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青春就是用来忧伤的，但对于全球千禧一代（生于1985-2000年间）来说，他们的忧伤可能更为真实而深刻。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落差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秩序重构，将他们的青春乃至整个生命历程重构。他们的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程度、他们对家庭、国家和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哪些改变？又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我们试图通过一系列看似碎片化的故事，拼凑出一幅全球千禧一代的心灵地图，并将持续关注他们的成长和改变。大震荡时代，没有人能够逃离；大变革时代，一切故事皆有缘由。
特约撰稿人 | 张文倩
编辑 | 王磬 崔宇
今年秋天，当世界各地的大学正忙着迎接新生的时候，匈牙利却有一所大学——像运送难民一般——将几百名师生从布达佩斯运往维也纳。
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以下简称CEU），这所由匈牙利裔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于1991年创立的学校，正在遭遇母国的驱逐。过去30年中，它曾被视为东欧民主转型的产物；近两年，它却成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右翼政权下最受世界瞩目的受害者。
2017-2019年期间，我在CEU攻读比较历史学的硕士，正好见证了这所学校命运多舛的两年：2017年4月，欧尔班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法修订案取消了CEU在匈牙利的办学资格。CEU校董会被迫寻找新校区，最终决定在2019年秋天搬往维也纳，布达佩斯校区也将于2020年起停止招生。
CEU离开了，但它的许多学生还没走，我的学弟、匈牙利青年卡尔便是其中一个。作为过渡期，布达佩斯校区还有一些课程在运作，直到2018届学生毕业。
“我还挺后悔没去维也纳的。”卡尔以一贯的俏皮语气告诉我，“想想看，在去艺术史博物馆的路上，我还可以吃一顿正宗的Wiener Frühstück（维也纳式早餐）——如果奥匈帝国的存在有意义，这是唯一的证明。”真是典型的匈牙利人作风，一提到维也纳就忍不住要黑奥匈帝国几句。不过，卡尔的朋友们都清楚，他选择留下，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作为一名“90后”，卡尔是民主转型后的第一代匈牙利青年。比父辈们幸运，他生来就从未有一堵墙阻挡他去探索世界，整个欧陆都在向他敞开大门。然而，正值花样年华的他却如同被困在阴雨绵绵的寒秋，举步维艰。
国际社会对“欧尔班驱逐索罗斯大学”的关注点，大多都集中在了“学术自由”、“多元文化”、“移民/难民”等问题。但从卡尔和他的同龄人故事中，我看到聚光灯背后，东欧转型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正面临着更深远的困境。
被祖国误解的年轻人
卡尔跟其他匈牙利学生一样，看起来拘谨、内敛、行色匆匆，不太容易亲近。直到有一天，他发来一条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一起喝咖啡吗？我想向你请教些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尤其是鲁迅、茅盾、丁玲的作品。”
原来，这也是个误入历史系的文学青年。随着交流的加深，我发现，我读过的匈牙利文学大多以冷战历史为题材，并不足以帮助我理解当今匈牙利社会所承受的民主转型幻灭后的“精神分裂”。
有一次，我们同时逃离历史系期末派对。我解释说各国人扎堆社交，感觉我自己的存在很边缘。他回应道：“我理解，我在这里也是个少数派（I am also the minority here）”。
当时我就被逗乐了，难道是CEU的国际学生太多，以致一个匈牙利人都感觉自己是“弱势群体”？他解释说，这句话是历史系主任在开学典礼上说的，意指在民粹主义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祖国也会成为边缘人。
