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貌取人并不明智，但是，我们是否能通过一本书的致谢来发现这本书的价值呢？

致谢，以及献辞、前言、译者语、序言等等——很容易被读者当作一种纯粹的形式和出版的必要条件而匆匆略过。但最近，我开始试着把这些致谢和前言当作了解作者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短短数页中，并没有所谓的“非凡的天才”，即使是最自命不凡的作者，也会习惯性地向他人致以谢意。这几页简单而感人的文字往往显露了作者对他人的依赖，也在提醒我们友谊是多么珍贵的情感。我想，除了匆匆浏览，这些致谢和前言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

我读过的最感人的致谢来自埃尔玛·费斯克（Erma Fisk）的回忆录《巴博基瓦里山的孔雀》（The Peacocks of Baboquivari）。我有些记不起是如何发现这本书的，但还能想起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埃尔玛·费斯克73岁高龄的时候，她自愿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巴博基瓦里山上一个偏远的小木屋里住上5个月，为大自然保护协会标记和记录鸟类。于我而言，一个富裕、勇敢的女人从弗吉尼亚的死胡同冒险搬到西部，在生命的黄昏去追逐野鸟的故事，有一种特别迷人的吸引力。但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是作者对一些鲜为人知的朋友的真诚而温情的感谢。费斯克在书的最后写了一个简单的日期“六月”，写给她在自然保护协会的同事们，“比尔和爱丽丝，斯科特和利兹”：

你们知道我整个冬天都在抱怨。没有足够的鸟类。雨。冷。雪。也没有本来以为春天一定会带来的鲜花地毯。没有大家给我描绘的奇妙春季大迁徙，也没有稀有物种。没有你们的造就，你们的细心关照，为我带来的食物（蓝鸡蛋！芦笋！），影印我的报告，带来信件和朋友，帮我跑腿，教诲我的无知，便没有我走过那些的沧桑。而我则用抱怨、咆哮和偶尔的啤酒来回报你们，只希望我的感情能透过那挑剔的外表传达到位。现在我又回到了大西洋海岸，这里有松树，有燕鸥，有来来往往的车辆。但我还是会时不时回想起那在阳光或雨水若隐若现的巴博基瓦里山，那陡峭的山坡，那流纹岩的金色峭壁，那一片片山谷、丘陵和山麓，那连绵数英里的蔓仙人掌虽然从未为我开放，但这一切已然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想为那个冬天感谢你们，尽管现在可能有些迟了。你们的工作繁忙，可能会忘了我这个老太太。但祝福你们，祝福大自然保护协会。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费斯克的致谢如此温柔、完美地捕捉到了创造力孕育的过程。创作的开始从来都不是洞察明晰，也不是完全孤独的。通常是雨雪天气，没有鲜花铺成的地毯，偶尔喝杯啤酒聊以慰藉。这句话说得多么清楚，多么令人宽慰啊！更值得注意的是费斯克敏锐的自我意识，以及对那些在抑郁的日子里慷慨、优雅地容忍自己的谦逊。费斯克说了我们内心深处都知道但却说不出口的话：我们需要彼此。

在全世界范围内，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断攀升，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独特性和自主性战胜了更古老的、相互依赖的家庭关系和社会依存。据调查显示，有43%的美国人会感到孤独或被社会孤立。如此而言，我们真的应该继续那种孤独天才的迷思吗？

与此不同的是，书的致谢顽强地与这种趋势背道而驰——它们证明了文学追求背后的支撑。其中最常见的主题便是创作过程中所接受的馈赠：从想法和灵感，到工作帮助（打字、复印、编辑），到食物（蓝鸡蛋！芦笋！），再到远离城市的小木屋。

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他的畅销书《第二座山峰：对道德生活的追求》（The Second Mountain: The Quest for a Moral Life）中谈到了对朋友的依赖。他写道：“在这份致谢的初稿中，我列出了许多朋友的名字，但很担心遗漏掉任何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所以我只想对我的朋友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各地——你懂的。” 与之类似的是，《无所不在的奇迹：维斯瓦娃·辛波丝卡诗选》（Miracle Fair: Selected Poems of Wisława Szymborska）的译者乔安娜·切恰克（Joanna Trzeciak）也在译者言写道：“感谢名单无论多长，都不可能完全详尽。” 的确，当作家开始思考一本书是如何写就的时候，总是会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他人所给予的帮助往往难以估量。

切恰克还非常热情地感谢了几个关键人物，其中之一是她的合作译者马雷克·卢果斯基（Marek Lugowski）——正是卢果斯基第一次把她介绍给辛波丝卡。卢果斯基阅读并评论了整部手稿译本，并用阅历丰富的翻译经验给予了切恰克正确的判断和特别的灵感。与此类似的还有美国作家斯蒂芬·金，他表示“非常感激”自己的作家兼朋友谭恩美，因为他与谭恩美就中国菜的一次交谈，启发他创作了实用而有趣的《写作这回事》一书。我发觉这些温柔的致谢，就好像在说：“没有你，我做不到这些。”这是一种相当勇敢的表达。

