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厚铎 尹丽 摄

文|法治周末记者 郝若希

责编|马蓉蓉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上斜街金井胡同口的沈家本故居，2019年12月被命名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一道院门连接古今。曾经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清末修律代表人物沈家本在此居住十余年，与社会贤达在这里筹划推进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后来，这里成了大杂院，最多的时候住着46户人家，一间间私建的小屋将院内隔成了“迷宫”，随处堆放的杂物让拥挤的大院更加杂乱不堪。

为了让这座历经百年风霜雪雨的四合院重现原本的模样，沈家本四世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奔走呼吁30年，心愿终实现。

今年，恰好也是沈家本诞辰180周年。

“家承仁厚”的家风传承

故居中有一座江南风格的两层小楼，这是沈家本的藏书楼，名为“沈碧楼”。小楼之上，晚年的沈家本吟诗吟诗作赋。小楼之下，世人跨越岁月长河，踏寻先辈的足迹，在护城河潺潺的流水声中看中国法制史源远流长。

沈家本被后人称赞为“中国近代法治的开拓者和引路人”。主持修律近十年的生涯中，沈家本坚持以“会通中西”为修法原则，引进西方法律之时，并未完全摒弃中国传统法律。他翻译西方法典，收集、考订、整理中国历代法律，改造旧律、废除酷刑、改造监狱制度、制定新律、积极推行审判独立，初步构建起现代审判制度，开创中国现代法与法学研究新格局。

沈家本被清政府任命为修律大臣之时，已是花甲老人。任职后，沈家本从从湖州同乡会手中买下废弃的吴兴会馆，也就是现在的沈家本故居。

沈厚铎出生在沈家本故居的西厢房中，在他刚满1岁时就被迫举家搬离。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北京沦陷，故居被转卖给他人，后民国政府又将之充公。直到1949年后，成了百姓居住的大杂院。

离开北京后，沈厚铎一家先后辗转杭州、上海。1949年春天，沈厚铎跟随父母回到北京，就读于师大二附小(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实验小学)。据沈厚铎回忆，在他快上学时，父亲沈仁坚教他写“沈厚铎”三个字。

沈厚铎高祖沈丙莹公定下了“家承仁厚”的辈字，配以五行的“木火土金水”，以保证二十代不会重复。“家承仁厚”这4个字形成了沈家本先生以降的沈氏家风。

小时候，“家承仁厚”4个字的含义，沈厚铎总也不明白，在他印象中，父辈的说教并不多，但家风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

后来，沈厚铎理解了什么是“家承仁厚”。“家”是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基本、最核心的民族精神。沈家本先生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不论是仕途坎坷，或是修律立法，始终以家国、世人至上，家国情怀是他一生践行的志向与理想。

“承”是继承、承担。“仁”是仁爱;“厚”则为宽厚、厚重、厚积薄发。沈厚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沈家本为人正直宽厚，为学厚积薄发，为官不谋私利，不肯逢迎权贵，不肯为前程请客送礼，“但愿不把初心负”。“廉洁奉公，刚正不阿”正是沈家本为沈氏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一脉相承。

从法律著作走近曾祖父

1963年，沈厚铎从北京师范学院(前身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正待分配时，堂姐沈厚钤就告诉他，“要服从组织分配，要到艰苦的地方去”。

沈厚铎介绍，堂姐沈厚钤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至退休。尽管堂姐身居要职，却从未有一个沈家人因为工作找她帮忙。当堂姐得知沈厚铎报的志愿是到没人愿意去的成人教育时，她说：“北京的成人教育战线，的确需要你们这样的新生力量。”

对于青年时期的沈厚铎来说，沈家本只是他的曾祖父，曾祖父留下的著作手稿也并不特别。

据沈厚铎回忆，上大学后，在堂姑余谷似(原名沈仁垌，时任北京市文史馆党委书记)的提议下，他曾想将沈家本留下的一部分手稿捐献给北京政法学院(现为中国政法大学)，但是当他骑着破自行车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学校时，一位年轻的男老师以“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清代的法律文献没有价值”为由拒绝了他。

