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大年初一，观众迎来了电影《唐人街探案3》上映。在“唐探宇宙”中，主角们在曼谷大皇宫前斗舞，到在纽约参加世界名侦探大赛，再到在东京街头飞驰，在异国他乡探险破案的同时也和当地的唐人街与华人社区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电影中展现的那样，唐人街常常作为华人色彩的街区在流行文化当中出现，而在学术研究中，唐人街则常常被看作是种族主义的遗迹、储藏种族资源的仓库、移民去往更大社群的跳板、遗产中心和人才的能源库。

历史上最早发展出来的北美唐人街，其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因为唐人街的形成规定了中国移民可以在哪里安家，必须从哪里搬走。过去，唐人街也会被视为城市贫民区。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崛起为经济大国，也随着专业人士、有钱的新移民的到来，唐人街在经济和象征上具有了新的重要性。甚至，中国近几年的发展还引发了新的现象：人们试图把它看成和旅游业及中国经济力量崛起相关的、可被利用的资本，并在没有唐人街的地方试图建立新的“唐人街”……

在《唐人街探案》展现的泰国、日本等中国的邻近国家当中，唐人街是什么样的情况？唐人街处于凋敝和式微状态吗？本文选取了《唐人街：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一书中与《唐人街探案》剧情设定相关，关于亚洲唐人街和东南亚唐人街的部分。从中读者可以看到，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唐人街，它们都已经成为当地社会发展、旅游业、全球资本和当地政治中重要的部分。

《唐人街：反思》

文 | 陈志明

亚洲的唐人街

在这里我们先讨论东亚和南亚，稍后再对东南亚进行单独讨论。在东亚和南亚，唐人街指的是在主导人口不是华人的国家里，华人商店和中餐馆明显聚集的地区。实际上，这是借鉴了西方“唐人街”一词来标识这样一个华人商业区。日本著名的唐人街分别分布在横滨、神户和长崎，但新移民正在建设新的华人商业区和“唐人街”。作为一个空间，日本的唐人街和北美、欧洲的唐人街有若干相似点：有华人、中餐馆和华人商铺；餐馆和商铺的中文招牌将它们所在的街道和地区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让人们知道那就是“唐人街”。在一些历史较久的唐人街里，人们可以找到旧时的华人组织和寺庙。例如位于神户南京町周围的唐人街就是一个汇集了华人商铺、餐馆、社团、寺庙和博物馆的老唐人街。我在2008年12月重游了这个唐人街。就是在这里的关帝庙里，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华人对狗的祭祀崇拜，从那以后我被引向了研究福建泉州地区祭拜狗神的现象。

韩国的例子会比较有趣，因为它是中国的邻居。再者，由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受到了中国的统治，韩国存在着对中国移民的偏见。虽然有说法认为华人的边缘化促使了北美唐人街的兴起，然而在韩国，人口不多的华人受到排斥对建立起唐人街却没什么作用。当地人对华人商业进行镇压，并没有帮助唐人街的发展。虽然首尔没有一个真正的唐人街，但人们确实能在其中某个地区找到华人经营的杂货铺和餐馆。2010年10月，我第一次去北仓洞，与我同行的还有两位学术界的朋友。我们在那儿发现了不少卖干海参的华人店铺，还发现了各种各样从香港和中国大陆进口的酱油。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韩国一些城市开始尝试建设唐人街以吸引华裔投资者和游客。21世纪初期，位于首尔西部的仁川“将一个年久失修的华人社区改造成韩国首个唐人街”（Onishi，2007）。虽然拱门建好了，大红灯笼也挂上了，但是这个新唐人街还没有展示出活力，这说明了要建立一座繁荣有活力的唐人街，足够华商的加入是必不可少的。

在南亚，华人主要分布在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和科伦波，其中聚集在加尔各答的华人形成了一个比较瞩目的社区，有印度唐人街之称。当印度还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时，加尔各答跟中国广东有着贸易往来，因而华人在很早之前就已来到印度。南亚的华人大多是客家人和广府人。加尔各答的客家人因他们的制鞋业和制革厂生意而被广为熟知。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在印度的华人受到歧视，3000人被驱逐出境，大约5000人留下（Zhang and Sen，2013）。许多离开的人都去了多伦多。因此加尔各答唐人街的人口减少了，但是在最近几十年，这个独特的华人社区吸引了不少新闻工作者和学者的关注（Oxfeld，1993；Zhang and Sen，2013）。

