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艾希拉夫·马旺（Ashraf Marwan）从伦敦寓所坠楼身亡时，随他离去的还有他的许多秘密。他是为埃及还是为以色列效力？他是否因身份的曝光而招来杀身之祸？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当被描述为20世纪的头号间谍的艾希拉夫·马旺从他价值44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300万元）的伦敦寓所五楼阳台上栽下去的时候，他还活着。那一天是2007年6月27日，下午1点半刚过，马旺坠落在卡尔顿花园道二十四号私家玫瑰园的草地上。在这条街上，曾经居住过许多名人，包括三位英国前首相（帕默斯顿，格雷伯爵和格莱斯顿）。事发地点距离繁华的皮卡迪利大街仅几百米远，也许那天中午的天空中还有讨厌的直升飞机嗡鸣盘旋警戒着，首相托尼·布莱尔乌黑发亮的车队也许正护送他前往白金汉宫递交辞呈。救护车到达时已经太迟了，马旺因主动脉破裂而死亡。

马旺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波诡云谲。目击证人是有的。那天早上，四个男人在隔壁毗连的大楼——波迈街 116号三楼的一间可以清楚看到马旺公寓阳台的房间里开会。令人奇怪的是，这几个人都是马旺的一家公司——尤比化工公共有限公司雇员。约瑟夫·雷帕西（József Répási），埃萨姆·紹奇（Essam Shawki），迈克尔·帕克赫斯特（ Michael Parkhurst），还有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s）四个人正等着老板来出席会议，而老板却迟到了。到了中午，他们打电话询问，得到马旺的答复，说他很快就来。

窗户在雷帕西座位的左边，他回忆，当时被同事的惊呼声吓了一跳：“看呀！马旺博士在干什么！”另外两个证人声明，当时他们亲眼见到马旺从阳台上一跃而下。雷帕西转过身，看见了下坠中的马旺。当时身为尤比化工公司董事的紹奇立即飞奔下楼抢救。而其余三人留在房间里，感到既震惊又不解。过了一会，雷帕西又紧张地从窗户往外看，他看见了马旺落地的地点。“我看见两个中东人模样的男子从其中一间公寓的阳台向下张望，”他在邮件中告诉作者。遗憾的是，他与同事们都无法确定那两个人是否站在马旺住的十号公寓的阳台上。

究竟马旺是自己跳楼的，还是被人推下去的？尸检发现马旺的血液中含有微量抗抑郁药物的成分。医生在报告中提到，马旺“最近感到压力非常大，”两个月来体重减轻了10公斤。但是，也有理由认为马旺不可能自杀。现场没有遗书。当晚他本来计划飞赴美国与律师见面。马旺刚刚被接纳为“改良俱乐部（Reform Club）”成员，该俱乐部会员包括查尔斯王子和前“军情五处（MI5）”老板斯泰拉·雷明顿夫人。几天前，他还给孙子买了一台PS3游戏机作为生日礼物。马旺和夫人，埃及前总统之女莫娜·纳赛尔，原本正打算带着五个孙儿女外出度假。马旺有各种计划和约见，他有理由活下去。“没有迹象显示马旺的头脑或精神出了问题，”验尸官威廉·多尔曼（Whilliam Dollman)在2010年官方的死因调查后表示。调查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没有证据或动机证明他是自杀的，”多尔曼总结道。可是，他又自相矛盾地声称“完全没有证据”支持马旺遭到谋杀的假设。

但是尽管马旺不一定是主动地结束生命，他肯定有过性命之忧。最后一次与夫人单独在公寓中时，马旺就对她说过，他“可能会被杀死。”他还令人诧异地补充说，“我有很多不同的敌人。”莫娜·纳赛尔回忆起，马旺在死前的一个月，每晚睡前都要检查门锁是否锁好了，这个习惯在他们38年的婚姻中从来没有过。

马旺的家人还提供了另一个线索——或者说失踪的线索。据说马旺的书架上有一本他即将完成的、唯一一部回忆录，却在死亡当日不翼而飞。总共三本、每本200页的回忆录，以及马旺为文字录的录音带，自此一直没找到。