“作为本地人，在CEU里没什么身份特殊性，如果有的话，也不是在校园内，反倒是在校园外。”卡尔告诉我，因为就读于CEU，他是自己匈牙利同胞眼中的异类，“索罗斯大学”是他的首要身份标签。很多人会戏称他为“索罗斯的间谍”，这让他哭笑不得。他的亲戚甚至问过他：“你怎么能让自己被洗脑呢？”
1991年，索罗斯创立CEU的初衷，是在前共产主义的废墟上，创造一个以西方教学模式为基础、又具有独特中东欧视野的科研机构，重新团结欧洲东部这片多民族、多冲突之地的知识分子，为世界培养信仰开放社会、具有批判能力的精英。CEU每年从全球50多个国家地区招收学生，背景各异、文化多元的学生，犹如一个个活的史料库，又有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热情，让这里的学术氛围异常活泼自由。
但在本地人眼中，30年过去，CEU仍是异类。在卡尔看来，主要是由于CEU的办学宗旨在于培养精英，与当地社会的实际联结有限。比如，官网以英语为主，却缺乏匈牙利语的内容，加深了与普通人的隔阂。
不过，即使在匈牙利学术圈，CEU也显得格格不入。卡尔指出，CEU尽管身在匈牙利，本质上却仍是一所“美国大学”。CEU的OSA档案馆（The Open Society Archives）是中欧冷战研究的重要史料库，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研究者，为它赢得了学术影响力。但是，“美式教育与欧洲有很大差异。以哲学系为例，CEU的强项是英美哲学，而匈牙利的主流是大陆哲学。”卡尔坦诚地表示。
两三年之前，卡尔并没料到，自己有一天会就读这所备受争议的“外国学校”。他原本是匈牙利第一学府罗兰大学（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的文学院尖子生，由于一篇关于苏联小说的论文，他被学校组织的某个学术会议拒之门外。做出这一决定的负责人并不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方面的专家，这让卡尔费解，他坚称，这篇论文里没有任何“革命”言论。争执、举报均无解后，他放弃了在这座匈牙利人文学科最高学府继续读硕士的机会。
做了一年“毫无意义的”全职工作后，他想回归校园，人文社科在世界排名前列的CEU便成为罗兰大学之外的第二选择。CEU的美国背景，也有利于这些想要继续深造的学子在将来申请欧美的博士项目。除此之外，对卡尔这样经济不宽裕的学生来说，索罗斯基金会丰厚的奖学金也拥有极大的吸引力。
柏林墙倒塌30年后，匈牙利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卡尔这样出身普通的大学生享受“欧洲式”的体面生活。卡尔的父母都出身农村，在布达佩斯成家并育有四个孩子。他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个家是幢宿舍楼，一个家庭只有一个房间，里面再用帘子分出隔间来，厕所和浴室则是几个家庭共用。直到父亲在一家通讯技术公司谋得职位并分得住房，他们才搬走。
从2013年读大学开始，卡尔的家庭便不再有能力给他经济支持，匈牙利高校的助学金体系也不能覆盖布达佩斯的所有开销。“在罗兰大学，我拿的是优秀学生所能获得的最高额度助学金，大约每月200欧（约1500元人民币），相当于全职工作月薪的一半，这已经是很多学生的梦想了，但仍不够支付我的房租和生活费。”卡尔表示。
半工半读是大部分匈牙利大学生不得已的选择。从卡尔的亲身经历和他对周围朋友的观察来看，学生兼职的方式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打黑工，没有法律文件的允许或保障，从当家教到做翻译，甚至从论文代笔到做性工作者，都很普遍。另一种是有合同的工作，一般需要经由学生团体介绍到各企业。卡尔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时薪仅为375福林（约9元人民币）。
从2014年起，卡尔每周至少做20小时的课余兼职，他在国家海关税务部门打过工，为布达佩斯大学的学生修改过博士论文，到歌剧爱好者的天堂——埃克尔剧院（Erkel Theatre）做过检票员，还给国家科学院翻译过德文书信。目前，他在一家旅游网站做编辑，为国内外游客推送巴拉顿湖的文娱活动指南。卡尔不讳言，“做这些纯粹是为了赚钱”、“看不到其中有任何意义”。
在2019年，CEU的撤离还不是最让卡尔烦恼的事。