在东亚，我们发现这里唐人街的崛起是由华人定居者主导的，在这些社会中，华人因为他者的身份而格外引人注目。在日本，新到来的华人不仅增加了日本的华人人口数量，还推动了新唐人街的建立，如池袋唐人街。在韩国，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都在努力建造唐人街，就像仁川。这些尝试都证明了唐人街最好是从原有的具有活力的华人聚居地发展而来，而不是在一个没有足够华人居民的地方建造一个新的。不过，韩国的例子凸显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对吸引当地政府建设、发展唐人街的重要作用。

东南亚的唐人街

在东南亚，有一种与北美历史上的唐人街有点相似的“唐人街”，其形成与西方的殖民主义相关。雅加达和马尼拉“唐人街”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如今在东南亚使用“唐人街”一词也只是出于方便而不是出于历史原因。而且此种叫法在当地居民之间并不普遍。雅加达“唐人街”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叫法——草埔（Glodok）。1740年，华人移民因为袭击荷兰人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前哨战而遭到屠杀，几千华人丧命其中。在那之后，巴达维亚里剩下的华人不得不重新迁居于南面城墙之外，这便是草埔的起源（Suryadinata  and Ang，2009：57）。1978年初，我游览了这个古老的华人聚集地，并于2007年8月重访故地。我认为当一个人说英语时，自然地将之称为“唐人街”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那儿到处都是华人商铺和食阁，附近还有一座17世纪时建造的中国寺庙。这是雅加达最古老的华人寺庙，中文叫作金德院，印度尼西亚语叫Wihara Dharma Bhakti。作为一条华人和本地印尼人售卖与华人有关的商品的狭窄街道，雅加达“唐人街”看起来既不发达也不引人注目。只是一座座华人庙宇让它看起来更像一座唐人街。但是草埔之所以如此具有意义，更在于它是一处历史遗迹。

在菲律宾能称为“唐人街”的地区是岷伦洛区，特别是沿着王彬街一带。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岷伦洛区这个华人聚居地的发源地也历经过非常血腥的西班牙人统治。在一次华人暴动中，总督贡梅兹·皮尔兹·达马里纳（Gomez Perez de Dasmarinas）被杀害，于是他的儿子路易·皮尔兹·达马里纳（Luis Perez Dasmarinas）在1594年1月将华人驱逐出马尼拉。但是两个月后，他又买下岷伦洛区所在的岛屿赠给信仰天主教的华人（Ang See，2005：142）。岷伦洛区成为“商业活动中心和华人手工业者的据点”（Ang  See，2005：147）。如今游览岷伦洛区的游客可以轻松感受到这个古老华人聚居地的中国味。在这个非华人的社会里，华人聚居地很早便已形成，所以虽然受到殖民统治，但如今那些旨在推动其旅游业发展的学者和中介都纷纷宣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唐人街。但毫无疑问这个地方早在“唐人街”一词被创造之前就存在了。如果运用这个逻辑去定义唐人街，那么所谓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唐人街”也可以指马六甲一处很早就形成的华人聚集区（早在16世纪，那儿已经有一个小规模的华人聚居点）。在《马六甲、南印度和中国的说明》（Description of Malacca and Meridional India and Cathay）（1613）中，葡萄牙历史学家依曼努尔·戈蒂何·德·艾尔蒂亚（Emmanuel Godinho de Eredia）提到了马六甲的一个“Campon China”（de Eredia，1930：19）。今天马六甲大部分人口都是华人，所以按理说那儿并不会有唐人街，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找到一个可以被看作唐人街的旧华人聚集地。