一名学者认为，马旺为伊朗、以色列、意大利、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工作了许多年，是否他打算透露的一些秘密，会使王公政要们感到难堪？如果回忆资料确曾存在，是谁偷走的呢？是否他的死是某种特殊模式之一？马旺是第三个生活在伦敦并且死于相似情节的埃及人。2001年6月，演员索阿德·胡斯尼（Soad Hosny）从伦敦西区美达维尔的斯图尔特公寓大厦的阳台坠楼身亡，那是在她接洽出版社准备发表回忆录之后。1973年8月，埃尔-莱西·纳西夫(El-Leithy Nassif)，已故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当年的总统卫士长，从同一座大厦的阳台坠楼身亡。当时纳西夫也在撰写回忆录。上述三位受害人的共同之处是都与埃及的安全机构有关联。

马旺的死因调查没能提供什么答案。“我们完全不掌握什么事实，只能小心翼翼地侦查，”验尸官多尔曼在2010年在法庭上表示。确实如此，两支由苏格兰场优秀探员所组成的罪案调查小队花了三年时间分别展开侦破工作，结果仍如多尔曼所说的，“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案件高度引人瞩目，因为命案就发生在伦敦市中心的光天化日下，而且有目击证人。现场留下了许多零星的线索，却没有一个确定的证据可以破解疑案。可是，马旺死亡之谜仍然勾起各种好奇的猜测。卡尔顿花园道二十四号的门房告诉作者，基本上记者按照“差不多每年一位的频率”前来探询当天发生的种种。作者以信息公开的名义向有关部门提出调看艾希拉夫·马旺卷宗，结果收到一份冗长的清单，上面罗列着各种豁免公开信息的条款，目的是为了保护英国情报机构的信息不至于外泄。马旺的生与死全都疑云密布，充满了各种纷乱的细节，足以令悬疑作家绞尽脑汁地东猜西想。

 

***

在艾希拉夫·马旺从阳台坠下那一刻，阿伦·布雷格曼（Ahron Bregman）正坐在伦敦的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间谍电话。几个小时后，布雷格曼离开办公室回到温布尔登区，带着家人去快餐烤鸡店吃午餐。离开餐馆时，他的手机响了。他的姐妹从以色列打来，告诉他马旺的死讯。这个消息令布雷格曼有些迷惑，但联想到他的失约，也并非出乎意料。马旺在前一天给他留了一大串的电话留言，布雷格曼知道他的朋友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不仅于此，布雷格曼知道，自己对这一切负有部分责任。

布雷格曼与马旺的关系错综复杂。过去他们只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四年前在伦敦洲际酒店。（“我沿着小路往前走，确保没有人跟踪，我迟到了，他早已在那里等着。他高高的个子，围着一条红色围巾。”）然而此后他们的生活互相交缠。布雷格曼进入马旺的生活以前，这位埃及人的身份——假如有人了解的话——仅仅是富有的商人和热情的切尔西球迷。（他持有该俱乐部3.2%的股份，他的资产公司曾经一度收购了切尔西和富勒姆两个俱乐部的球场，后来将其出售，获利颇巨。）布雷格曼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马旺1944年生于埃及。父亲是总统卫队的军官。21岁以一等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开罗大学化学工程系，随后应招入伍。1965年，马旺在埃及首都郊区的赫利奥波利斯打了一场网球，在那他见到一位迷人的少女，17岁的莫娜·纳赛尔，总统最爱的三女儿。爱之花盛开了，这对佳人次年举行了婚礼，马旺进入了上流人士圈子。年轻的马旺继续服役两年，之后来到伦敦学习化学硕士学位。

