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郑钧出现在一档妻子刘芸参加的综艺节目《女神新装》里，刘芸把郑钧拖出房间，介绍给两位服装设计师。衣着是郑钧最不在乎的，他一直认为“如果为了一件衣服考虑10分钟，简直是伤害脑细胞。”

但郑钧还是双手插着兜走出房间，刘芸拿着他的吉他。他规矩地坐在沙发上，一会挠头发，一会揉眼睛，微笑着听妻子给他介绍两位服装设计师，半天挤出两个字“很棒”。

客套地寒暄过后，郑钧尴尬地大笑说：“咱们确实也聊不到一块。你们接着聊衣服。”说着默默拿回吉它走了。

“很多歌迷对芸姐很有意见，说她毁了一个创作歌手。”郑钧轻松地笑了笑说，“我首先是个人，要让我的家人过得高兴。然后才是职业，我一直这样，唱歌不应该是工作，是有感而发。”

他并不一直这样。曾经，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乐坛的一个旗手，他的歌勇敢真诚，他的表达直接又骄傲。他总是高仰着头，似乎对一切都很不屑。但这种独特的姿态却让歌迷喜爱，他的桀骜好像与世俗格格不入。他在第一首歌《赤裸裸》里唱道：“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得起自己，痛苦会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这结果。”

他唱着“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于是，有郑钧在的地方，就有姑娘的尖叫。

他没去过拉萨，却在半小时里写出了《回到拉萨》，因为他想为无忧无虑的日子写首歌。那曲调悠扬，他嗓音高亢缥缈，像散仙一样。但那段时间却是郑钧最入世的时候。“因为我的现实不自由、不自在，所以我把它们写在歌里。”

后来，他和青梅竹马的“灰姑娘”结婚又离婚，生活和身体一团糟。2009年，他开始修行藏传佛教，这一年他完全推翻了过去的自己。他开始做动画电影、投身互联网+，他娶了比自己小14岁的妻子，生了儿子，他比第一次当父亲时，更有准备和责任。

21世纪之后，郑钧和身边朋友们的歌都越来越少了，人们也开始淡忘那个时代的歌者，哪怕他们曾经那么触动自己的内心。

这几年，和郑钧同时代的摇滚歌手，有的早逝，有的隐居，有的不知所踪。郑钧倒是变得越来越“正常”。

2015年，郑钧还出现在亲子节目里，以一位有爱心又有耐心的父亲形象，让大家记起了他；之后他宣布要做一款关于音乐的App。他的身份仍是歌手，却越来越少因为音乐出现在新闻里。

“总是达不到期许的幸福”

郑钧最后一次叛逆出现在2005年，那年他在一次网站聊天中，表示“港台音乐都是垃圾”。说到当年最火的话题“超级女声”时，郑钧很不以为然，表示“很难理解，不是这世界疯了就是我疯了”。他说，“我没有变是大家变了”。消声已久的歌坛前辈突然表态，惊到了蠢蠢欲动的选秀歌坛。到了2007年9月，郑钧推出唱片《长安长安》。那张专辑里，传唱最广的一首歌叫《私奔》，这首歌与韩寒的一支单曲同名。同一年，曾经痛斥“超级女声”的郑钧成了同档节目“快乐男声”的评委，韩寒讽刺他“做婊子立牌坊”，郑钧嘲笑韩寒自以为是“会开车的鲁迅”。

此后，郑钧再也没出过专辑。

4年后，两人在演员赵子琪的婚礼上相见，互干了一杯酒，相视无言，冰释前嫌。“我们现在是朋友，我挺欣赏韩寒。”郑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两个曾经的叛逆少年，变成或正在变成中年大叔，以他们为偶像的两代人也告别了青春期的愤怒和反叛。

这些年里，何勇得了抑郁症，他不再是那个穿海魂衫、戴红领巾在香港红袋体育馆高唱“姑娘漂亮”的帅小伙。他已经喊不动了，有了孩子，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