这个夏天，他忽然发现自己租不起布达佩斯城内的公寓了。2019年9月，布达佩斯公寓的平均租金约为160,000福林（约3800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了7%。半年前，卡尔曾自豪地告诉我，在某个黄金地段，他意外租到了一个40,000福林/月（约950元人民币）的房间。但如今，他不得不搬到乡下和父亲一起住。由于交通很不便，他周一至周五每天出门都随身携带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轮流到不同的朋友家里借宿，直到周末才回家。
当我给卡尔发采访邀请时，他正在参加一个名为“这座城市属于所有人”（A Város Mindenkié）的团体组织的集会，要求政府重视收入跟不上房租上涨的问题。
在欧尔班时代反思历史与现实
卡尔很少和家人聊政治。在他看来，家人多是欧尔班的支持者，是经历过压抑的冷战时期，又饱受对新自由主义幻灭感的一代人。
共产主义时期，卡尔的父母都曾赴苏联，接受难得的大学教育。他们在拉脱维亚的里加相遇，当时他父亲的专业是无线电技术，母亲则学习俄罗斯语文学。
30年前，欧尔班在反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青年领袖登上政治舞台，卡尔的母亲是“波罗的海之路”历史时刻的参与者，还教他唱过拉脱维亚当时流传的歌（编者注：“波罗的海之路”是发生在1989年的一场大规模和平示威，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脱离苏联）。后来，欧尔班成了国家总理，他领导的青民盟政党在对抗欧盟经济和移民政策时，沿用了反对苏联经济文化压迫的那套话语。
现在，母亲则是家人之中为数不多对欧尔班不再有好感的人。她参与了反对党的抗议游行，阅读自由主义杂志《Élet és Irodalom》（生活与文学）上对政府的批评文章。不过卡尔说，她没有参政的兴趣，最多算个低声呢喃的自由主义者。
相比之下，出身中下层天主教家庭的卡尔父亲更能代表匈牙利普通大众。这一群体正是欧尔班拉拢的主要目标。从2010年开始，欧尔班就一直强调塑造一个“基督徒的中产阶级”对于匈牙利的重要性。
卡尔十分理解，父亲这一辈人为什么会成为欧尔班的拥护者。从2001年起，父亲贷款盖房，却在2009年遇上金融危机，分期还款额飞涨。这时欧尔班做了一些重振经济、改善民生的成功决策，例如降低公用事业成本。现在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缺失，欧尔班又推出“家庭住房补贴政策”（Családi Otthonteremtési Kedvezmény），为生了三四个孩子的家庭缓解经济压力和改善住房问题，而多生多育恰恰符合传统宗教观念。
1989年后的匈牙利，经历了民主化转型却未能与西欧强国平起平坐，又开始面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的重重陷阱。对此，欧尔班及其支持者的回应是：回归匈牙利自身、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保护本国的利益，反对移民。而与之相对的另一种社会反应，则是重新思考匈牙利的共产主义历史。
生于1990年代的卡尔还记得，历史课本对前共产主义政权持否定态度——这也是1989年之后的长期共识。对那段历史，卡尔的同代人并没有多少概念，只有些啼笑皆非的家族轶闻流传下来：“我的一个曾祖父是共产党的地方领导，在1956年事件中，他差点被吊死。他未来的女婿却因为参加了这场反对共产党的革命，逃到奥地利躲了几个月。”（编者注：“1956事件”是发生在1956年10-11月的一场学生运动，起因是匈牙利民众对匈牙利政府表达不满，最终导致苏联入侵）
近些年，欧尔班政府动作频频，有意要把这段从未经过严肃讨论的共产主义历史抹去：匈牙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在布达佩斯的档案馆被关闭，其手稿资料均被没收；1956事件后牺牲的匈牙利前总理伊姆雷·纳吉（Imre Nagy）那座凝视着国会大厦的纪念雕像也被悄悄迁走（编者注：伊姆雷·纳吉在1956事件后被苏联秘密处决，至今仍被匈牙利人视为追求自由民主的英雄）。
与此同时，对共产主义时期的怀旧情绪却在老一代人中蔓延，左翼思潮也在年轻一代中重新发展起来，虽然还远远不具备政治潜力。
回望历史，卡尔也会怀念匈牙利共产主义社会初期的民主氛围。“大多数人，尤其我们这一代人，从不把这一时期与之前的年代做比较，意识不到匈牙利从社会主义体制中获益至今。不要忘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匈牙利被称为‘三百万乞丐的国家’。”
不过，卡尔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政治意义上的”。他不忠于任何党派，只给提出合理政策的候选人投票。他对社会主义历史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理论曾为匈牙利文学带来革命性影响。
