入虚无,也就失去了思想的意义——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对于整个人类亦是如此。 

“希望是儒” 

止庵于多封信中谈及自己的思想,大多比较零碎。唯2008年8月26日“致李世骥”一信,表述相对集中。其文曰:“自忖骨子里近法,希望是儒,平日行事则似道,只有‘希望’涉及思想,其余只是性格或处世态度也。”

“只有‘希望’涉及思想”,实则是肯定自己的思想主体还是儒家,然后才是混杂着“法”“道”等成分,而且这些成分,多是体现在性格或处世态度上。

那么,“法”指的是什么呢?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自己其实多有‘法家气’,批评不免苛刻。”看来,主要是体现在他的“批评”上。不妨例举一例,2000年11月22日,止庵在给黄福群的信中写道:“若依我的看法,五十年来中国文坛,‘才尽’者固有之(譬如今日之张中行、季羡林两氏),更多的怕是压根儿没有才,而自以为有才……譬如诗歌界曾经颇为有名之李季、阮章竞、严辰等根本不曾明白过诗为何物,连诗的门儿在哪儿都没有找着呢,如何谈得上‘才尽’,真是高抬此诸位了。若郭小川、贺敬之好像有才,别人亦以为他们有才,实则都是假的。”

此等批评,可谓不留情面矣。再结合书信中,他对舒芜、余秋雨、季羡林、何满子等人的评价,就更见得其“法家”气了。

至于,“道”呢?更大的指向,应该是止庵的一种处世的人生态度吧。

2005年8月2日“致江慎”一信中,止庵写道:“我只想安安静静读点书,不愿找事,更不愿意事儿无端来找我。”不惹事,不被人惹,过一种逍遥自在的读书生活,这可以看作是止庵“道”家气的基本表现。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生活的自由,思想的自由。 

“好文章都是不规矩的” 

止庵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评价周作人:“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一个文化批判者。”这很有些夫子自道的味道。

止庵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观。

止庵写文章,特别强调思想性,注重问题意识,凸显独特性。在2001年9月8日“致李大星”的信件中,他写道:“关于文章,我的习惯是一篇之中,至少真正解决一个问题,所谓道他人所未道也”“总而言之,有随笔之态度,有论文之分量,最是理想”。2002年10月4日,在致黄福群的信中,又用类似的语言,重复强调了这一点,足见对其重视。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文章表达上,他追求“理趣”胜过“情趣”,反对一味地“写景抒情”,片面追求“文采”。在止庵看来:文采“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对内容空虚的掩饰”。在文章风格上,止庵喜欢的则是“干净”“老辣”,而这两者,不仅关乎语言,更关乎思想。

从文章体裁来看,止庵一向是反“传统”、反“规范”的,他更喜欢一些表现作者“真性情、真思想”的文章。1996年3月5日“致谷林”一信中,他写道:“我一向觉得好文章都是非正统和不规矩的,所以,于尺牍、日记、札记、题跋特别留意,似乎比专门写的文章更有意思些呢。”

当然,止庵《远书》所表现的内容,远非止于此。笔者只是撮其大而论之,以期能窥斑知豹。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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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笺里的止庵

“我一向觉得好文章都是非正统和不规矩的,所以,于尺牍、日记、札记、题跋特别留意,似乎比专门写的文章更有意思些呢。”

■《远书》

作者:止庵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文|路来森

责编|马蓉蓉

《远书》是止庵的一部书信集。2019年8月,山东画报出版社进行了再版,在增订后记中,止庵写道:“此番重编,撤去插图,删掉若干意思不大的,又增添了一些后来写的,旧版偶有脱文,亦据原稿补足。”

通读全书,读者就会发现,新版本实在是比十年前的初版本,增添了不少内容。笔者不想评价止庵书信的具体内容,只想从止庵书信中去了解作者的某些方面。诸如,止庵的思想、写作观等。 

“思想的价值在思想本身” 

先来看止庵的思想:包括止庵对思想本身的认识和止庵的思想。

2003年12月7日,在“致谷林”的一封信中,止庵引用了自己《思想、思想者和行为者》一文中的话:“思想者的贡献仅仅在于思想。思想为思想者所贡献之后,就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成为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为该思想者所独有。思想是否为思想者所实践,仅仅对思想者有意义,对思想则没有意义,思想的对象是整个人类。”