后来，一些消息说马旺逐渐对家族给的待遇不满（马旺在金钱上一直很有野心，他的最终财产达到4亿英镑。（卡布拉投资公司，马旺的伞形资产公司，名称的阿拉伯文意思是“成长壮大”）。一位历史学者说，为了补充收入，他迷住了科威特酋长的妻子，后者给他额外的经济支持。几个月后纳赛尔总统从伦敦的埃及大使馆得知此事后，命令女婿返回开罗，并强迫他与自己的女儿离婚，当然遭到两人的拒绝。这名父亲后来冷静下来，命令马旺除了交论文和参加考试飞往伦敦以外，其他时间必须留在开罗。

1969年春，披头士的《白色专辑》还占据着流行歌曲榜首，马旺访问了伦敦，表面上是到哈雷街医生那儿看胃病。历史学者霍华德·布鲁姆（Howard Blum）在2003年出版的关于赎罪日战争的书——《毁灭前夜》中有一些十分戏剧化的记述。书中说，当时马旺递给医生他的X光片，还夹着一大叠的埃及国家官方文件。他要求医生设法转交给伦敦的以色列大使馆。三天后，摩萨德（Mossad，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相当英国的于军情六处，派人与马旺接触，当时马旺正逛着伦敦的哈罗德百货公司。

摩萨德的高级特工否认了上述情形，提供了另一个同样生动的版本给前IDF情报分析官员尤里·巴尔约瑟夫，又被后者在2010年出版的《天使（Hamalach）》中加以引用。尤里的书中说，马旺打电话给以色列大使馆，要求与安全小组的人员对话。两次遭到拒绝之后，他终于被允许留言。马旺留下了实名并表示他希望为以色列情报机构工作。他选择不留电话号码，但由于第二天就要返回埃及，他答应下午再打电话给对方。当他再打去时，对方没有应答。这次马旺留下了宾馆的电话。

摩萨德欧洲部负责人西蒙・戈伦（Shmuel Goren）当时正在伦敦。戈伦立刻从马旺的留言认出了熟悉的名字。由于马旺与埃及领导人的密切关系，摩萨德早已把他列为可发展对象。他们甚至掌握着马旺四年前婚礼上的照片。戈伦拨通马旺留下的号码，因为时间有限，就告诉他留在宾馆里。之后又打电话让他去宾馆附近的咖啡馆。

在咖啡馆里，一个男人坐着看报纸。他偷偷瞟着咖啡杯旁的照片，一边与刚刚进门的风流倜傥的男人比对，然后向窗外另一个身影点点头，后者走进咖啡馆，踱到马旺身边说，“马旺先生吗？很高兴见到你，我名字叫米沙。”马旺与之握手，看报纸的男人——戈伦本人——无声地离开了。马旺告诉了米沙（真名叫杜比）他有哪些关系，他可以提供给以色列哪些情报。马旺将一个信封推过桌子另一侧，“这是一份情报样本，”他说，“现在我不要任何回报，但下一次希望得到补偿。”他要价多少？十万美元。

摩萨德怀疑过马旺的动机，他是否计划充当卧底，给以色列提供错误的情报，或者把探得的秘密再传回岳父那里？对此，马旺有一套说辞，他告诉米沙，他对埃及在1967年（中东战争，埃及失去了西奈半岛）仅六天就被打败感到十分失望。他只不过想站在赢家一边。会见后，米沙与戈伦汇合，上了一辆出租车。两人翻阅了马旺的文件，文件像是真的。“从这种渠道得到的这类资料一千年只可能发生一次，”据《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报道戈伦当天如是说。另一位摩萨德官员布鲁姆对记者描述道，“就好像我们安排人睡在了纳赛尔的床边。”马旺在摩萨德的代号——“天使”——显示了他被当成从天而降的恩赐。

马旺在埃及继续得到信任。1970年9月岳父去世后，据说他将以色列的秘密情报传给了纳赛尔的继任安瓦尔・萨达特总统，从此变得更重要了。摩萨德是否一直秘密地利用马旺，情况并不明朗，一直到三年后的1973年4月，马旺向以色列发出情报，警告说埃及即将发动进攻。以色列派了上万名预备役军人和多个旅的部队到西奈半岛，但结果并无战事发生。据说，假警报耗费了以色列大约3500万美元。1973年10月4日，这名间谍又一次警告以色列，埃及将要发动袭击（马旺从巴黎给他的联系人打电话，当时他随埃及代表团访法。他说要谈“很多化学品”的事，这是事先约好的战争预警的密语）。次晨八点，以色列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按照马旺的情报行动，调动坦克部队。这一次，情报正确，但时间相差了四个小时：马旺报告说埃及将于日落时分发动进攻，而实际上埃及军队下午两点就开始入侵了。