张楚因在1997年专辑《造飞机的工厂》失利，自闭了8年，打打零工或什么也没干，只研究天文学和量子力学。后来，他出现在音乐节上，却频频忘词。

窦唯隐匿于人群，媒体却不断消费他的潦倒。他坐地铁，人们说他发福、邋遢，他回应了一句“清浊自甚，神灵明鉴”，再无音信。

现实生活把理想主义者消磨成普通人，让他们倦于解释和呐喊。

只有郑钧的好友汪峰还坚持着歌手身份，且和媒体冲突不断。今年6月，他的工作室发表《如果没有汪峰，大陆乐坛尽失半壁江山》一文，于是有人拿出了9首他与郑钧相似的歌名，调侃汪峰的另一半是郑钧。只有郑钧理解他，在被媒体反复问到时，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如果20年前，郑钧面对这个问题，他会暴跳如雷。那时媒体对郑钧的印象是“难搞”。一旦出现不愿回答的问题、不愿配合的环节，郑钧时常掀桌走人。“那时我有很多敌人，互相拿情绪攻击对方。跟工作人员、媒体、谁都过不去。”

那时，他对生活充满困惑与愤怒。“最大的拧巴是对自己有一种怨气，因为特别得不到满足。”

郑钧7岁半时，父亲离世。长兄如父，但哥哥郑鹏对郑钧的管教是，把他打到了18岁。郑钧有时被打得满脸是血，8岁就想过自杀。“他把我打得对社会很怨恨，觉得生活对我不公平，我也得对生活不公平。”

1992年，为了去美国留学，郑钧从大学退学回家。他消失了一周，回家后给哥哥弹唱了两首歌，《赤裸裸》和《回到拉萨》。在哥哥的支持下，郑钧放弃留学，带着仅有的800块钱，找到黑豹乐队的经纪人“四哥”郭传林，一个人去北京做歌手。

那段时间，他睡过大街，也曾借住在朋友家，整天吃方便面和煎饼果子。他还会花两个多小时，找经纪人蹭饭或借钱。

两年后，红星音乐社发行了郑钧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这一年，魔岩三杰推出了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们甚至把演唱会开到了香港红勘。这4张专辑，构成了中国摇滚乐坛的黄金1994年。这4位摇滚歌手的经典之作，也停留在了这4张专辑，难再超越。

27岁的郑钧成名了。那时，捧红一个摇滚歌手就像现在的“互联网+”项目找到投资人一样，迅速而狂热。

他的女歌迷冲进后台，掀开裙子让他在大腿上签名。声色犬马的生活持续了10年。“少年得志，出了点名，以为跟姑娘们一起就是快乐自在。那时候也有快乐，体会到一种自由的状态，因为从小有压力，什么都不能干，成名后好像什么都能干，没人管得了我，但最后你发现是被欲望和痛苦管理的。”

成了明星的郑钧依然不满意生活，“生活就是这样吗？只能这样吗？”他充满愤怒，因为他总是达不到期许的幸福。“当时的期许无非是买点这个、买点那个，总想着我今年要挣多少钱，但是给自己的物质目标达不到，10年都是这种状态。”

但那时，他的音乐洒脱自由。“欢乐我留不住，绝望又说不出，随便随便我说我对一切都不在乎。”可他找不到自己的幸福。“最大的悲剧是从小不知道快乐、自在去哪了，没有人教给我们，我们的教育只有知识，没有智慧。”就像他在歌里写的：“从前你教给我的是压抑，现在却讲解放我自己，我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只听见你说难得糊涂”

有段时间，他天天和朋友去酒吧喝酒，从下午玩到早上。但对郑钧而言，这种自由是一种自毁状态。“当时天天喝大酒、混，以为可能摇滚歌手就得这样生活。”娶妻生女也没能改变他的生活状态。“我以前是个很纠结的人，看着父辈他们为孩子默默奉献，太苦了，我觉得我要做一个自私的人，自己活得高兴就行，绝不把自己一生奉献给孩子。”

郑钧自己开了个酒吧，交由当时的妻子孙锋打理，但这让他的生活更加脱序。总有人凌晨叫他喝酒，也总有姑娘投怀送抱。这些都发生在孙锋的眼前。直到有一天，孙锋提出离婚。

两人是大学同学，“我认为离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她提出来后我受不了。”他说。之后他净身出户，发现自己连话费都不会交，第一次自己取钱就因为按错密码，被吞了卡。