即使草埔和岷伦洛区早期形成时受到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但是在以华人为少数民族群体的东南亚社会中，要想寻找一个唐人街，即一个早期便由华人聚居的老城区并不困难。这是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实际上也是世界上大多数有华人少数族群或者在历史上形成了华人聚居区的国家的情况。在柬埔寨，金边中央市场附近聚集了不少中餐馆。当我2009年8月来到这座城市时，甚至在128街发现了两家分别由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经营的马来西亚中餐馆。里面卖着肉骨茶（排骨放在中药里）和亚参鱼头（把鱼头放在罗望子汁里煮）等等马来西亚中国菜。在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唐人街”不仅有中餐馆和华人商店，还有一些华人社团所在的建筑物，上面均标示了中文名字。在泰国曼谷，耀华力路附近有个较为显眼的华人聚居区。老挝万象的一个小规模华人商业中心现已在大批中国移民的影响下已摇身一变。越南北边毗邻中国，华人赴越南已有很长历史。堤岸过去有大量华人，如今已与其他市合并为胡志明市。文莱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接壤，但是其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的城市景观与附近沙捞越州几个市镇的景观却大不一样。在沙捞越州，华人商店几乎随处可见。但是在文莱首都，华人店铺并不在崭新摩登的购物中心里，人们只需要走两三条街就会发现几家小型中餐馆，而这些地方还是人们购买华文报纸的去处。虽然中国寺庙和华人学校在这个小城市的其他地方也随处可见，但是它并不能被称为一个唐人街。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寻找唐人街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新加坡约74%的人口都是华人，所以那儿几乎随处都能看见华人。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哪儿都是唐人街。在新加坡和香港谈唐人街是没有意义的。对马来西亚大部分乡镇和城市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有着大量华人。“唐人街”在东南亚实际上是一个输入的概念。这受到了美国和欧洲游客的影响，因为他们总是问唐人街在哪儿。出于旅游业的考虑，1986年出台的新加坡城区保护总体规划划定了一个“唐人街遗迹区”（Suryadinata and Ang，2009：118）。由此新加坡有了一个唐人街，即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这个“唐人街”位于牛车水（Kreta Ayer），中文名字指的是印度人给停在直落亚逸（Telok Ayer）港的船运送淡水的牛车（Suryadinata and Ang，2009：118）。事实上，新加坡最古老的印度寺庙，马里安曼兴都庙就位于该唐人街。如今唐人街所在的地区实际与早期的华人定居点有着密切联系，但是该地区与当时英国当局分配给广东移民的区域也有着联系。因此，作为唐人街发展的一部分，人民在此建造了一间博物馆，命名为原貌馆，这个博物馆展示的便是广东移民的历史。有两个女性群体因突出的历史贡献和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受到了特别重视。妈姐就是其中一种，她们是一辈子都保持单身的家政工。另一种是叫三水女人的建筑工人。因为她们总是戴着具有标志性的红色头巾，因此也被叫作“红头巾”。新加坡唐人街是针对旅游业建设唐人街的一个成功范例。而且这是在华人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国家中创建的，因此意义特别重大。就我个人而言，新加坡唐人街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原貌馆、马里安曼兴都庙、附近的麦斯威尔熟食中心和稍微再远一点的、位于直落亚逸街的一个叫作天后宫的华人老庙。

马来西亚的情况与新加坡的大不一样。吉隆坡也是一个有着大量华人人口的多民族城市。其城市发展与华人的定居和商业活动有着密切联系。为了响应游客寻找唐人街的兴致，茨厂街（Petaling Street）被非正式地引入为唐人街。那儿有大量满足当地居民需要的华人摊档，主要售卖食物、水果、衣服和日用品。当地华人把Petaling Street称作茨厂街，用吉隆坡的华人通用语——广东话念就是Chee-Cheong  Kai。“茨厂”的意思是木薯粉工厂。而当地确实有过一家木薯粉工厂，为著名华人，同时也是吉隆坡的创始者，甲必丹（当时侨领制度的首领称谓）叶亚来所有。如今茨厂街是一个繁华的地段，但它曾经只是处于吉隆坡最外围的郊区。20世纪80年代受城市发展影响，茨厂街附近的旧市场（其所在建筑仍被称为中心市场，但已经改造为当地的工艺美术中心）被关闭了，而在不远处，则建立了现代化的“宏图大厦”（Dayabumi Complex）。当地政府意识到了茨厂街对游客的吸引力，于是一位华人副部长李裕隆于1991年12月提议对茨厂街进行现代化改造，将其打造为一个小贩中心。同时他还建议在街头和街尾各树立一个拱门，为与ASEAN旅游年协力举办的茨厂街嘉年华做准备（《南洋商报》1999年12月10日）。这项提议引来了一些马来人团体的抗议，因为他们认为该举措企图推广中国文化。为此，副部长李玉龙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诺在嘉年华结束后把拱门拆除。尽管如此，那次嘉年华是一个用中国大红灯笼装饰茨厂街的好机会。