同事、编辑与出版社，是一个作家创作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写作这回事》中，斯蒂芬·金以三个有趣的、逐渐缩短的前言形式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其中第二个前言是对小威廉·斯特伦克（William Strunk Jr.）和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 （E. B. White）合著的《风格的要素》的赞颂，第三个前言是对他的编辑查克·韦瑞尔（Chuck Verril）的赞美：“查克，你真是个神。”说到对编辑的赞美之词，就不得不提到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约翰·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他在《伊甸之东》中致谢了他的编辑兼好友帕斯卡·“帕特”·科维奇（Pascal “Pat” Covici），他写道：

亲爱的帕特：

有一次你来，正好看到我在用木头刻些小玩意儿；你便说：“你干吗不做件东西给我呢？”

我问你要什么，你说：“一个盒子。”

“干吗用？”

“搁东西。”

“什么东西？”

“你的任何东西。”你说。

好吧，这就是给你的盒子。我所有的东西几乎全在里面，可是还没有装满。里面有痛苦和兴奋，喜悦和烦恼，邪念和善意——构思的愉快和些许失望，以及无法形容的创造的快乐。

在这一切之上的是我对你的感激和敬爱。

不过这个盒子仍旧不满。

——约翰

（王永年 译）

牛津大学的编辑菲奥娜·斯塔福德（Fiona Stafford）也在最新版本的《抒情歌谣集》（威廉·华兹华斯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合著）的序言中回顾了她欠几位同事的“长期债务”，同时也赞扬了行政人员的服务工作，“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可以想象，斯塔福德女士每次要求查找引文或重新打印一页手稿时，得到的不是不屑或白眼，而是一种团队合作的愉快感。斯塔福德敏锐的洞察力，也证明了她的谦逊与才干。

超越依赖和债务，任何背景、年龄和领域的作者都在证明亲密朋友、家人的支持和爱所带来的纯粹的快乐。几乎无一例外，我们往往能从作家最深的隐喻中感受到这些难以言语的温柔。以欧文·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1928年的杰作《诗体》（Poetic Diction）为例，在1951年的再版书中，巴菲德在介绍自己的挚友C·S·刘易斯（C.S. Lewis）时，对其做了简短的重新介绍。巴菲尔德写道：

最后一句话：这本书的致谢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扉页上我所致谢者的笔名在第一版出版后不久便被它的主人弃用了，因此用他的真名代替了笔名，其实他在许多不同领域的出版物中都享有盛名。我这样做是为了准确，而不是为了在这一区别中获得任何额外的收益，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以这本书来纪念我们近半生无价的友谊。

同样，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在他对但丁《神曲》的现代英译本的引言中，向他的妻子——一位颇有建树的但丁学者——致以了感人的敬意。詹姆斯在引言中充分肯定了妻子给予他的帮助，他写道，“如果没有她那明晰而严谨的学识，我的翻译便毫无价值。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每当我回忆起在佛罗伦萨的时候，是她第一次让我明白了为伟大的诗人翻译诗歌意味着什么，便充满了力量。”人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种佛罗伦萨式的记忆在他们珍藏的记忆中尤为珍贵，这种亲密关系与终生的爱是共通的，也在提醒别人这样的时刻是一份馈赠。迈克·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在《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一书也向妻子表达了类似的情感：“最后，我还要向一个人表达我的爱慕之情。她毫不犹豫地与我一起分担了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业之风险，年复一年地承受着从作为这一不平常活动之中心的我身上发散出的心理压力。她就是我的夫人。”

英国诗人戴维·怀特（David Whyte）在他的佳作《慰藉：日常语言所带来的安慰、滋养和潜在意义》（Consolations: The Solace, Nourishment and Underlying Meaning of Everyday Words）中，对真正友谊的进行了反思，他写道：“友谊的最终试金石不是进步，也不是他人或自己，而是见证；被某人看见的特权，以及赋予看见他人本质的同等特权，与他们同行，相信他们，有时只是陪他们走了很短的一段路，但这是一段不可能独自走完的旅程。”在书的序言或结尾处谦虚且衷心的感谢，便是一种见证的形式。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acknowledge”（承认、认可、答谢之意，也是本文反复提到的“致谢”一词——译注）一词意味着“接受或承认”一件事的真相，也意味着“承认它的事实、重要性或质量”。

在如今的时代，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脆弱，友谊日益衰减为一种抽象的或短暂的联系，所幸还有这些简短的致谢提醒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相互依存，我们亏欠彼此，但我们也是彼此最大的快乐。正如甘道夫在《魔戒现身》中所说的那样：“任何伟大的英雄，其实都只在历史中扮演很小的角色。” 致谢证明了写作的确如此，但令人欣慰的是，这已经足够。

本文作者Kate Harris是一位作家，现居华盛顿。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