“再不改变就要死了”

“之前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我是这么牛×的人，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原来是如此糟糕的一个人。”2009年郑钧彻底改变，他开始修行藏传瑜伽，和现在的妻子刘芸相恋。其实，从郑钧第一次见到刘芸，他就开始改变自己。恋爱一周后，他剪掉了标志性的长发。他形容刘芸是“烈日当头，四季如夏，令伤感无法招架”，他不再悲观、愤怒，也丧失了一部分创作敏感。

2010年，常说自己“演不了”的郑钧娶了演员刘芸，一下子就被治服了。郑钧从没遇过比他还暴脾气的女孩，他被光着膀子赶出家门，家里东西砸来砸去，墙也被砸出一个洞。郑钧开始学会忍让。他把妻子当成修行。

他和刘芸成立了一家动漫公司。为了给动漫公司引资，他在一个投资人聚会上遇到王功权，两人聊了一晚上西藏，没提一句钱的事。第二天，王功权带他去见了洛桑活佛，他们在清华西门的筒子楼前聊了10分钟。之后郑钧参加了一次活佛的闭关，三天后他走出来，郑钧觉得自己找到了心灵导师。

那时，他迫切地寻求改变。“再不改变就要死了，长期喝大酒，每天夜生活，人已经亚健康得太厉害了，长期小病不断。身体不舒服，内心也不快乐。我需要它来治疗自己。”

修行前，他的困惑是：“怎么才能不这么痛苦和烦恼？怎么能控制自己的人生？”以前的郑钧是一匹脱缰野马，一辆无法驾驭的车，“今天的我会唾弃那时的我。自私、没有责任感，天天骂骂咧咧。”

练了6年藏传瑜伽，他觉得找到了最初困惑的答案，学会放松。“放松就是允许发生。”他变得平静温和、可以忍耐。“如果飞机晚点8小时，以前我会把飞机拆了，现在看看书吧。”这个曾经公开表示“不喜欢《桃花朵朵开》”的摇滚歌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苹果》挺好，超女也不错。”

2013年，郑钧参加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中国最强音》，和章子怡、陈奕迅、罗大佑一起做导师。6年前，《快乐男声》邀请郑钧两年，他参加了，最后却因为和杨二车娜姆在现场吵架告终。而这次郑钧很快做出决定，“给的钱挺多，主要是罗大佑去了。”因为剪辑粗糙、音响差，第一期节目恶评如潮，章子怡在后台哭了，但郑钧忍了。

现在，他已经学会配合媒体，能连续6小时接受不同媒体的采访，即使嗓子沙哑，也能安静地坐在桌角重复千篇一律的回答。他也愿意摆出各种姿势拍照，摄影记者可以让他跳进泳池，也可以让他席地而坐。“我就是干这个的，来吧。”他的配合让摄影记者意外。

今年郑钧48岁了，歌迷会在他妻子刘芸和姐妹们的合影中发现郑钧。这些姐妹淘热衷举办主题派对，她们穿着印度服装拍照，郑钧突兀地被围在中间，但他尽力配合。“因为我在圈中没有好友，所以她的朋友就变成我的朋友。”

郑钧也和别人的男友、丈夫坐在一起，呆看着手机，等女孩们换装、自拍、合照，“20年前，如果我遇到她，会扭头就走。这简直是神经病行为。”

现在的偶像是乔布斯

如今，一个“互联网+”的商业项目更像是歌手郑钧的工作。“合音量”是一款音乐创作App，投资人是他的朋友。人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布原创作品，也可以合写一首歌，他制定了自己的版权分配规则：词曲作者和编曲各占30％，歌手享10％。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唱片行业已经死了，现在只有歌手行业。通过电视节目、演出，歌手可以过得很好。但音乐行业还有词曲作者和幕后编曲，他们没有获利机会，互联网革命就是用合理的方式分配利益，这是我的发明。”

