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治周末记者 赵晨熙

责编|马蓉蓉

又跑路了……

上个周末，牛雅静原本打算带孩子去附近的商场去玩小汽车游乐项目，此前他们在那儿办了卡，这天却发现原本在商场4层角落里的“小小汽车馆”不见了踪影。来到商场服务中心后，牛雅静得知，这家店已经跑路了。

对于这个结果，牛雅静并不意外：“在商场的一角租块地方，放几辆电动车，可不说跑路就跑路嘛。”

照相馆、儿童早教班、钢琴班……近两年，牛雅静已亲身体验过4起跑路事件：忽然跑路，而且事后都没有后续——“钱要不回来，感觉就不了了之了”。

牛雅静的遭遇绝非个例，仅在近一段时间，就有包括水孩子早教机构等多家知名机构跑路的新闻曝出。

一面是消费者维权难，投诉无门，挽回损失的机会渺茫；另一面却是涉事企业或跑路商家在后续事宜处理的一拖再拖，甚至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商家跑路后的“两重天”令消费者苦不堪言。 

难以对付的跑路者 

牛雅静第一次遭遇商家跑路事件，是在两年前。

为了让孩子两周岁的纪念照更有特色，牛雅静特意选择了一家在北京比较知名的照相馆，因为身边有朋友在这家照相馆照过婚纱照，所以当商家称照相前要先支付全款时，她想都没想就交了钱。

不料一个月后，她发现当初对接的销售人员手机已经停机，微信也被对方拉黑了。她赶到照相馆，发现店内早已人去楼空，门上并未贴有任何商家的留言，只有一份受害者写的材料，原来就在牛雅静交完费用的一个礼拜后，这家照相馆就关门了。

牛雅静随后加入到其他消费者组建的维权群中，群内近两百人中有半数以上都是准备照婚纱照的消费者，有的单笔金额就有几万元。

手中有和商家交流的聊天记录和付款凭证，牛雅静选择去报警。“公安局表示这类案件属于群体案件，我个人的金额过低，要多找一些受害者一起报案，不能按个案处理。”牛雅静还记得当时接待的民警劝她，这类跑路的案件现在很多，建议她走法律诉讼程序。

因为愿意一起报案的人较少，加之自己被骗金额不大，牛雅静最终没有再深追下去，也没有选择去走诉讼程序。

其实，诉讼这条路也没有那么好走。

去年10月，王莉(化名)给孩子报名的某连锁英语机构跑路后，她选择了到法院起诉，谁曾想依旧困难重重。

“法院虽然立案了，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当事人。”王莉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法院方面表示，因为涉事的培训机构实际经营地点已经人去楼空，此前留存的相关联系方式也无法联系到被告人，因此法院传票无法送达，法院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经过3个月的公示知情期后，才可以缺席审理。

在等待公示期间，有法院工作人员曾劝王莉撤诉，一方面是公示期加之后续审理时间会很长，另一方面，如果最终经查被告方确实因资金链断裂等原因导致没有足够的资金偿还，民事方面恐怕也很难要回损失。

但王莉依然选择坚持：“如果受害后消费者都不积极维权，商家更会有恃无恐。” 

消费者维权成本高，跑路成圈钱手段 

采访中，牛雅静和王莉均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她们所在的几个维权群中，抱怨的多，真正选择维权的少，这或许与消费者维权成本较高有关。

“到派出所报案，刑侦转经侦，还要消费者自己提供证据，但我们一般除了支付凭证、聊天记录外，很难提供更多的证据。”王莉直言，她起诉的培训机构跑路这起案件还未有任何实质进展，最后也不知道究竟能不能要回钱，诉讼费却先交了好几百元，消费者维权成本有点高。

与消费者相比，跑路商家的日子似乎就没那么难过。

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关少青长年关注商家跑路类案件，他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坦言，如今此类案件不断增多，除了与经济环境、商家经营不善、盲目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等原因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过低。

以一些相对知名的连锁品牌为例，关少青指出，这部分商家并不承认自己是跑路，只是强调因某些原因暂停营业，有的还会向消费者承诺会通过转门店、退款等方式“积极协商解决问题”，但消费者们的等待往往是遥遥无期，或者“谁闹得凶就先给谁解决”。