1992年，副部长李裕隆进一步提议美化茨厂街，将其改造为一条有遮棚的步行街（《南洋商报》1992年3月29日）。从那以后，一些华人领袖提议将茨厂街打造成唐人街，因此在华人之间引起了许多争论。尽管当时的总理，马哈蒂尔支持为了旅游业将茨厂街改造成唐人街（《南洋商报》2003年8月31日），但是大部分华人并不赞成。他们认为唐人街是产生于西方世界，带有贬损意义的产品。可是吉隆坡，乃至整个马来西亚到处都是华人社区。如今，茨厂街真的成了一条有遮棚的步行街，两端也树立起了拱门。两座拱门上并没有“唐人街”三个大字，而是把茨厂街的马来文放在最顶端，下面排列着字体较小的相应的中英文。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使茨厂街更有唐人街的味道。但与新加坡政府努力建设发展唐人街不同的是，茨厂街的发展被马来西亚的种族政策所牵制着。

对于当地华人来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建立一个唐人街，而是对茨厂街附近地区的华人历史文化遗迹的承认与保护。许多人痛惜政府在开发该地区时没能对当地华人的历史文化遗产给予关注。在华人的眼里，由马来人领导的市政府并不关心华人的文化遗产。它似乎只对借助茨厂街发展旅游业有兴趣，对于保护发扬华人的历史和文化则不以为然。实际上，茨厂街及其附近街道用以创建唐人街的潜力与新加坡唐人街的相当，因为那儿有不少与早期华人社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与寺庙。人们应当建立一个博物馆来展示华人在历史上对建设吉隆坡作出的贡献。但是这会被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马来人视为对华人文化及华人对吉隆坡作出的贡献的渲染，而这正是他们一直极力想要否认的。即使当地华人支持建设唐人街，在马来西亚建一座唐人街存在着悖论。正如华人媒体报道的那样，当地华人普遍惋惜茨厂街成为了一个售卖廉价旅游商品的，毫无历史遗迹可循的地方，而且许多华人也选择了搬离。那些曾在此居住的华人带着怀旧的情绪，回忆着在茨厂街哪儿可以买到华人美食，以及在哪儿可以看到华人的传统艺术表演。

今天很多游客去茨厂街体验唐人街，但是很多人因感受不到唐人街的气氛而失望，因为在穿越了人群，好不容易买来了华人商品后，人们恍然大悟这些原本是华人的商铺却越来越多地被南亚移民经营着，已然没有任何唐人街的氛围了。尽管被这样的民族政策和城市发展牵制着，茨厂街还是成为了华人遗产和身份的象征，而这也反映了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和城市发展大环境。事实上，现在政客们会为了获得华人的支持而前去茨厂街拜访。举个例子，2010年春节期间，总理拿督斯里纳吉布高调到访茨厂街为当地华人送上新年祝福。吉隆坡商贩协会（一个华人组织）的副会长趁机向总理反映，当地华人对于只在总理访问时才挂上中国灯笼感到不满意，人们想要的是“老百姓的灯笼”而不是“拿督的灯笼”，因此，无论拿督来或不来，茨厂街都应该挂上灯笼。但是即使是灯笼的数量也会遭到争议（详见《星洲日报》，2010年2月12日，第9页；《太阳报》，2010年2月12日，第1页）。

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个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与唐人街相当的地方，而它的马来文名字也确实叫唐人街。这就是位于丁加奴州首府丁加奴的华人村（Kampung China），指的是丁加奴市的华人首先定居和集中的地方。如今在这条街上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华人传统商店。在丁加奴这个以马来人为主的城市，华人村过去被马来人和华人公认为唐人街，现在依然如此。当地的华人已经成功说服当地政府在华人村的入口建一座拱门。正因为丁加奴州的华人人口比较少，马来政客在处理这些事情时才更大方。