那天下午，马旺为什么要去伦敦那家咖啡馆接头？他当然清楚自己有用。当时，以色列的人口不到三百万，国防严重依赖预备役部队，政府迫切需要情报，以便决定何时调动预备役部队。马旺充当间谍的动机能够解开他究竟忠诚于谁这个谜团，也许还可以确定究竟是谁杀了他。他是不是因为手头缺钱或者对岳父恼火，才决定出卖自己给以色列，换取财富？（有消息称，马旺在间谍生涯中共收到以色列超过300万美金的经费。）或者，作为无可挑剔的爱国者，马旺只想成为向摩萨德提供假情报的双面间谍？

关于马旺为以色列工作，这一点没有争议。他的妻子莫娜在本世纪初曾说过，她质问过丈夫。一开始马旺否认向以色列输送情报。后来他承认提供了假情报。究竟真相如何？布雷格曼认为自己知道答案。但是，他又被另一个问题困扰着：自己是否应该对这名间谍的死负有责任？

“曝光一名在世间谍的身份是个大错，”布雷格曼用教授特有的庄严语气告诉笔者，“永远不要这样做，不要做。即便有机会也不要。”然后他故作轻松地讨好道：“我看得出你是个聪明人。不要这样做。”

在一个阴天的星期二下午，作者和他在伦敦的国王学院他的办公室里会面。这所大学到处是曲折的回廊和迷乱的砖石楼宇。在2007年6月27日那天，布雷格曼就坐在这间屋子里，等待那位间谍来电话告诉他见面地点。结果电话没有打来。当时，布雷格曼没有担心，在俩人五年的交往中，他对马旺的行踪诡秘已经习以为常，间谍本来就惯于猜疑和防备。

布雷格曼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一笑露出浅窝，他的声音很轻，作者不得不尽力凑近，显得有种密谋的感觉。布雷格曼有点急躁和容易兴奋，急着讲他的故事，以及他自己所起的作用。（布雷格曼精心整理了各种有关文件，包括他与马旺谈话记录的抄件，保存在大学的档案室。他是《以色列的历史》一书的作者，似乎也乐于将来亲自充当历史的一部分。）

布雷格曼是二十世纪以色列战争研究方面的主要学者（著有十多本书籍，并在BBC的两部有关纪录片中担任过顾问。）但他形容自己是个“有着记者灵魂的学者”。在确认马旺就是著名的情报人员“天使”这件事上，他的调查能力清楚地表现出来。有关细节他过去从来没有披露过。“我相信，在所有关于赎罪日战争的文献当中一定能找到根据，可以锁定那些人的身份，”他说。在遍阅各种文件和回忆录的过程中，布雷格曼的怀疑逐渐形成。马旺成了他追踪的对象。“我需要一种证明，”他说。“你不能直接指控某人是间谍。马旺十分富有，他可以上法庭控告我。”

从1999年开始，布雷格曼不断把自己的文章发给马旺，希望引诱他自己认账，但没有成功。最后，学者设了一个局。他准备亲赴以色列去见几年前出版艾利·泽拉(Eli Zeira)将军回忆录的编辑。泽拉为前以色列军情部门负责人。泽拉因按照1973年4月的错误情报行动而遭到解职，在他的书里多次提到了“天使”。“我假设，即使泽拉不会确认天使的名字，他的编辑可能会。”

两人于2000年在特拉维夫一家咖啡馆会面。“我对见面做了仔细的计划，”布雷格曼说。两位学者坐下低声交谈。“谈了十分钟，他对我刚刚熟悉但还没感到厌烦，我就问了这个问题。”布雷格曼直接得不能在直接了，“马旺是那名间谍吗？”编辑眼光转向一边露出笑容。“这就是我的证明。”布雷格曼说。“马旺就是天使。”

