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信出版墨菲图书

2019年下旬，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9年院士增选结果：共选举产生75位院士和29位外籍院士。

在这75位院士中，有36位来自高等学府；29位外籍院士中，有24位来自国外的高等学府。值得关注的是，在75位中国籍院士中，有2名院士来自民营企业。

从简单的数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高校与科研机构仍是我国创新技术科研的主力军。在国家扶持与创新意识深入等多方力量的推动下，许多民营企业也逐渐加入了创新技术科研的队伍。前不久，华为、京东、360等一批民营企业成功入选科技部公布的最新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

但产品创新不仅限于此，它与制造、用户都有关系。制造、用户与高校、企业共同构成了创新产业链。

创新链条：各个环节缺一不可

目前，我国的创新产业从高校、到民企、到市场，早已形成一条由高校牵头的创新产业链：科研——研发——量产——市场。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

毋庸置疑，高校与科研机构是创新链条的源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密不可分了。

从16世纪的英国开始，高校就有了研发职能。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德国和法国建立了以高校为主体的科研体系。140多年的时间里，高校科研体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今天，全世界最新的科学成果大量集中在高校。我们看到的每一项前沿科技，背后都有高校科研的支持。很多科技热点，如基因编辑技术、自动驾驶技术，追根溯源，都出自高校或者科研机构。

高校的研发能力强，却也面临着如何与市场接轨的难题。创新技术是否存在商业价值，如何与产品融为一体，能否实现量产，这些问题都让高校与科研机构感到头痛。

此时，就是民营企业登场的时刻了。

企业：创新的产品化

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在支持民营企业自主科研，但是企业更多的优势集中在技术的“产品化”，即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产品。

高校与企业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二者在创新方面的优势与追求的不同。正如王煜全先生在其新书《中国优势》所说的：

“高校做的是科研，科技企业做的是研发，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所追求的和所需要的自然也不同。科研追求的是单项领先，研发追求的则是平衡感。科学家追求单一技术的突破，发明一项突破性技术，发表完论文，工作就完成了。科技企业要将一项技术产品化，还必须解决多项技术协同的问题，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

比如，一款好手机要解决很多功能与设计冲突——要想显示亮度高，电池的消耗就会变快；要想电池容量大，手机的体积就会变大……企业需要取舍和平衡很多功能，要是每项指标都追求第一，反而做不好。

科研追求的是理论突破，研发追求的则是技术性能的持续优化。衡量科学家创新性的，是一项技术的实验室指标、理论值实现了怎样的突破。而从实验成果变成实际可用的产品，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技术优化过程。

比如，威廷汉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采用硫化钛作为正极材料，金属锂作为负极材料，制成首块锂离子电池；古迪纳夫则发明了可以量产的锂离子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吉野彰于1983年提出了我们今天所知的锂离子电池专利申请，将其变得更为安全、高效和可靠。在威廷汉、古迪纳夫、吉野彰等人的研究工作的推动下，锂电池在20世纪90年代于日本推出。

虽然商业化的锂电池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但当人们把锂电池配备到电动车上时，依然存在续航里程短的问题。这就需要企业不断优化锂电池的性能和电源的管理，使电池的输出效率达到最优。不仅如此，企业还需要从电动车的设计入手，想办法为锂电池的安装找到更多空间，甚至需要改动整个底盘。

类似这样的微小改进还有很多，它们加在一起，才有了电动车综合性能的提升——今天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达到1 000千米。

制造：创新的产业化

科技企业的特征是技术领先，相对于市场上已有的产品，它们研发的新产品在性能方面有很大提升。因此，新产品的利润高，溢价空间也足够大。

但是，如果产品不能进行大规模量产，这个巨大的市场潜力就无法兑现。

此外，科技产品制造的前期投入巨大——建设厂房、购买设备、部署生产线、招聘工人……如果做不到量产，就无法摊薄研发和前期投入的成本，这会导致产品单价过高，从而大幅减少使用产品的普通消费者和下游合作伙伴的数量。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达标，企业就谈不上成功。

所以，量产能力和产品的市场优势密切相关。产量越大，企业的竞争力就越强。

以苹果公司为例。其实，它就算不与富士康合作，自己也能生产手机。但区别在于，如果苹果公司自己生产，可能需要将每部手机的售价提高到几万元，才能覆盖研发成本。而有了富士康对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能力，苹果公司就能从2007年卖出第一部iPhone到现在，在全球卖出超过15亿部手机，研发成本就这样被分摊到了海量销售的手机上。苹果公司的利润高，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科技含量高，还因为强大的制造能力极大地提高了iPhone 的产量，降低了每部手机的成本。

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黑科技”概念，也在各种展会上看到过很多外形酷炫、功能强大的黑科技产品。但是，很多都是做出概念机容易，要实现规模量产还需要很长时间。

任何新技术要推概念很容易，但在实际产品的制造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改进和调整，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科技产品的量产是个技术活。光有黑科技还不够，必须等到黑科技产品能够被稳定地生产，能够被批量供应，创新才算完成。

王煜全先生认为，企业要想创新，就必须外包生产流程，把生产流程转型的成本全部甩给别人，只做研发层面的创新。就像苹果，它自己完全不生产，只负责创新以及品牌和渠道的维护。

这类公司甩出去的不是生产流程，而是风险。谁能化解这个风险，谁就能承接这个市场潜力巨大的产品。

如何化解风险呢？我国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老师在《枢纽》这本书里提到，承包商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第一，干活必须足够有效率，没效率就拿不到订单；第二，生产过程必须足够有弹性，别人变的时候，承包商也要有能力跟着变。

弹性与效率是彼此矛盾的，因为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而一旦高度专业化，就不可能有弹性。如果发包方的创意有所改变，承包方马上就会“死掉”。但如今，现实又要求承包商同时达成这两个彼此矛盾的目标。

市场：用户参与创新

用户也是技术产品化的重要要素，因为市场对新科技的接受度，是考验意向新技术时是否有价值推广的最后一道关卡。

科技先进并不代表产品体验友好，它需要愿意拥抱新科技的用户帮助它进行完善，使之符合更多人群的需求。新的科技产品也需要用户建立新的使用习惯，早期的用户可以产生示范效应，促进科技产品的传播。

传统企业和用户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企业希望用户购买产品之后，最好就不要再和企业发生任何联系了，因为联系可能意味着售后服务、投诉、纠纷和公关危机。

现在，企业与用户之间是协作关系。想要新技术、新产品得到大规模推广，就要保证用户能有足够好的体验，产品能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换句话说，就是要从产品设计研发开始，让用户介入，参与创新。

用户在创新链条中还能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做创新的早期用户。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使这一代中国人对新事物拥有很强的接受能力，比如手机支付。当美国大多数人还在用信用卡的时候，中国的消费者已经能在小商贩那里扫描二维码付款了。在中国的商场、酒店和博物馆中，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它们非常受欢迎。

所以，中国不仅能帮助全球创新解决制造问题，还能帮助科技企业解决跨越鸿沟问题。一个大规模且拥抱创新的市场是中国发展科技产品的巨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