涉及大型企业的资金调查往往会耗费大量时间，因此，即便有消费者选择司法诉讼的方式维权，也会面临周期过长等问题，这时候商家会选择优先解决一部分“吵着维权”人群的诉求，消费者往往就会选择撤诉并接受商家的诸如变更培训机构、先行退还部分款项等调解方案。而那些遭受损失而并未急于维权的人群则可以给商家留有更多的时间去后续处理甚至是无限期拖延，这些都无疑于给了商家一个东窗事发后的缓冲期。

而与这些规模相对较大的商家相比，很多个体商家的跑路成本更是低之又低。

牛雅静近期遭遇的商场内“小小汽车馆”跑路事件具有典型性，当前商场内某商家忽然跑路的现象屡见不鲜，多以一些临时摊位居多。

关少青曾接触过几起类似案件，发现背后的套路大致相同。在商场租用摊位，商场会要求这些个体商家提供营业执照并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商家准备跑路前，基本都会再用优惠价格吸引消费者办卡，圈钱后放弃保证金，直接跑路。

当消费者发现商家跑路，会找商场方面讨说法，而一般来说，除非该商家进驻商场时，商场对其做了大量的宣传，作为吸引消费者来商场消费的卖点，商场也需承担一定责任外，多数情况下，商场方面只负责向受骗消费者提供商家的营业执照、负责人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此时联系方式基本作废，因为此类商家一般个体金额不大，他们也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往往能逃脱追责，沉寂一段时间后，重新“出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消费者维权时还会遇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些商家的营业执照存在问题，除了个别商家的营业执照作假外，还有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并非同一人。”关少青解释称，当前一些中介会为企业提供这类代办服务，为企业提供他人身份信息充当“空壳”法定代表人，其中甚至不乏使用一些经盗取、买卖的身份证，这样一旦商家跑路，实际负责人并不会马上被查，反之还可以继续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去其他地方或领域开办企业，聚拢资金。

实践中，一般只有企业在进行破产清算时，才会真正挖出幕后的实际控制人，但往往这时相关人员已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另一拨敛财。 

预消费模式风险大 

从当前种种案例来看，这类商家跑路事件有一个显著特征，即经营模式均为预消费模式，且在即将闭店之前，还在通过优惠促销等方式继续圈钱。

这样的状况甚至被别有用心的违法分子盯上，形成了新的骗局——通过专门收购经营不善的早教等培训机构，然后通过一番包装，以优惠价格吸引家长报名缴费，最后卷款跑路。

2019年12月，上海警方就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有诈骗团伙，自称拥有强大资金，专门收购经营不善的教育机构门店，实际上是瞄准了门店的剩余价值，恶意大肆销售课程，骗取款项后跑路。

此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曾披露了一项统计数据，在2018年审结的216件服务合同纠纷中，98%都涉及预付费服务。其中教培机构预付费问题尤为突出。

“现在很多商家对预收款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这为企业的爆雷埋下了隐患。”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强调，商家收取的预付款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企业盈利，如果拿这些钱去进行开新店、加盟等盲目扩张或直接去做投资，这样的模式就注定了资金链的脆弱。

针对频频出事的预付款，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处理，2019年11月底时，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预付式消费市场管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按课时收费的，每科一次性收取不超过60课时的费用;按培训周期收费的，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不超过3个月的费用。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教培机构的收费时长作出规定了。在2018年8月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中就曾提出，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2019年7月，在规范线上培训机构的文件中再次提及，培训平台除需公示收、退费细则外，不得收取超过60课时或3个月的费用。

在刘俊海看来，当前商家的预付费模式之所以“屡试不爽”，关键是商家抓住了消费者寻求优惠的心理，商家往往会承诺预付费办卡有赠送增值服务、返现等优惠。还有的商家则将单次消费服务定的较高，让消费者不得不办卡。

“单纯寄希望于消费者自己警惕预消费陷阱是很难的，相关部门必须强化监管、畅通后续维权通道。”刘俊海认为，除了可启动一些预付卡备案管理机制，比如，企业发放预付卡必须到相关部门备案，并在消费者协会等第三方机构预存一些保证资金外，相关部门也应专门针对这类预付费服务，出台一系列专项管理制度，包括明确监管部门、明确商家跑路后，消费者的救济维权渠道等内容。不能让商家“一跑了之”，跑路的后果却全部由消费者来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