集会游行，是卡尔这一代年轻人对现状不满的主要表达方式。但卡尔从未组织过抗议活动，他更喜欢做思想工作，例如为卢卡奇档案馆做志愿服务，组织共产主义历史讲座沙龙。由于欧尔班政府的“纪念政策”，一些像卢卡奇这样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即将被公众遗忘，卡尔便为他们写文章，推动著作出版。甚至在经济最拮据的失业阶段，他也曾试图筹款为某个无人问津的匈牙利村庄建设一个文人的纪念馆和雕像。
他告诉我，这些经历给他带来的精神启发，可以用两位匈牙利社会主义作家的名言来概括。
一位是拉约什·纳吉（Lajos Nagy），社会主义讽刺小说大师，“他曾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表达不满（to be dissatisfied），以写作来推动改变。我认为不光是作家，每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怀有这样的信念。”
另一位是安多·嘉博（Andor Gábor），1919年匈牙利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时期的杰出作家，“他在该政权垮台后流亡维也纳，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说，他时常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需要，即做‘一个共同体中的人’（a man of community），这标志着他从布尔乔亚文学家向严肃的政治思想家的转变。”
对卡尔来说，是它们支撑着他去面对这个逆全球化时代分裂的世界。
转型幻灭后的匈牙利人文困境
从卡尔的故事中，我惊讶地发现，即使加入欧盟，匈牙利的主流社会也未能真正融入“欧洲文化圈”。而出于经济或文化的原因，很多人选择离开匈牙利涌向西欧。根据经合组织2018年劳动力统计报告，2010年后，匈牙利流失的人口约有50万人，这是民主化转型时没有料到的后果。
像许多匈牙利知识分子一样，卡尔一边关心着自己祖国的未来，一边也要考虑自己的前途。
“我现在对生活唯一能感到乐观的，是至少我不在快餐店工作——因为社会上存在一种对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偏见：‘他们最终会沦落到麦当劳上班’。”卡尔告诉我，在匈牙利语中，人文学科毕业生被称为“bölcsész”，成为这类人意味着不但无法决定收入水平，更无法确定未来在哪里工作。
1989年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文化网络遭遇到系统性的破坏，而国内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相关岗位，即使在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类文化机构，也只能从事行政类而不是文化类工作。同时，社会上有一种新自由主义论调鼓励人们申请人文学院，认为它提供了某种通用知识，使毕业生能从事任何领域的工作，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尴尬局面。
原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文化网络是怎样的呢？卡尔给我举了个例子：最早塑造他文学兴趣的不是某个知识分子，而是他那位农民出身、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奶奶。由于连年战争，她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给她创造了大量阅读外国古典文学的平等条件，她的书房里有400到500本书，其中就有一本匈语版《红楼梦》，属于“世界文学经典”丛书。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持续了长达30多年，共出版300多卷。在民主化转型后，这种国家对文化不遗余力的投入不复存在了，许多闻名欧洲的作品，如萨特的《自由之路》，至今还没匈语译文，更不用说欧洲以外的作品了。
