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外疫情屡见不鲜。光大证券宏观研究团队在最新发布的《深度 | 百年疫情史：病毒改变了啥？》一文中梳理了1918年以来11次全球大的疫情，其中包括过去100多年最严重的大流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的4次疫情，以及对中国影响较大的SARS。

文章指出，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来看，最严重的当属1918年大流感，那次疫情导致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死亡（全球1/3人口感染，美国0.6%人口死亡），但即便如此，经济增速也在疫情消退后，重新回到潜在增长趋势。

“随着管控能力的增强、国际协作的加深、重视程度的提升、医学的快速发展，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似乎趋势性减弱，其中管控能力越强的国家，疫情的冲击似乎越弱。”文章称。

不仅如此，在一次次应对和改革中，疫情地区的政府逐渐总结出了较为完整的政策框架，如提高信息公开透明度、采取及时隔离措施、搭建疫情风险评估工具和框架、完善监控体系和增加公众防控意识、鼓励药企研发新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增加药品储备等等。

此外，一次次的疫情除了促进公共卫生体系和公共决策机制的发展，也促进了众多行业的变革。比如，“非典”促进了电子商务、电子支付、信息网络、医药健康等行业的发展；2013年和2016年的禽流感则带动了冷链物流、电商生鲜、规模化养殖的崛起。而这一次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冲击下，新零售电商、视频网站、在线教育、大数据等行业有望迎来新的机遇。

• 1. 1918年大流感

这场大流感是美国最近100多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它是由具有禽源基因的H1N1病毒引起的。从1918年到1919年，全球约有5亿人（占当时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感染了这种病毒，死亡人数约为5000万-1亿，其中美国死亡约68万人，占当时美国人口总数的0.6%左右。

1918年的大流感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许多企业，特别是那些服务和娱乐场行业，收入下滑超过10%。但那些从事保健产品的行业，收入有所上升。大流感造成短期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升，但这并不能抵消工人缺席和需求下滑带来的经济损失。

长期来看，大流感导致大量劳动力死亡（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死亡），降低人力资本积累。那些在大流感时期出生的人，也被发现在几十年后表现出更低的效率。不过，也有研究显示，流感过后经济迅速回归潜在增长趋势。还有研究显示，大流感甚至会提高长期人均GDP增长率，但这一发现主要是通过人口下降而实现的。

• 2. 1957-1958年“亚洲流感”

“亚洲流感”是一种相对温和的流感大流行，病死率估计约为0.67%。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此次“亚洲流感”大约导致世界范围内约200万人死亡。

相对于总体的经济衰退，“亚洲流感”更多是推波助澜，而且是短暂的。据Henderson、Courtney等（2009）估算，在亚洲流感的高峰期，美国的旷工率在3%-8%之间，流感高峰期造成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约1%。流感消退后，伴随着新一轮的刺激政策，经济复苏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亚洲流感”对中国亦有负面影响，但较短暂。1957年中国的实际GDP同比从1956年的15%下降到5.1%，其中第二产业下滑最多（从34.5%下滑到4.4%），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从17.5%下滑到2.9%，但是与1959年到1961年中国出现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相比，经济波动较小。

• 3. 1968-1969年“香港流感”

1968年7月香港爆发流感，并通过香港发达的空中交通而广泛传播，因而称为“香港流感”， 8至9月间传入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导致全球大流感。这次流感的致死人数约为50万至200万人，其中中国香港报告了4-6万个病例，占其人口总数的15%，美国有3.4万人因感染死亡，英国有3万死亡病例。

流感适逢衰退，同期美国资本市场表现不佳，美国标普指数自1969年中至1970年年中持续走低；日经指数在1970年4月暴跌，后低位波动，并于1980年初开始回升。

流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似乎较短暂。分产业看，1970年的第三产业或受疫情影响，同比出现下滑。但是当时处于“文革”期间，国内环境特殊，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较难衡量。从消费上看，1970年的消费受到负面影响，但是影响并不严重，到1971年消费情况就得到了恢复。

• 4. 2003年“非典”

2002年11月16日，首例“非典”出现于广东省。截至2003年2月9日，广东省共发现“非典”病例305例。而后，“非典”迅速扩散到全国其余地区，截至2003年3月底，中国内地806人患病，中国香港地区530人患病，中国台湾地区10人患病。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着手研究“非典”防治工作。4-5月，“非典”人数呈现迅速增长，两个月内全国患病人数新增6000多人，广东和北京为重灾区。2003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北京、广东省、山西省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越南河内列为疫区。“非典”期间共确诊病例8096例，死亡率9%。

受“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短时间内下跌，但随疫情解除，经济增长反弹。2003年3月开始，“非典”从广东地区蔓延至内地其他省份，导致“五一”假期取消， GDP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11%左右下行至二季度9%左右。三大产业中，拖累最大的是第三产业，由于人们避免去人流密集场所，旅游、住宿和餐饮业及交通运输业受疫情冲击较大、损失较多。三驾马车中，冲击最大的是消费，其中服装、金银珠宝类在2003年5月一度同比转负，而日用品类、中西药品类则在4-5月增速跳升，对投资的影响有限，疫情对投资和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但随着7月份疫情解除，生产活动恢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回升到10%左右。

• 5. 2009年H1N1流感

2009年4月美国爆发了新型H1N1流感，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估计，在病毒传播的第一年，美国有6080万例感染，近27.4万人住院治疗，1.2万余人死亡。全球范围内，因H1N1而失去生命的人数在15至58万人之间。