我们在东南亚的研究表明一些老华人聚居区已正式或非正式地被冠以唐人街的名号。现在人们非常期待在一个国家的首都找到一座唐人街，即使在当地人们根本没有称该地区为唐人街。在这种对唐人街的追寻之中，有时当地的华人都被看作是唐人街的组成部分。在由廖建裕和洪子杰（2009）最近合编的一本书中我们看到，对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的唐人街的描述实际上记录的是整个地区的华人，而不是针对某块叫作唐人街的地方。来自中国的记者也好，游客也罢，他们都对西方社会的唐人街耳熟能详，以至于他们希望到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唐人街。香港一份名为《地平线月刊》的杂志，每月都会有个常规的栏目叫作“漫步唐人街”，专门报道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人，也曾经在马六甲做过研究，当我读到这份月刊写的“马六甲唐人街”（《地平线月刊》，7月—8月，2010，p.39）时，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马六甲是一个历史古城，现在的市中心已然是一个华人主导的地区。当地人并没有区分哪块地方是唐人街。但是这份报告展示了一张马六甲青云亭的照片，暗示说这间老庙（马六甲和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华人寺庙）附近的地区就是文中所述的唐人街。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作家倾向于使用“唐人街”一词，但他们的用法大多很轻率。例如，沈立新曾写过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包括马六甲的唐人街，他认为马六甲的河仁街（Heeren  Street）（即现在的Jalan Tan Cheng Lock）就是唐人街地区，因为“许多华人的后裔都居住在这条街上，而这条街也被称作中国街”（Shen，1992：103）。这种说法非常具有误导性，因为华人居住在各个角落，而不仅是这块地方，当地人也从来不称这块地方为中国街。河仁街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很多本土化的海峡华人，也称为峇峇的这群人曾经居住在这里，因此这里沿街矗立着一栋栋海峡华人的居屋。严谨的学者有必要避免草率地使用唐人街标签，把以上这种华人居住地同在非华人社会发展出来的特定的华人聚居地区分开来。

结论

最早的唐人街产生于北美，而这个标签也逐渐被广泛运用在各种族群聚居地之上，但这种用法大多数是随意的。唐人街是华人在种族排斥时期建立起来的聚居地，因此它总是位于城区边缘和低等阶层聚居的地方，这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和欧洲的唐人街的地理位置都靠近红灯区。唐人街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迁，一些随着居民的搬离而逐渐衰落，一些随着新移民的进入而重获生机，还有一些新的唐人街也随着新移民的到来被建立了起来。现在的许多唐人街更多的是华人商业活动的中心，而不是华人的聚居地。克里斯腾森（Christiansen，2003：85）指出在欧洲，大多数华人都不居住在唐人街，他们只是去那里购物而已。因此，唐人街存活的关键在于华人的商业活动，华人是否居住在里面并不重要。我曾在70年代末和最近两次到访火奴鲁鲁和多伦多的唐人街。两者现在的区别甚大。在过去，火奴鲁鲁的唐人街非常有活力，但是当我于2011年4月再次到访那里时，发现它已经不再繁华，连载我去唐人街的出租车司机都在惋惜它的衰落。2012年5月我再次来到了多伦多的唐人街，在那里，我发现它变成了一个繁华的、让人愉悦的街区。我们知道多伦多早已建立了一个华人聚居地，最近几年有更多的中国移民涌入，他们来自不同地区，但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还有许多人从加尔各答移民到多伦多。我在特立尼达岛采访时还得知那儿的许多华人也移民多伦多，或者在两个城市之间来回穿梭，引领着跨国的生活方式。除了当地华人和当局者对唐人街的发展之外，我们还应看到这些现象都增加了多伦多唐人街的活力。