在伦敦，布雷格曼对于文字的东西仍然保持谨慎。他的第一本书《以色列的战争》出版于2000年，他隐晦地将天使称为“纳赛尔的左膀右臂”。他给马旺寄了一本书。没有反应。这种沉默给了他底气，布雷格曼在第二本书，2002年9月出版的《以色列史》中更加直接了。“我写道，天使是纳赛尔的亲属，”布雷格曼说。“我还指出他有时被代以“女婿”的称谓。”这是假的，用意是刺激马旺并给其他记者透露线索。布雷格曼再次把书寄给马旺，还写了一句赠言：“致艾希拉夫·马旺——埃及的英雄。”仍然没有反响。然而在埃及，另一位记者采访了马旺，直接问他对布雷格曼的说法有何评价。“布雷格曼的书好像愚蠢的侦探小说，”马旺如此回答。

“我感到伤了自尊，”布雷格曼回忆道。“我花了四年写这本书，他胆敢这样说话。”不仅如此，布雷格曼相信，马旺露出了破绽。他虽然指责这本书虚构，但没有威胁要控告作者诽谤，布雷格曼认为，这等于他自己承认了。我内心的记者明白我得到了有力证据。不曝光这件事……不可能。带着愤怒和得意交织的情绪，布雷格曼几天后接受了埃及一家周刊“阿拉伯金字塔（Al-Ahram Al-Arabi）”的采访。他在温布尔登的星巴克店（靠近后来他得知马旺死讯时所在的快餐店）与记者会见，谈话中直言不讳地称马旺为间谍。采访中他说道：“我必须捍卫自己作为历史学者的名誉。”

2002年9月29日，布雷格曼的访谈在以色列发表第七天，他正在花园里扫落叶，他的妻子叫他回屋接个电话。一个阿拉伯口音浓重的声音说：“我就是你书里写的人。”布雷格曼回答：“怎样才能确认？”那个声音说：“你送了我书，还写了赠言……”

两个人自此开始断续地交往。布雷格曼每次打电话给马旺在开罗的秘书。“我还必须发传真证实自己的身份。她将传真转给伦敦的马旺，他两分钟后回电话给我。”马旺经常拨通后不说话就挂断，几分钟后他又重新打过来。“间谍那一套，”布雷格曼说。他只称自己为“你书中的人”。他警告布雷格曼，他所有的电话都被埃及和应该情报部门录了音。布雷格曼感到意外的是，马旺并不生气。“我让他感到迷惑了，”他说，“一个学者，出乎意料地道出了真相。他懂得逻辑。他懂得他的秘密现在泄露了。但他很聪明，他改变了我。他很有魅力，但也可能十分残忍。你可以看到，他施展魅力，把我变成了他的维护者。忽然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狡猾的间谍，而是一个内心有难处的人。这个人承受着压力和很多东西。”布雷格曼回忆他们许多电话长谈。“他没有人可以谈心。你总不能跟妻子和孩子谈间谍的事吧。”

最后布雷格曼问马旺，自己是否可以为他写传记。马旺拒绝了。“他希望这些事都消失，不出传记。”这一点十分令人费解，因为前面有提到失踪的回忆录。如果马旺希望事情烟消云散，他为什么还要写自传？“这个问题很有价值，”布雷格曼告诉作者。“他真的写了吗？还是他以此阻止我写。”几个月后马旺问布雷格曼有关写作的程序。他甚至邀请布雷格曼今后为他写的自传做编辑，但后者对此十分怀疑。“我隔一段时间就问他，书名叫什么？什么时候写完？用英语还是阿拉伯语写的？他告诉我是英语，因为阿拉伯人从不读书。”

