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于文轩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国内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进入拐点即将来临的关键收官阶段，国际公共卫生组织和专家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中国，而是国际疫情防控。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疫情在中国以外蔓延，由于国情和体制不同，其他国家很难像中国政府和民众一样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来、众志成城、全力围剿病毒，进而造成病毒大幅度蔓延。一旦国际疫情失控，中国抗疫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前功尽弃。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中国进入防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关注国际社会抗疫进展和动态，提早进行国防和外交部署非常重要。目前发生疫情的国家中，中国民众和媒体最关注的境外国家之一是新加坡。

新加坡被中国民众和媒体高度关注，除了新加坡社会以华人为主、跟中国有非常密切的人员和商业往来、新加坡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高度相关以外，主要是因为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与其他华人为主的经济体看上去非常不同的抗疫策略。

有媒体把新加坡政府的抗疫举措称为“佛系”抗疫。之所以被称为“佛系”抗疫，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在报纸和公众宣传中，反复强调公众如果没有疾病和症状，不需要佩戴口罩。即便其危机管理系统（Disease Outbreak Response System Condition 简称DORSCON)升级到橙色，已经出现社区传染迹象（成文时常住人口570万的新加坡确诊人数已达58人，海外确诊患者最多的国家）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仍然坚持自己的口罩政策，中小学仍然不停学，大学人数50人以下的课堂照常进行。

在这样公众非常容易知道的政策领域出现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抗疫策略如此之大的差异，让外界哗然。其实不仅仅外界看不懂，新加坡国内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新加坡政府历来以精英治国管理高效科学著称，新加坡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所以不用担心。一派观点认为新加坡政府“佛系”抗疫掉以轻心。双方各有证据僵持不下。

古今中外人类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在和一次一次灾难的搏斗中，不断总结和吸取教训中发展和强大起来的。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就是一个政府和公众反思、学习和提高的过程。新加坡“佛系”抗议者策略对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和实践者而言，提供了一次深入思考如何进行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以及如何跨国学习和比较公共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机会。

在新加坡“佛系”抗疫的这个时点，对新加坡“佛系”抗疫的实践进行梳理，展望新加坡未来抗疫政策和效果，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收集大量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新加坡“佛系”抗疫并不是像新加坡以外一般公众认为的新加坡政府毫不重视，毫无作为。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公共事业单位和企业已经像一个精密的机器一样开始按照一个经过科学规划的思路严丝合缝的高效运行。

但是，为什么现在新加坡政府的举措又引起这么大争议呢？这是因为任何公共政策制定者制定任何公共政策都是在一系列限制下进行的。这些限制包括政治、文化、历史传统，政治和行政管理体系，一国或地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一国或地方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等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公共管理学家郝伯特•西蒙的贡献之一，即是政策制定者并不是完全理性人。他的决策面临着非常不确定的政策环境和政策客体。他的决策能做到是“满意”的决策已经很不容易了。连续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们极为尖锐地指出个人决策的非理性和个人心理偏差对决策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目前采取的“佛系”抗疫策略是新加坡执政团队和知识精英在极大不确定情况下，针对自己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医疗条件各种约束做出的最佳选择，在这个选择下，他们已经竭尽所能，以科学的方法将抗疫工作做到了极致。

新加坡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所有策略最核心的底层判断是他们对此次病毒属性的判断。

根据所有已经获得的信息，新加坡政府和知识精英普遍的共识是2003年的SARS，重创新加坡经济。回头来看，当时采取的举措是因为那是一个未知的病毒，没有人有经验和准备，新加坡也没有一个公共卫生应急预防和响应的预案。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全球爆发预警二周后，新加坡卫生部才建立起了领导小组，并且领导和控制结构没有做到最优化。第一起确诊病例五周后，一个全国性的控制系统才建立起来。管理手段、预防措施和医疗手段准备都不足。所有的医疗救治系统都高度集中在一家医院。对于前线医护工作者而言，医疗防护设备短缺。

经过SARS和H1N1疫情，新加坡政府有了一个全国性的DORSCON 系统, 来指导对疫情的判断和疫情应对。一个有多个部门组成的合作防疫高级别行动小组在第一起疑似病例出现就已经组建了。国家发展部部长和卫生部两大精英部长领衔的高级行动小组建立职责清晰、管理科学的组织架构和行动体系。新加坡已经有足够经验和必要的危机应急流程来应对危机。新加坡已经有完善的医疗应急体系也成立了国家传染病中心。各项应急预案已经准备就绪。所有医院和诊所都有实力对抗病毒蔓延。 国家有充足的医疗设施和口罩供应给医务工作者。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执政者、卫生部官员以及其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病毒学者认为，根据中国湖北以外的数据，此次疫情是一次比较严重的流感，比SARS传染强，但是致死率低。因此新加坡总理在出现社区传染迹象时向新加坡民众表示，一旦社区传染不可控制。国家会升级危机响应系统到红色。一般感染民众留在家中，医疗资源会集中在儿童和老人以及重症患者。

再来看一下，新加坡的疫情响应和控制系统。这个系统是一个彩色标示系统。 分为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不同的紧急程度。橙色系统代表疫情严重，已经出现人传人，但是疾病还没有在境内扩散，正在被控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属于中度（Moderate）对于公众而言需要做的是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如果生病就留在家中，听从专家建议，遵从疾病控制措施的安排。 新加坡政府一直表示，一旦政府认为情形紧急，会升级到红色，包括学校关闭等极端手段才会采取。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知和判断，新加坡政府采取了看上去和外界看法大相径庭的做法。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政府不是“佛性”抗疫而是积极有为抗疫。目前新加坡疫情已达58人，但是政府认为仍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新加坡采取的这个抗疫策略之所以能够执行跟新加坡政府对自己世界一流大学科学家的信任和信心以及知识精英和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密不可分的。

新加坡“佛系”抗疫能否成功很快就可以见分晓。如果上述基于流感的假设错误，他们此前再出色的安排都会前功尽弃。如果成功，对于中国采取相应抗疫手段和对自己危机管理系统的改进都大有裨益。

对于中国而言，此役之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育应该被高度重视。政府各级决策者、民众和媒体都应该接受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系统教育和训练。当今全球已进入危机社会，危机频发、高发会成为常态。这样的教育和训练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