Bölcsész们在匈牙利的工作环境得不到解决，便涌向国外，造成人才流失。欧尔班政府试图增加就业的措施，更是雪上加霜，威胁着匈牙利人文教育的未来。目前匈牙利劳动力最短缺的行业是建筑业、服务业、医疗业和旅游业，欧尔班政府开始鼓励小学生上职业学校（szakközépiskola），毕业后他们可获得特定工作的资格证书。于是，服务于基础教育的语法学校（gimnázium）面临大量生源的流失，而这类学校正是人文主义知识传播的阵地，学生在这里得以选择第二外语，为大学作准备。
“这才是过去十年匈牙利中学教育出问题的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政府一直强调匈牙利需要体力劳动者和专家，但实际上，因为人才的流失，现在更缺乏的人才是合格的中小学教师和医生。”卡尔表示。
匈牙利的另一个社会困境，是外语基础教育条件的不足。据匈牙利媒体今年报道，匈牙利教育办（Oktatási Hivatal）连续四年对中小学生进行外语水平测试，发现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水平整体下降了。更糟的是，欧尔班政府的政策忽视了匈牙利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不但没有努力改善外语基础教育条件，还将大学入学要求的外语门槛提高了。
卡尔告诉我，目前中学教育只要求学生在毕业前至少有一门外语水平达到A2，但今年6月刚刚通过的修正案规定，自2020年起，达到B2水平才有大学入学资格（B等级更高）。矛盾的是，以目前匈牙利公立教育条件只能提供B1水平的课程，而大部分家庭是承担不起私人语言课费用的。 反对者认为，这一政策将导致高等教育注册人数下降20%，并对农村地区的大学造成严重影响。
这一变化让卡尔细思恐极：“我不敢想象，以我大学前的英文水平，如果晚生几年，现在会是什么样，可能连CEU都进不了。”可见，CEU的“败退”，并非仅仅因为政治理念的格格不入。
卡尔的成长环境，使他比国际社会更能理解匈牙利民间文化的封闭性。普通匈牙利人由于语言和经济能力的不足，无法像中产精英阶层那样跨国流动，因此成了国际社会不了解的“沉默的大多数”。
对匈语文化的首次深刻反思，是他参加伊拉斯谟计划到布拉格交换后发生的。在适应新的语言学习环境时，卡尔突然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自己的祖国。
“这不是某种浪漫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转折，而是突然间意识到，对匈牙利人来说，正如在本国使用匈语更有优势，在国外学习外语时，匈语思维也会成为获得新知的障碍。”匈牙利语在欧洲语言中的独特性，塑造了它顽强的民族文化生命力，却也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话语空间。
此后，这一发现推动他学习多门外语，并主动结交国际友人。卡尔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渴望，反映了匈牙利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困境。一方面，强调匈语写作的知识分子更注重启蒙国内受众而不是国际影响力，因此在海外知名度不高。国际高度认可的匈牙利思想家、作家大多旅居海外或以外语写作，与欧洲乃至世界的联结，是他们求知之路和思想创作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这又一定程度上导致与国内语境的脱节。
“匈牙利语的特性不适于思辨，很少诞生伟大哲学家和史诗性文学成就。不要忘了，卢卡奇的作品大多是用德语写作的。”卡尔告诉我，今年夏天，卢卡奇的学生，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Ágnes Heller）在巴拉顿湖意外溺亡，她也是欧尔班政权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之一。在学术自由遭到侵蚀后，她的离世对匈牙利思想界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坚守与离开之间徘徊
流动在欧洲大陆上的匈牙利人，似乎早已适应了分别。
这个夏天，卡尔和他大学时代相识的恋人汉娜分手了，因为她考虑去德国找工作，而他打算申请到法国读博。在搬出合租的房子前，他们组织了一个“卡尔和汉娜的生活博物馆”告别派对，邀请众多朋友一同来送别那个充满回忆的乐园。
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难过，因为每当这一对年轻人手挽手，出现在布达佩斯阴雨绵绵的天空下时，就像在秋天出生的花朵却怀抱着春天的希望那样显眼。
