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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为何急于重塑全球贸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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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为何急于重塑全球贸易规则?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撰文指出,发达国家之所以要改写全球贸易规则,除了制造业外流引发国内蓝领阶层不满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主导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译 聂琳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当上美国总统后不断挑起国际贸易争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贸易。但事实上,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正是由发达国家一手建立的。那么,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现在为何要改写规则呢?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日前撰文指出,发达国家之所以要改写全球贸易规则,除了制造业外流引发国内蓝领阶层不满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主导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

拉詹指出,发达国家要应对其民众对公平贸易的要求,应采取合理措施,而不是强迫贸易伙伴签署所谓的“公平”协议。“现在少签一些令人反感的贸易协定,可能对未来的贸易有更大的帮助。”

以下为拉詹1月14日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的题为《保护贸易》(Protecting Trade)一文,经界面新闻翻译整理。

21世纪已经走过将近20年,全球化正在面临严峻挑战。过去数十年里,发展中国家一直指责国际贸易规则极为不公平,但眼下这些指责更多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客。情况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转变呢?

一个简单但不充分的解释是“竞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化国家挖空心思要将他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因此他们制定了相应的贸易规则。现在,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在产品制造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而根据国际贸易规则,发达国家必须为其他地区生产的、更具生产力的商品开放市场。

显然,发达国家试图重写贸易规则的努力不是让国际贸易变得更公平,而是在阻碍竞争。新兴市场制造商具有竞争力的原因之一是人工成本低。因此,美国、加拿大在和墨西哥签署贸易协议时,要求将汽车零件生产工人的最低时薪定在16美元,以此来限制墨西哥的竞争力。美加墨协议还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劳动者的措施,比如要求企业在墨西哥建立工会,而美国将实施对墨西哥工会的监督等等。这些内容看似对墨西哥工人有利,但实际上是美国在试图限制墨西哥的制造业岗位。

但是,制造业已经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了数十年,为什么发达国家现在才重视这个问题呢?事实上,为了代替流失掉的制造业岗位,发达国家一直在创造服务业就业,从科技含量较低的产品交付到高科技研发。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暗含了这样的规则: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开放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则对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出口开放市场。

但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有能力转向创造良好的服务业就业岗位。表现最好的是大城市,因为这里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专业人员,从而能够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而一些小城镇,比如在美国中西部和英格兰北部地区,当地经济还未从制造业岗位流失中恢复。这些地区的破败和当地人的失意最终导致了诸如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去被遗忘的制造业社区现在在首都有了发言权,他们希望恢复制造业。

不过,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全面。比如,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很大部分争端不在于制造业(中国也面临制造业转移的问题),而是服务业。尽管全球前10大服务业出口国中有8个是发达国家,但新兴市场的竞争力在上升。因此,发达经济体急欲实施新的服务贸易规则,这也是发达国家制造商保护自己竞争优势的一个机会。

比如,美墨加贸易协议对以电子方式购买的产品(如音乐或电子书)不征收任何关税,并确保互联网公司不对其用户生产的内容负责。该协议还试图延长诸如药品等某些产品的专利保护期限,不过,这条规定由于国会民主党的反对而被移除。

新兴市场则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当下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就在印度大型企业集团Reliance推出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之前,印度政府发布了新规则来限制诸如亚马逊、沃尔玛之类的国外平台在印度进行网上销售。

总而言之,这些因素增加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不稳定性。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不愿意继续接受现有的贸易安排,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希望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而此前,只要服务贸易的市场在扩张,发达国家精英阶层选择对制造业外流视而不见,但这种情况无法持续。与此同时,因为想获得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份额,新兴经济体精英阶层在这一问题上也不让步。

这样的结果就是,贸易协议变得更复杂,贸易谈判不再是以理服人,而是变成政治力量的展示,比如一些国家以施加高额关税为威胁,迫使弱势一方接受所谓的“公平”条款。贸易谈判专家可能会说,情况向来如此。不过,过去与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新兴市场的公众比过去更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所以,当墨西哥商会会长将美墨加协议中的劳工和监管条款与1848年的美墨战争(墨西哥失去加州)相提并论时,墨西哥选民会听进去。

因此,眼下任何富裕国家在为其他国家设置规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将来都会被证明要付出极大代价。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是否就这些规则达成了一致尚未可知,另一方面,这样的协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未来,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消费者将是更富裕、更年轻、数量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公民。现在给弱小国家强加不利安排的国家,有朝一日将被以同样方式对待。