从美国GDP增速来看，2009年二季度并未出现异常波动，但消费分项有所下滑，或表明疫情对消费需求是有影响的。不过，三季度消费出现显著反弹，表明疫情的影响是比较短暂的。

• 6. 2015-2016年巴西寨卡病毒

2015-2016年，寨卡病毒席卷巴西。2016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寨卡病毒及其引发的神经系统病变”构成PHEIC。从疫情开始到被宣布PHEIC的8个月里，巴西已发现近150万起感染病例，此外有超过4000例感染孕妇分娩了小头畸形儿。研究表明，巴西密集出现的新生儿小头症病例和其他神经系统病变可能与寨卡病毒存在密切关系。

寨卡病毒导致巴西经济增速大幅滑坡，消费和投资尤其受到较大影响，但一定程度与全球经济增速低迷、大宗商品价格走低有关。2016年随着全球经济回暖，以及寨卡病毒疫情的控制，巴西经济逐步企稳回升，而2016年奥运会如期在巴西里约举行，游客量回升，带动其进出口项目改善。

• 7. 2016-2017年H7N9禽流感

此次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人感染H7N9是由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自2013年3月31日首例人感染H7N9病例公布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五轮H7N9的季节性流行。

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划分，第五次疫情持续时间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一共报告了776个病例。在截至2017年底的五轮疫情期间，约39%的确诊患有H7N9病毒感染的人死亡。

这次疫情未对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受需求端地产、基建与信贷刺激的影响，叠加供给侧改革，实际GDP同比增速从2016年三季度的6.8%升到了2017年二季度的7%，一、二、三产业增速平稳或微升。

• 8. 2014和2018年埃博拉病毒
• 8.1 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

2014年2月，西非地区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主要集中爆发于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三国。2016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西部埃博拉疫情结束。最终感染人数为28646人，包括11324例死亡，死亡率为40%。

尽管西非三国都是属于世界上经济不发达国家，且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都受内战困扰，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但埃博拉病毒疫情的爆发对于三国的经济仍然是一次重创。世界银行估算此次的瘟疫爆发对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总体影响约为28亿美元（几内亚为6亿美元，利比里亚为3亿美元，塞拉利昂为19亿美元）。

• 8.2 2018年至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病毒疫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9月6日通报，2018年8月1日至2020年1月17日，刚果民主共和国第10轮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共报告埃博拉病毒病例3411例，其中死亡2237例，另有489例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

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埃博拉疫情中最受影响的可能是其采矿业，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全球最大的铜和钴生产国之一，其出口的约80%来自钴、精炼铜、铜矿石、钴矿石、氧化钴和氢氧化物的销售。采矿业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沿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边界（包括埃博拉感染地区）有多达2600个手工采矿场，随着因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的人数增加、工人数量的减少以及旅行和贸易的限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采矿业收入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 9. 2012和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 9.1 2012年中东地区的MERS

2012年6月，首例MERS病例出现于沙特阿拉伯，并在随后数年持续传播，于2014年爆发，当年共计649例病例。截至2015年5月10日，沙特确诊MERS病例累计976例，其中死亡376例，中东地区总计1090例。

从沙特来看，MERS疫情开启后，沙特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直到2013年一季度才见底。随着2014年4-5月疫情大规模爆发，二季度GDP同比增长再度大幅下滑，直到2015年一季度，然而应当指出，相较于MERS疫情因素，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腰斩与持续性低迷，以及美伊冲突升级对2014-2015年沙特经济持续走低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MERS对消费影响较大，对投资也造成一定影响。从消费来看，在MERS爆发的初期和集中爆发的两个时期，沙特的消费均呈现下滑态势。从投资来看，在疫情集中爆发期，2014年二季度与2015年二、三投资呈现稳中趋弱的态势，受到疫情的一定影响。而在两次集中爆发期之间，出现了一个投资峰值，更体现出疫情对企业投资生产情绪产生的影响。

• 9.2 2015年韩国爆发的MERS

自2015年5月20日韩国确诊第一例MERS患者后，疫情在韩国迅速扩散，韩国感染人数很快增长并超过位于中东的阿联酋而成为世界第二大MERS发病国，仅次于2012年4月首次MERS病例发源地——沙特阿拉伯。韩国保健当局对密切接触患者的人员采取了隔离措施或下达了隔离要求，单日被隔离数在2015年6月18日前不断增加，此后逐渐下降，7月4日后未再出现新的MERS患者，7月28日韩国政府表示MERS疫情事实上已经结束（依据WHO标准，12月23日MERS结束）。至此，韩国境内共计出现186例确诊案例，死亡人数为38人。

从GDP的增长来看，疫情对韩国2015年第二季度GDP整体造成一定冲击，但随着7月份之后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增长随即增长向好。根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统计数据，MERS疫情导致2015年韩国GDP比预期值低0.2%-0.3%。

从消费来看，在5月20日韩国出现首例MERS传染者之后十天里，韩国电子购物网站Auction拍卖网上，口罩销量增长了709%，洗手液增长了147%；食品销量也同比大幅增加，金枪鱼罐头销量增加了60%，猪肉增加了97%，牛肉增加了79%，快餐、盒饭的销量分别增加了100%和50%，但在6月份后明显出现下滑，但政府购买增加，主要是医疗设施购买增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