马旺死后，为寻找那本回忆录存在的证据，布雷格曼费尽了心力。他联络了英国和美国所有档案馆，寻找马旺可能留下的复印件。只有一个地方回复了他：玛丽・嘉里（Mary Curry），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管理员。嘉里在一个长邮件中确认，马旺到访过两次，分别在2007年的1月和3月，事先都没有预约。嘉里曾帮马旺在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中搜索他的名字。在亨利・基辛格和七十年代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Ismail Fahmi）一份会谈记录中出现了马旺的名字，当时三人在谈武器合约。马旺持一只手杖行走。他一次也没提过回忆录的事。他第二次临走前还送了嘉里两盒巧克力。此后就再没有来过。布雷格曼曾告诉警察他认为回忆录存在，但是现在，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了。尽管他仍在反复到处询问，再也没收到过答复。

两人仅仅见过一次面，在2003年10月。最初，马旺邀请布雷格曼在多切斯特宾馆会面。“对于我这样的以色列裔，多切斯特宾馆（1982年6月巴勒斯坦分裂分子在多切斯特宾馆射杀了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引发黎巴嫩战争，布雷格曼当时曾作为炮兵军官参战）好比噩梦。”布雷格曼要求改为在洲际酒店会面。当时，马旺已经感到生命危险。他告诉布雷格曼，霍华德・布鲁姆2003年那本关于赎罪日战争的书里直接称他为天使，并且详细描述了他开始为以色列当间谍的情节，“这好比邀请人刺杀我。”他们的关系保持着距离，但一直没断。布雷格曼明白，马旺想要他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写书。但他们的友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互相欣赏的成分。马旺很孤独，布雷格曼说。然后到了2007年，布雷格曼形容他们的交往“情节更加激烈，”不时有惊恐的电话留言。

布雷格曼将马旺的天使身份揭发出来，令他处于危险中，这个情节原来仅存在于历史学者的口中，但是很快，更高的权威就出来承认这个事实了。在以色列，马旺成为两位以国高级军官——泽拉将军（其传记编辑泄露了马旺的身份）和泽维・扎米尔(Zvi Zamir)，前摩萨德头目在高级法庭上争辩的公案。扎米尔指责泽拉泄露马旺的身份给媒体，而泽拉控告扎米尔诽谤。案件久审不决，最后法官西奥多（或另外的大人物）于2007年3月25日判决泽拉向未经授权人员泄露“天使”的身份。该裁定三个月后公之于众，6月14日，即公布消息十三天后，马旺就死了。

当布雷格曼看到在关于判决的报道中，法官正式地称马旺为“天使”，他立刻写信给马旺，警告他可能有生命危险。由于马旺警告过他不要再联系，布雷格曼错误地把信件发给了间谍的旧地址。“一般他在48小时内会联系我，”他说。“这次一礼拜都没有回音。”当马旺终于收到这封信，他在一个小时之内在布雷格曼的电话留言中留下一大串恐慌的留言。“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布雷格曼说。“五年来第一次。”

因此，在马旺死那天，布雷格曼坐在办公室里等待他的电话。因此布雷格曼感到极其内疚。“当我揭发他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大英雄，”布雷格曼后来写道。“但是他死后我感到十分渺小。”

“看，”布雷格曼轻轻地说，“作为记者，我们有时候坚定不移地打碎封存的秘密，但却忘记了身处的环境。我们的家人，他的家人，我们都是人。有时我会听到一个声音，听到他在呼吸。听到他告诉你他内心的苦恼。你一直把这个人当成超级英雄加间谍，好像钢筋铁骨，其实那不是真的，他不过是个血肉之躯。”

马旺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被人推下去的？“不用亲手推他也可以杀死他，”布雷格曼告诉作者。“只要告诉他，你有两个儿子。如果你不想看到他们出事，你就跳下去……可能就是这样。但是死因调查是确定不了的。”至于哪个国家或组织下的杀手？

“我不知道，”他说。“英国人，也许他们知道一些真相。答案应该就在这里。”

 