那么,发达国家应如何应对其国内对公平贸易的呼声呢? 发达国家可以合理要求发展中国家将其关税水平逐步降低至国际上可接受的标准,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应限制那些具有歧视性的非关税壁垒或补贴。但是,超出这些措施之外的行动很可能会进一步破坏贸易共识。现在少签一些令人反感的贸易协定,可能对未来的贸易有更大的帮助。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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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为何急于重塑全球贸易规则?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撰文指出,发达国家之所以要改写全球贸易规则,除了制造业外流引发国内蓝领阶层不满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主导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译 聂琳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当上美国总统后不断挑起国际贸易争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贸易。但事实上,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正是由发达国家一手建立的。那么,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现在为何要改写规则呢?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日前撰文指出,发达国家之所以要改写全球贸易规则,除了制造业外流引发国内蓝领阶层不满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主导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

拉詹指出,发达国家要应对其民众对公平贸易的要求,应采取合理措施,而不是强迫贸易伙伴签署所谓的“公平”协议。“现在少签一些令人反感的贸易协定,可能对未来的贸易有更大的帮助。”

以下为拉詹1月14日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的题为《保护贸易》(Protecting Trade)一文,经界面新闻翻译整理。

21世纪已经走过将近20年,全球化正在面临严峻挑战。过去数十年里,发展中国家一直指责国际贸易规则极为不公平,但眼下这些指责更多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客。情况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转变呢?

一个简单但不充分的解释是“竞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化国家挖空心思要将他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因此他们制定了相应的贸易规则。现在,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在产品制造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而根据国际贸易规则,发达国家必须为其他地区生产的、更具生产力的商品开放市场。

显然,发达国家试图重写贸易规则的努力不是让国际贸易变得更公平,而是在阻碍竞争。新兴市场制造商具有竞争力的原因之一是人工成本低。因此,美国、加拿大在和墨西哥签署贸易协议时,要求将汽车零件生产工人的最低时薪定在16美元,以此来限制墨西哥的竞争力。美加墨协议还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劳动者的措施,比如要求企业在墨西哥建立工会,而美国将实施对墨西哥工会的监督等等。这些内容看似对墨西哥工人有利,但实际上是美国在试图限制墨西哥的制造业岗位。

但是,制造业已经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了数十年,为什么发达国家现在才重视这个问题呢?事实上,为了代替流失掉的制造业岗位,发达国家一直在创造服务业就业,从科技含量较低的产品交付到高科技研发。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暗含了这样的规则: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开放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则对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出口开放市场。

但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有能力转向创造良好的服务业就业岗位。表现最好的是大城市,因为这里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专业人员,从而能够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而一些小城镇,比如在美国中西部和英格兰北部地区,当地经济还未从制造业岗位流失中恢复。这些地区的破败和当地人的失意最终导致了诸如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去被遗忘的制造业社区现在在首都有了发言权,他们希望恢复制造业。

不过,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全面。比如,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很大部分争端不在于制造业(中国也面临制造业转移的问题),而是服务业。尽管全球前10大服务业出口国中有8个是发达国家,但新兴市场的竞争力在上升。因此,发达经济体急欲实施新的服务贸易规则,这也是发达国家制造商保护自己竞争优势的一个机会。

比如,美墨加贸易协议对以电子方式购买的产品(如音乐或电子书)不征收任何关税,并确保互联网公司不对其用户生产的内容负责。该协议还试图延长诸如药品等某些产品的专利保护期限,不过,这条规定由于国会民主党的反对而被移除。

新兴市场则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当下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就在印度大型企业集团Reliance推出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之前,印度政府发布了新规则来限制诸如亚马逊、沃尔玛之类的国外平台在印度进行网上销售。

总而言之,这些因素增加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不稳定性。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不愿意继续接受现有的贸易安排,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希望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而此前,只要服务贸易的市场在扩张,发达国家精英阶层选择对制造业外流视而不见,但这种情况无法持续。与此同时,因为想获得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份额,新兴经济体精英阶层在这一问题上也不让步。

这样的结果就是,贸易协议变得更复杂,贸易谈判不再是以理服人,而是变成政治力量的展示,比如一些国家以施加高额关税为威胁,迫使弱势一方接受所谓的“公平”条款。贸易谈判专家可能会说,情况向来如此。不过,过去与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新兴市场的公众比过去更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所以,当墨西哥商会会长将美墨加协议中的劳工和监管条款与1848年的美墨战争(墨西哥失去加州)相提并论时,墨西哥选民会听进去。

因此,眼下任何富裕国家在为其他国家设置规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将来都会被证明要付出极大代价。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是否就这些规则达成了一致尚未可知,另一方面,这样的协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未来,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消费者将是更富裕、更年轻、数量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公民。现在给弱小国家强加不利安排的国家,有朝一日将被以同样方式对待。

那么,发达国家应如何应对其国内对公平贸易的呼声呢? 发达国家可以合理要求发展中国家将其关税水平逐步降低至国际上可接受的标准,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应限制那些具有歧视性的非关税壁垒或补贴。但是,超出这些措施之外的行动很可能会进一步破坏贸易共识。现在少签一些令人反感的贸易协定,可能对未来的贸易有更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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