时隔不久，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接受了捐赠，法学所主要拣选了沈家本的法学著作手稿，法学著作抄本和非法学著作留给沈氏后人保存。“文革”期间，沈厚铎担心留在家里的沈家本手稿被毁掉，便将剩余4箱手稿捐给了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

在成人教育教学古代汉语的3年，为沈厚铎后来整理研究法律古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是半路转行，沈厚铎也是沈家本后人中为数不多的法律工作者。

1983年，沈厚铎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在周围法史界专家学者的熏陶下，他才逐渐了解到，曾祖父沈家本在我国法制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后，沈厚铎成为其中一员，并正式开始了对沈家本著作的整理工作。他向有关部门申请，找回了30册沈家本的手稿，但大部分手稿都已经遗失，沈厚铎甚感痛心。

沈厚铎的书房里，珍藏着一些曾祖父沈家本留下的著作手稿。这些珍贵的著作手稿，都是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

2010年，沈家本诞辰170周年之际，由古籍所第三任所长徐世虹任主编，沈厚铎、南玉泉等任副主编整理编写的《沈家本全集》正式出版。这套著作集录了沈家本的生前著述，突出了沈家本于律学、经学、史学、文学、编纂学等方面的成就，为中国法律史、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真实的文献依据。如今，这套八卷本的《沈家本全集》陈列在中国政法大学逸夫楼校史展的展柜里。

修复先祖故居视为使命

如何让社会大众走进这位中国近代法治转型中的重要人物?如何传承发展沈家本法律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作为沈家本的后人，同时又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心怀使命。

沈厚铎回忆，日本学者池田温教授曾经慕名而来，提出想要参观沈家本故居，但当时破败不堪的故居，让他着实为难。

也是从那时开始，修缮沈家本故居就成了沈厚铎放在心里的重任。在采访中，沈厚铎向法治周末记者展示了一份他在1986年写给文化部《关于将沈家本故居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辟为中国法律史博物馆的建议》手稿的复印件。

“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其(沈家本)故居列为重点保护是必要的;做为重要的法律史任务的故居辟为法律史博物馆更是相得益彰。中华法系是世界重要法系之一，而我国尚无一处系统展示中国法史的博物馆，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憾了。”手稿中如是写道。

一直以来，与沈厚铎一道为修复沈家本故居而奔走的还有不少法学学者。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徐世虹曾先后两次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对沈家本故居进行腾退修复的建议，但未得到回应。

令人欣慰的是，法治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沈家本法律思想的传承也逐渐得到重视。

1990年，沈家本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宣武区、西城区合并之后，这里挂上了西城区重点文物保护的牌子。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建议，将沈家本故居改建成“中国传统法制文化博物馆”，很快便得到了正式回应。

在侯欣一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既是当下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渊源，亦是借鉴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目前为止，中国尚无一个国家级的法律文化博物馆，甚至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的实物也并不多见。“沈家本故居，则为改变这一令人尴尬局面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可能。”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北京市及北京市西城区有关方面就加强沈家本故居修缮举行座谈会，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座谈会上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等重要论述和视察北京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对沈家本故居的修缮、保护和利用，建设好中国法治名人博物馆，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促进法治文化发展、交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通过几年的居民外迁腾退，老旧杂院经过改造，文物得到彻底修复，现已成沈家本故居博物馆。

2019年12月，全国普法办发布《关于命名第二批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的通知》，沈家本故居被命名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如今，已经退休多年的沈厚铎，偶尔还会回到沈家本故居转转。当年庭院中的竹丛与花池都不见踪迹，但沈家本当年亲手种下的皂角树仍伫立在后院角落，枝桠繁盛，向世人诉说百余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