***

如果英国人知道一些事情，他们一点也没露口风。警察对马旺坠楼当时站在他公寓阳台那两个男人的身份做了确认，但没有公开他们的姓名。所有有关马旺其人与其死亡的信息，到2015年7月30日为止，都被六条信息公开豁免的法律保护着，其中包括：

 

• 第23（5）条款 - 有关安全部门的信息
• 第24（2） 条款 - 有关国家安全
• 第27（4）条款 - 有关国际关系

 

时任埃及总统的赫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是唯一一位公开指出马旺之死的罪魁祸首的国家领导人。如果埃及杀死了马旺，他们一定会引导人们怀疑是其他方面干的。开罗为这位间谍举行了国葬：棺木上装饰着埃及国旗和马旺军旅生涯的的纪念徽章。穆巴拉克的儿子贾马尔出席葬礼，总统甚至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我不怀疑他的忠诚。”

但是，前穆萨德头目泽维・扎马尔也不怀疑马旺的忠诚。马旺是为了“金钱和自我”而充当以色列的忠实间谍”，扎马尔在特拉维夫他的公寓中接受尤里・巴-约瑟夫安排的采访时告诉作者。今年90高龄的扎马尔也被自己的前特工之死困扰着。“每一天，我都拷问自己，是否我本来能够更好地保护到他，”他在自己的回忆录《睁大眼睛》中写道。

在死因调查中，马旺的妻子莫娜认为是摩萨德的特工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但情况似乎不是这样。至少有一点不对，杀死一名身份暴露的前特工，对于新入行者来说肯定是个重大打击。就算以色列认为马旺是双面间谍，同时还为埃及办事，他们最好不动声色，用沉默来暗示他对事业的忠诚。虽然各方都在猜测马旺究竟为谁工作，人们反而忘了探究马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6月底，也是作者尝试联系马旺家人六个月后，他的次子艾哈迈德有了回音。（回信同时抄给了马旺的英国律师约翰・哈尔丁。）艾哈迈德7月将自开罗访问伦敦，他答应到时与作者见面。某个周日零点刚过，作者收到一个邮件。会面地点在绿色公园的一家宾馆大堂里，时间是次日。

我准时到达。15分钟后，艾哈迈德从自动门走进来，示意我到外面去。他的外表优雅，留着短胡茬，44岁上仍显得十分英俊。他的声音是一种大量吸烟者特有的深沉浑厚（他一边说着谨慎斟酌的语句，一边在停顿中坚决地深吸飞利浦·莫里斯香烟）。我们坐在隔壁咖啡厅外，我从口袋里取出手机准备录音，担心我们在周围的气动钻头和汽车喇叭混合噪音中恐怕听不清楚对方说话。“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录音，”艾哈迈迪一边把他的同款手机放在我的旁边，一边说道。

在他记忆中，父亲是至高无上的。他是“最善良的人”，“最富有人性的人”，“充满活力”，“非常幽默”。他“极少发火”，“十分慎重”。艾哈迈迪九岁随父来到伦敦，次年萨达特总统遇刺（与许多报道不同）。他所记得的父亲早年喜欢旅行和读书。艾哈迈德与父亲十分亲近。他们每天都会交谈，谈足球。“他非常智慧，”他说，“我喜欢跟他聊。”

父亲死的时候艾哈迈德正在开罗开会。他的秘书打电话问他都好吗，而当时他还一无所知。艾哈迈德告诉秘书他在开会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哥哥贾马尔告诉他这个噩耗：“爸爸去上帝那儿了。”他第二天早晨6点就赶回了伦敦。

作者问他当时在混乱中精神状态如何。他是否知道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快速地说。“事情非常明显。”在各种谜团笼罩中，他的这个回答令人感到意外。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我必须措辞谨慎，”他停了一会儿说道。“事发后进行了死因调查，并且获得了很多证据。法官说他拒绝认定我的父亲死于自杀。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清楚哪种事没有发生。”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需要一些证据。事情的发展表明，没有一个人或团体可以被怀疑。但没发生的事情也相当清楚。确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我的信念和我的家人而言。对历史也是十分重要。”

