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日本”是旅日作家陈药师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讲述日本的商业和文化】。

“诸行无常”可能是日本人最常提及的词汇之一，对他们来说世间一切都变化莫测，万事万物转瞬即逝如樱花一般，包括生命。

在日本埼玉县和光市有一所国立保健医疗科学院，在很长时间里，从事医疗、健康、福祉等相关行业的职员会在这里接受理论知识、进行实践体验，然后奔赴日本各地成为日本医疗健康领域的中流砥柱。

科学院内有一幢七层楼的建筑，这是他们在学习期间居住的宿舍。

2月1日上午10点15分左右，急救车的声音骤然响起，给原本就显得肃杀的科学院带来了更深的恐慌。在不久前，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而从中国武汉归来的日本人就住在这幢宿舍内进行隔离。

尖啸的声音不能不让人焦虑不安。事后人们惊讶的得知，有位工作人员在宿舍附近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他倒在血泊当中，身上没有发现遗书，警方推测他是从宿舍楼上一跃而下的。

死者是一位公务员，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日本媒体从未公布他的名字，提到的时候也只是以A来替代。

A有着让人艳羡的精英成长之路 。他毕业于名牌大学，在大学期间热爱体育，性格开朗。但他的朋友们说，他有点“过于认真”。

A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警视厅成为一名公务员，在企划课和总务课工作之后，进入日本内阁官房。这个机构非常重要，简单说就是日本首相的“大管家”，他们要负责整理内阁会议、对各部的工作作出整体化的调整等。

当A死去的时候，他身后的宿舍楼里有98名从武汉归来正在被隔离的日本人。他们在1月31日从武汉返回日本就被安排在这里隔离，另外有51人住在别的地方。同一天，A公务员也入住进去，负责照料隔离者的饮食起居生活。也是在这一刻开始，A走向死亡的速度就开始加快了。

日本前五大报纸在A自杀之后共同发文，指出其自杀的原因是：“虽然自杀的具体原因依然不明朗，但繁重的工作让他承担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事实。”

其实，当时的A已经成为一个点，从武汉回来的归国者所有的怒火、不安、焦躁都向着这个点喷射而来。虽然我们不知道A具体经历了什么，但从日本媒体揭露的事实来看，安置归来者是一项无比繁琐，同时要面临巨大压力，还要在恐怖、紧张的氛围中进行的工作。

1月29日，第一架从武汉回来的飞机上有206名日本人，体检之后，有191位日本人被安置在千叶县的一家酒店里隔离。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日本新闻联合机构《全国纸》报道：这家酒店的房间并不充足，导致隔离者必须两人分享一个房间，很快，有两位日本人新型冠状病毒状肺炎的监测成阳性。

隔离者一时怒火中烧，他们不停质问内阁官房：“让感染者和健康的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这简直是愚不可及！”愤怒的悲鸣通过媒体不断扩散。

除此以外，隔离者的情绪越来越差，怨声载道。他们说自己就如同被软禁一样，整日蹲在房间里，还没有房门的钥匙。吃饭只能吃盒饭，洗衣服要自己在洗手间的洗脸池里完成……那些负责接待他们的政府职员就是恨意收割机，任由隔离者辱骂、挑剔，还不能反驳。

另一方面，酒店也对政府怨声载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任之时就提倡要“从速应对危机”，这次疫情发生后，日本政府确实果断采取措施，撤回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但后续工作并不让人满意。当时，政府同意不会让酒店的名字暴露，以免影响日后的经营，但执政党自民党的一位官员无意中泄露了酒店信息，导致酒店怒不可遏，通过各大媒体要求政府给个“说法”。没有说法，他们就把怒火发在工作人员身上。

可想而知，虽然A没有在这家酒店，但同样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例如，政府要求他们“24小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而A并没有什么医学常识，那么他的健康谁来负责呢？

有一位A的同事通过媒体NHK说，我们日本人充分享受权利，也请同时关心一下别人的情绪。

到2月4日，从武汉回来的日本人中有8位确诊，A离开之后，剩下的政府职员依然要工作在一线。

A离世之后，很多日本人对公务员这个职业有了新的理解。在日本，公务员当然属于精英阶层，收入不算很高，但稳定无忧。可稳定的代价就是要接受社会的审视，不能犯错。在日本，如果公务员的服务态度不好，顾客可以马上打电话投诉。

这还不算，《朝日新闻》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北海道的公务员中午开着公车去拉面馆吃拉面，被老板娘投诉，理由是：利用纳税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儿。自那之后，少有公务员开公车出门。

所以，日本公务员固然工作稳定，但也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能坚持到退休。

这种状态遇到新型冠状肺炎这种极端时刻，难免让人的情绪失控，所以A才走上了不归路。

今天行走在日本街头，你还是能看到人们彼此微笑、鞠躬致意，可谁又能想到，平静的大地下面也掩藏着挥之不去的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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