在一个非华人社会，不管华人是否被边缘化，唐人街都是华人建立的一个族群聚居地；中国特色的象征符号（例如华人商铺的招牌）进一步强化了街区的民族特质。在东南亚也有这种“华人”的街区，人们还很方便地用英文的“唐人街”来指代这些地方。即使没有唐人街这么一说，在某些华人属于少数群体的国家中，一个聚集了华人商铺的地方也会被指代为“类似唐人街”的地方。当地人甚至期待游客会向他们问起唐人街一事。2012年5月，我来到了特立尼达岛，在我还没开口之前，便有一些西班牙港（Port of Spain）的当地人向我提及当地有一个类似唐人街，但又不完全是唐人街的地方。这块地方便是夏洛特街，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很久以前便存在的华人商铺，尽管整条街更明显是一个当地人贩卖蔬菜、农产品和水果的地方。当地华人认为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唐人街，但是人们至少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华人商铺和社团组织。这块地区是当地华人移民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里是先辈们最早谋生的地方。丁家奴的例子告诉我们唐人街作为一个辨识度高的华人族群聚居地，不仅仅是北美社会的产物；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唯一区别在于英文标签“唐人街”（Chinatown）被广泛地使用。但是，由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排斥，那里的唐人街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不管是不是种族主义，人们对唐人街的认识是与华人不断被本土社会“他者化”这一历史紧密相连的。

近几年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唐人街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即把它看成与旅游业和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相关联的、可以被利用的资本。事实上，人们开始在没有唐人街的地方建立起一个个新的“唐人街”，比如在迪拜、拉斯维加斯还有我之前提到的韩国仁川。桑托斯的章节列举了人们如何试图利用中国经济的崛起在里斯本建立一个唐人街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争论。从争论中，我们不仅看到建立唐人街这一项目的吸引力，而且还看到了对中国移民他者化的过程以及人们仍然存在对华人的固有偏见和种族歧视。恒安久的章节描述了人们如何通过复兴古巴唐人街来搭建一座驾于古巴和中国之间的桥梁。在这几个例子中，唐人街显然成为了中国性的象征和联系。因此，现在的唐人街不仅仅是移民为了适应当地非华人社会的产物，更是旅游业和当地发展项目的重点。在这种发展项目中，通常既涉及到中国企业家，也涉及到当地政府。克里斯腾森（2003：69）指出“唐人街是当地政府的资产，也是当地华人企业家开发项目的对象，即这些华人企业家与市政府规划员和当地政客的利益不谋而合”。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唐人街会继续发展并且有可能大量增加，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与当地社会发展、全球旅游业以及与中国相关的全球资本紧密相连。同时，唐人街也成为了政治符号，不管是老一辈华人还是新移民，他们都是象征着民族和文化的符号。唐人街的拱门和红灯笼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文化和民族符号，同样的还有在新年庆祝或其他特殊场合表演的舞龙舞狮。唐人街还给主流社会政客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可供利用的场合，可以让他们展示对当地华人和中国的支持，正如现在世界各地政客会在新年期间拜访唐人街一样。例如在英国，“社区领导人会在新年期间与当地权贵交往”（Parker，1998：83）。即使是在种族分化的马来西亚，马来领导人和华人政客都会在新年期间拜访茨厂街，以获得政治支持。

某些城市拥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因此唐人街不仅仅是华人的，也可能有越南人和韩国人的店铺。同时，许多城市还有着其他民族聚居地，比如意大利人和印度人的据点，但是全球范围内的唐人街更加引人注目。这要归功于早期北美唐人街的形成，源源不断来自大中华地区的移民以及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的再移民。同时，华人作为少数群体，在许多国家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他者。同时服务于华人和来自主流社会的非华人群体的华人餐饮业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近几十年以来，旅游业和中国的崛起都促成了唐人街的发展和流行。当地华人以及政府都致力于复兴唐人街，或者把它们变得更有吸引力，甚至建立新的唐人街。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唐人街，它们已经变成了当地社会发展、旅游业、全球资本以及当地政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必须谨记，正如安德森（1991：9）指出的一样：“唐人街是欧洲社会的产物。”这个产物逐渐散布到了全球各地，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任何一个在中国以外的老华人聚居地描述为唐人街，正像许多中国记者和作家写的那样。唐人街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或者它是受官方认可，并被当地人如此感受到的。它们从美国的城市贫民窟发展成繁荣的族群聚居地，如今它们还是华人的历史遗产、旅游地以及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因此，现在的唐人街既包含了历史上形成的唐人街，还包括了特地为历史保护或者推广旅游业而创造出来的华人街区。

书摘部分整理自《唐人街： 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一书第十章，内容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