卡尔和汉娜是我理想中的欧洲情侣，一个学文学，一个学音乐。初次在音乐会后见面时，卡尔就指给我看汉娜下巴一侧有一块被小提琴磨出的茧，他誉之为“战场上留下的光荣伤疤”。
出身音乐世家的汉娜成长经历或许没有卡尔那样艰辛，她出生于慕尼黑，5岁跟随父母迁回布达佩斯，住在布达。汉娜的父母都是钢琴家，母亲在一所音乐学校当校长，弹奏一种我只在博物馆见过的古典钢琴。由于经常和官僚机构打交道，她母亲对匈牙利教育制度的弊端感受最深。1989年，他们在国内亲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像上百万匈牙利人一样，对欧尔班的青民盟报以热忱的期望，如今却不得不承认，他们错看了他。
虽然出生于德国，汉娜接受的是匈牙利的音乐教育。她告诉我，相比德国，匈牙利的音乐学习环境更好。一方面国家的支持力度很大，音乐的基础教育甚至深入到普通的小学和中学；另一方面，学费也比德国便宜，学生每学期只须付大约40到50欧，学校还有充足的乐器供学生租用。
现在，她在安德拉什大学读书，这是唯一一所全德语教学却设立在非德语国家的大学。她深爱布达佩斯的文化个性，这里有无穷无尽的音乐文化活动，有充满艺术想象力的艺术场馆。但由于匈牙利无法提供足够的事业机会，加上正在恶化的政策环境，她正在留下还是离开之间艰难选择。
“我的身份认同不是民族意义上的，而是欧洲文化上的。”汉娜不认同民族主义话语下的身份政治，她坚信，欧洲国家在文化上相通之处更多。“如果必须做出选择，我会认为我首先是个匈牙利人，因为我的家人都是匈牙利人，我的学校也在匈牙利。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将德国视为异国他乡。”
对于汉娜，“匈牙利还是欧盟/欧洲”这样的选择题是没有意义的。和许多人一样，汉娜反对欧尔班，是因为他的政策威胁到了那些对她的生活至关重要的领域，如文化、媒体、教育等等。在德国期间，汉娜认识一些当地的匈牙利社群，根据她的观察，他们选择离开多是出于对匈牙利政治环境的不满。
更让她感到烦恼的，是外国人对匈牙利的误解。“有的人认为匈牙利是个贫穷落后的东欧国家，以致那里没人知道Nutella（一个欧洲常见的可可酱品牌）。有的人一提到匈牙利，就只能想到goulash汤（得名于卡达尔时期的“古拉什社会主义”或“肉汤社会主义”）。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印象。那些不喜欢欧尔班的人，认为匈牙利人人在言行上都像欧尔班。”这些从共产主义时期延续至今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因为欧尔班的经济政策而得到改善。相反，与欧盟的不合，严重损害了匈牙利的国际形象。
对此，她认为匈牙利人也负有很大责任，很多人不关心政治，不参与投票，而那些投了赞成票的人没有看清他们选举出来的官员系统，是教育、医疗等领域无法正常运作的罪魁祸首。与民粹主义对抗，需要的是政治意识的觉醒。
在10月的布达佩斯市长选举中，由于尽可能动员团结了反对欧尔班的社会力量，反对党赢了，这是欧尔班当政以来经历的一次重大失败。然而，这一喜讯并未改变卡尔对未来的悲观看法。他认为这还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胜利，展示了反对党合作的巨大潜力，让很多人终于从金融危机十年来蔓延全社会的政治冷感中走了出来。但要撼动欧尔班的执政基础还远远不够，保守党依然牢牢控制着全国各地的经济大权，反对党仍任重道远。
CEU撤离了，索罗斯的精英教育仍在延续，而它资助过的匈牙利学生还在自己的祖国徘徊，思考出路。
身为东欧转型后出生的第一代，卡尔本该生活在春天里，在欧洲共同体的文化滋养中做着一个文学青年该做的梦，但世事瞬息万变，还没尝到盛夏的果实，他就遭遇了经济政治环境的寒秋，只能苦苦保护着内心那个春天的梦，坚忍前行。
回顾艰难的2019年，卡尔没有太多抱怨，而把种种遭遇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在采访的最后，他以一句拉丁语与我共勉：
“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Fata 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hunt.）
（作者张文倩，现从事文化传媒工作，本科毕业于北大中文系，2017-2019年在匈牙利中欧大学攻读比较历史学硕士。本文中的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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