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磬 发自瑞士达沃斯
我第一次去达沃斯论坛，就赶上了它50岁的生日。
火车驶入这个雪山小镇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却并不是新闻里常见的漫天飞雪，而是暖阳高照。连阿尔卑斯山的天气都如此给面子，像是给达沃斯人的一份寿礼。
“人们常常问我，达沃斯50年，对什么最感到骄傲？”开幕典礼上，年过八旬的创始人、德国工程师施瓦布动情地说，“两件事。首先，当我在寻找第一位员工时，遇到了我的妻子。其次，是我们建立起的这个社群。”
但在达沃斯的批评者们看来，施瓦布口中的这个“达沃斯社群”——全球人口“1%中的1%”——正好就是当今世界危机深化的根源之一。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的当下，如果要找一个具象化的“全球化精英群体”（global elitists）作为愤怒的出口，达沃斯可能是最首当其冲的化身。
有不少关于达沃斯如何不接地气的逸闻。比如，在达沃斯社交，寒暄时不问“where do you live?”，而是“where are you based?”言外之意，默认对方有至少两个住所，需要为工作经常旅行——甘心“困在”一个地方、没有能力自由移动的人不是这个俱乐部里的酷小孩。
全球的资本家们都对达沃斯提供的社交平台趋之若鹜，恐怕没有别的地方能比在这里更容易轻易地与国家元首攀上交情。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公关总监告诉我，高管们需要付6万瑞士法郎才能拿到达沃斯年会的门票，这还不算会员费。“但是很值，去一趟达沃斯，回来生意就好谈多了。”
作为全球顶级权贵的社交场所，“排他性”（exclusivity）在达沃斯随处可见。亲身到了达沃斯之后更能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所有被邀请的人都经过层层筛选，由不同颜色的名牌对不同等级的出席者进行分类，出入场所受到严格限制。所有的论坛活动都有网络直播，但真正的交易其实都发生在媒体视角触不到的闭门会议之中。在这个闭塞的雪山小镇里，只有一条铁路与外界相连，而年会期间天价的住宿费，既保证了权力玩家们安心留在此地社交，又杜绝了抗议者们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可能。
但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人们对言行一致、公开透明的期待值越来越高，如果会议的主题是气候变化，那么乘坐私人飞机去参会的人便不能再轻易免于碳排放的谴责（达沃斯2019年会期间飞来了超过1500架私人飞机，饱受批评）。对旧世界游戏规则的不满越来越强烈，精英代言、自由市场、开放边界，过去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这些共识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集中表现之一便是民粹浪潮在全球的崛起。
从去年开始，达沃斯论坛自身的机构改革开始成为话题。一位名为Rutger Bregman的荷兰历史学家在一场官方讨论上直指超级富人的避税问题，引起哗然。成立50年之后，达沃斯“房间里的大象”仿佛刚刚才被放了出来。
但在达沃斯的支持者眼中，达沃斯只是在为世界的危机背锅。一位日本的参会者告诉我，达沃斯不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这只是危机的转嫁，达沃斯的所谓危机某种程度上是世界危机的缩影。她是达沃斯的常客，对达沃斯的社群有非常深的认同。
达沃斯论坛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1988年希腊与土耳其边境危机，在达沃斯上得到和解。1989年，韩国与朝鲜的一次部长级会议，在达沃斯上召开。柏林墙倒塌前后，东西德的首脑们在达沃斯会面商讨两德统一。1992年，南非总统曼德拉在达沃斯首次亮相世界舞台，对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有重大影响。最近的是格雷塔·通贝里——是2019年的达沃斯论坛把她的倡议带上了世界舞台。
确实有足够的理由为“达沃斯人”的身份而骄傲。但50年过去，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达沃斯究竟如何看待自身面临的挑战？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达沃斯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维德（David Aikman）。他从一个微观的角度进行了回答，“当我们审视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时，当我们审视未来50年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避免出现某种资源效率不高的大型官僚组织。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业务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务，试图将最佳的商业思维融入我们的工作中，并真正像企业一样思考。”
“很少有大型国际组织真的像我们一样，愿意拥抱革命性的转型。”艾维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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