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伊斯梅尔·卡达莱的自传体小说《纸娃娃》（The Doll），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本优雅的、苦乐掺半的青少年时期回忆录，充满了对如今早已失去的故乡的怀旧之情。那个故乡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吉诺卡斯特（Gjirokastra），更确切地说，是卡达莱父母的祖屋所在之处——那是一座冰冷而古老的石头建筑，两个必须在其中共处一室的女人却隔阂深重。一方面，卡达莱的祖母、房子原本的女主人拒绝离开此处，仿佛她已长在了这栋建筑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卡达莱的母亲（本书标题中所指的“纸娃娃”，作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新娘嫁入了这座年久失修的高大建筑）却不得不忍受她刻薄傲慢的婆婆的管教，她感到筋疲力尽。正是在这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卡达莱，这个早熟的青少年长成了一名“准文学家”，写着一部又一部的“小说”。这位“自视甚高”的年轻作家宣告着他崭露头角的才华，甚至使用了古老的、前共产主义时期的货币作为价签以及独创的醒目“广告”，来装饰他的每部作品。

《纸娃娃》呈现了不断变化的阿尔巴尼亚生活中令人信服的细节。当时，在受苏维埃支持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恩维尔·霍查的领导下，公民们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方方面面。书中最有趣的记录是，在1953年的一天，避孕套首次进入药房：“……有关是否允许使用避孕套的指示相互矛盾。有人怀疑，这可能是对斯大林去世后‘阶级斗争是否减弱’的一项试验。但后来人们意识到，这项措施是苏联人坚持要采取的，并且它与妇女权利相关（女权主义-共产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等）。对于是否应当建议共产党人远离药房、并将这些橡胶制品留给越来越堕落的资产阶级，党委会曾一度犹豫，不过后来一切都平静了。”

《纸娃娃》中涉及了丰富的类似记录，还有许多卡达莱经常思考的事物，例如现代生活中的民俗根源，或是阿尔巴尼亚政治中的荒谬性。不过，书中还包含了一种悲伤的观察：在叙述者与他母亲的中心关系里，贯穿着苦涩的讽刺和词不达意的恐惧——一个女人（母亲）隐隐地恐惧着，当儿子获得了他如此渴望的名声之后，自己将因为“没有价值”而遭到抛弃。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这主导了它关于“艰难的爱”的探讨。

本文作者 John Burnside 是一位诗人和小说家，著有回忆录《在虚幻之城醒来》（Waking Up in Toytown）、诗集《环》（The Hoop）、《普通知识》（Common Knowledge）和《节庆日》（Feast Days），曾获杰弗里·费伯纪念奖（Geoffrey Faber Memorial Prize）。

（翻译：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