我说，明白他的父亲不是死于自杀肯定又会带出新的问题。那些问题使我难安，是否他对谜一般的结果会感到安宁。

“我不能说我得到安宁，”他说。“但我接受现实，我接受……”

长时间令人难受的停顿。

“我接受我父亲已经不在了。这是现实。想念他吗？是的。希望能和他一起生活更久些吗？是的。他还那么年轻。这就是现实。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凶手的名字。有时候一个人必须接受自己能力的极限。”

“为什么你认为是他杀？”我问。

“我必须谨慎地表达……”

“为什么？”

“因为我们谈到……我是个父亲。”

“你担心会有不良影响，甚至现在？”

“人们不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会有后果。但是，法庭已经解决了。事情在内部得到了解决。事情在社会上得到了解决。历史会逐渐解开迷惑。因此我选择谨慎行事。”

“是谁杀了你父亲？”

又是一阵停顿。

“有的人考虑自身的利益，”他说。“他们有理由下手。很容易看出：凶手是谁，他做了什么，然后你就知道许多可能性。”

“就像人们常说的，”他接着道，“你如果中午看不到太阳，是因为你不想看。它就在那。”

 

***

我们的谈话进行到一半，电话响了：是莫娜打来的。来电中断了艾哈迈德的手机录音，他急忙把母亲的电话转到自动留言。然而她立刻又拨了一遍。艾哈迈德只好一边道歉，一边用阿拉伯语接起电话，同时站起来走到街尽头没人听得到的地方。我坐在那，感到不解，为什么艾哈迈德要答应见我这个外国记者。我臆想着，莫娜是知道这次采访的，因此来电询问谈话进行得怎么样了，这样就可以确认儿子没有说太多话，给他们招来危险。然后我忽然想起来，几个月前，布雷格曼曾告诉我，当他说出自己的秘密之后，感到内心宁静。“只有心里藏着秘密的时候才会有危险，”他说。“秘密一旦透露，你本人就不重要了。”可能是吧。

当艾哈迈德回来，我问他是否这些事让伦敦变得令他不快。他说直到最近，他还感到他的父亲随处可见：给他们父子做西装的裁缝，他们一起买过巧克力棒的商店，他们每次点同一种披萨的餐馆，年复一年……。他缓慢的语气忽然一变，说现在他访问这个城市已经感到释然了。“伦敦就是伦敦，尽管回忆还在。”他说。”我难过他不再和我一起，但回忆过去的情景我感到愉快和温馨。八年了……伤口也该愈合了。”

我问艾哈迈德，他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

“他曾教导我说，艾哈迈德，你想知道的一切都是公开的。你是要仔细观察、调查研究，然后把点滴汇集起来。任何一件事情都摆在那儿让我们看的。”

见到马旺的小儿子几周以后，我又同布雷格曼联系。我问他为什么艾哈迈德对言语如此谨慎。“因为他相信是谋杀，”他回答。“最好闭嘴，否则太危险。这个世界太阴暗了。”

我想起布雷格曼赠书给马旺时称他“埃及的英雄”。然而，花费那么长时间研究之后，我发现很难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埃及从马旺之死获益最大，如果马旺回忆录中正式承认出卖过他们，他们的损失也最大。还有，其他那些被从伦敦的高楼扔下来的人。马旺之死与过去案件的相似之处难以忽略。我突然问布雷格曼，如果我认为埃及人导致了马旺之死，他会如何反驳，他直接地回答说：“我不会反驳。”

尽管布雷格曼本应该在怀俄明轻松休假，他还是耐心回答了我最后一个问题。事情的象征性十分明显。此事一定会令历史学者反复研究。八年过去了，他还是无法逃避有关的询问。但他选择去回答那些问询，尽管有时候他并没有答案。肯定这些问题他也一直不断地自问着。“我不知道马旺是否因我而死，”布雷格曼说，“但是我明白揭露一位活着的间谍不是一件好事。那是个大错。”

“我从没有把这件事放下，”他最后一句话告诉作者，“事情实在太过重大了。”

 

（译者：于馥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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