这段话,颇有些绕口令之感,但意思是明确的,重点在强调思想的独立性。若然再用止庵自己的一句话说,就是:“思想的价值在思想本身。”基于此,一向尊崇周作人的止庵,对周氏之“道义之事功化”的思想却颇有异议。他在2002年3月1日“致季惟斋”的信中,这样写道:“鄙意素以思想具有独立价值,无须诉诸现实,故尔,并不赞同‘道义之事功化’。”

不难看出,止庵强调思想的独立性,却无视思想对生活或社会的现实指导意义。而周氏之“道义之事功化”,恰恰是在强调“道义”要通过“事功”表现出来,而不能空讲“道义”。以之类推,任何“思想”都应如此,也理应如此,即追求、实现思想的现实意义。否则,如果失去了对现实意义的追求,思想就难免陷入虚无,也就失去了思想的意义——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对于整个人类亦是如此。 

“希望是儒” 

止庵于多封信中谈及自己的思想,大多比较零碎。唯2008年8月26日“致李世骥”一信,表述相对集中。其文曰:“自忖骨子里近法,希望是儒,平日行事则似道,只有‘希望’涉及思想,其余只是性格或处世态度也。”

“只有‘希望’涉及思想”,实则是肯定自己的思想主体还是儒家,然后才是混杂着“法”“道”等成分,而且这些成分,多是体现在性格或处世态度上。

那么,“法”指的是什么呢?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自己其实多有‘法家气’,批评不免苛刻。”看来,主要是体现在他的“批评”上。不妨例举一例,2000年11月22日,止庵在给黄福群的信中写道:“若依我的看法,五十年来中国文坛,‘才尽’者固有之(譬如今日之张中行、季羡林两氏),更多的怕是压根儿没有才,而自以为有才……譬如诗歌界曾经颇为有名之李季、阮章竞、严辰等根本不曾明白过诗为何物,连诗的门儿在哪儿都没有找着呢,如何谈得上‘才尽’,真是高抬此诸位了。若郭小川、贺敬之好像有才,别人亦以为他们有才,实则都是假的。”

此等批评,可谓不留情面矣。再结合书信中,他对舒芜、余秋雨、季羡林、何满子等人的评价,就更见得其“法家”气了。

至于,“道”呢?更大的指向,应该是止庵的一种处世的人生态度吧。

2005年8月2日“致江慎”一信中,止庵写道:“我只想安安静静读点书,不愿找事,更不愿意事儿无端来找我。”不惹事,不被人惹,过一种逍遥自在的读书生活,这可以看作是止庵“道”家气的基本表现。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生活的自由,思想的自由。 

“好文章都是不规矩的” 

止庵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评价周作人:“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一个文化批判者。”这很有些夫子自道的味道。

止庵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观。

止庵写文章,特别强调思想性,注重问题意识,凸显独特性。在2001年9月8日“致李大星”的信件中,他写道:“关于文章,我的习惯是一篇之中,至少真正解决一个问题,所谓道他人所未道也”“总而言之,有随笔之态度,有论文之分量,最是理想”。2002年10月4日,在致黄福群的信中,又用类似的语言,重复强调了这一点,足见对其重视。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文章表达上,他追求“理趣”胜过“情趣”,反对一味地“写景抒情”,片面追求“文采”。在止庵看来:文采“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对内容空虚的掩饰”。在文章风格上,止庵喜欢的则是“干净”“老辣”,而这两者,不仅关乎语言,更关乎思想。

从文章体裁来看,止庵一向是反“传统”、反“规范”的,他更喜欢一些表现作者“真性情、真思想”的文章。1996年3月5日“致谷林”一信中,他写道:“我一向觉得好文章都是非正统和不规矩的,所以,于尺牍、日记、札记、题跋特别留意,似乎比专门写的文章更有意思些呢。”

当然,止庵《远书》所表现的内容,远非止于此。笔者只是撮其大而论之,以期能窥斑知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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