他也知道如何协调团队，争取让每个人都过得舒服。他几乎不批评团队，也不生气，他会给员工比期许更高的工资。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的快乐幸福很重要，如果你没能帮到别人，有一天你会自责。”去年生日，他许愿希望能给别人带来点好处。“真正活得开心快乐的时刻，是给别人带来快乐。对别人的生活有一丁点好处和帮助，就有点意义。”

他一再强调这个互联网产品的独创和意义，“最重要的是，你发明了一种东西，让生活更有意义和价值。最伟大的是创意，不是资本。他们给我投资的时候，我都没有计划书。互联网这个行业真好，居然是这样的。”

投资人孙陶然在飞机上听到郑钧的计划，当场便决定投资。在投资人的催促中郑钧完成了合音量项目。现在他比筹备动漫公司时还要忙。

他说自己的偶像是乔布斯。“美国的互联网思维是，我有一个伟大的产品，大家来用吧。中国的互联网思维是，我这里有便宜，大家来占吧。我干的也是。”投资方拿出100万奖金，向全民征集一首“互联网+之歌”，“以前写一首歌能有100万吗？”郑钧说。

和同时代的摇滚歌手相比，郑钧改变得最彻底，几乎和年轻的自己判若两人。现在的他也最符合世俗意义的成功。

他懂得财务投资，见过不少投资人，还做过一些项目的天使投资人。他开过酒吧，做过唱片公司，还建了160亩的农场。2010年，他成立动漫公司，投资了一部耗资5500万美金的动画电影《摇滚藏獒》。郑钧也有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印着“董事长”。

这部动画电影他做了5年，至今也没有公映。“我交了很多学费，如果现在做成本能便宜一半。”他试过很多不同的编剧和导演，最终请来《玩具总动员》的导演。动画片做到后期，资金又出现问题。原来答应的一个投资方，临近签约又决定离开。

他的歌手身份越来越模糊。沉寂的这8年来，郑钧写过上百首歌，但他毁掉了其中的80％，他总觉得不够好。他只发布了两支单曲《作》和《风马》。

去年，郑钧配合着单曲《作》的发表做了一轮宣传。而今年，《风马》则直接发布在合音量上。作为今年青海卫视的代言人，郑钧也用《风马》换取了1600万元的广告资源。

这两首新歌没能让歌迷惊喜。有人评价郑钧，以前的歌是倾诉，现在的歌是说教。因为痛苦容易共鸣，幸福难以分享。现在，他总想着帮助别人，也想把自己的价值观传递出去。就像他在《爸爸回来了》总想教会儿子什么。他教儿子骑自行车，想告诉他要勇敢；他带儿子去录音棚，希望他能对摇滚有点感觉，他也希望北京长大的儿子能喜欢西安来。

和其他明星一样，他也在电视上展现着自己拙劣的生活技能，他的厨艺会让岳父频频摇头，不过黑暗料理却是真人秀节目中颇受欢迎的看点。

他也和大多数接近50岁的父亲一样，在安稳的生活中，开始对儿女有牵绊，脆弱又不愿承认。几乎从不和媒体交心的郑钧，在一次访谈节目里哭了，因为他听到远在美国的女儿说：“我比你想象的更爱你。”

但他总想在儿子面前做个严父，当儿子对他说“我不想和你在一起”时，郑钧没有表情，近乎下意识地说：“咱俩将就一下。”面对儿子十万个为什么的提问，他用沉默作答。

《爸爸回来了》为郑钧圈了一批“大叔控”的女粉丝，她们喜欢郑钧身上依然存在的直接，而她们管这叫“萌”。这多少让老歌迷有些不适应。他曾经目光如炬的眼睛下长出了眼袋，仰着的头已经渐渐垂下，嘴角已经没有了张扬，取而代之的是客气的微笑。那个放浪形骸的摇滚青年已经不再。

参加《爸爸回来了》时，郑钧把家里挂上了“合音量”的宣传海报，连厨房也贴上着宣传纸牌。栏目导演对郑钧说：“你知道你省了多少广告费吗？”

21年前，他唱那个他不愿接受的社会：“用自由换回来沉甸甸的钱，以便能够跻身在商品社会”。如今他与商品社会握手言和，关系融洽，心灵也格外自在。郑钧摆弄着手腕上的两串手串说，“商品社会，我从来没有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