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刘燕秋

匪我思存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畅销书作家、编剧，也是影视公司双羯影业的创始人。武汉是她的故乡，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身在武汉的她也在和这座城市一同经历生死考验。

匪我思存是亲历者，也是记录者，从1月24日开始，她坚持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更新《武汉战纪》系列文章，让大家了解武汉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在《武汉人爱吃什么，反正不是野味》《湖北人爱吃啥》等文章中，她介绍了排骨煨藕、武昌鱼、叼子鱼、烤喜头鱼、烤小龙虾、洪山菜苔等武汉特色美食，蒸菜、腌豆腐、荆门产板鸭、母鸡炖莲子等湖北人爱吃的食物。

“湖北出得上好的九孔藕，炖出来绵软糯，拉丝长，是每个家家（外婆）都能煨出的一罐好汤。暴露年龄的说一句，我这代人的童年记忆，是小时候家属楼楼道里煤炉子上坐着的砂铫子，里面炖着藕汤。这几年，在某些传统菜场，你还可以付钱拿走一砂铫炖好的排骨煨藕，只要吃完把砂铫子还去给老板就行了。”

近日，界面文娱采访了匪我思存，和她聊了聊疫情期间的生活、工作和思考，以下是匪我思存的自述，界面文娱略作编辑。

外面的人都在经历生死大难了，我怎么还能在这里看风花雪月谈恋爱

12月30日，卫健委发了一个公告，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觉得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因为之前内蒙古传出过鼠疫的消息，但很快就消失了，我想这个东西跟鼠疫比较起来应该轻微很多。因为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当时我还是盲目乐观。好在我还算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再加上考虑到秋冬季节用到口罩的地方蛮多的，我就从淘宝买了两盒口罩。我妈问我为什么要买口罩时，我告诉她现在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劝她平时买菜的时候拿一个戴上。我那段时间特别忙，一直在开会，差不多有20多天没下楼。

1月份，外地的朋友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件事情，包括北京的同事过来找我开会的时候都非常担忧，他们带了很多口罩过来，到武汉之后却发现大街上很少有人戴口罩。北京同事过来之后，暂时住在工作室，我们一直在工作室开会，中途没有出去过。临走前一天，我们还想，终于开完会了，要不要一起出去吃个饭，但在最后看稿子的时候发现剧本还有点问题，就又调整了一下，结束就到晚上6、7点了，大家一看冰箱里还有菜，就凑合吃了点。同事是1月18日回去的，回去之后还跟我说，是不是防范过度了？整个高铁站几乎没人戴口罩，只有他们俩戴口罩。我说还是要小心谨慎，安全第一。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还是太轻率和大意，我们都是无意识地避过了一些可能危险的时刻。因为那时大家都处于一个不设防的状态，其实是最危险的，现在大家的防范意识都提升了起来，反倒没有那么危险了。

同事回北京之后，钟南山就在接受采访时说新冠肺炎病毒可以人传人，然后气氛一下子就开始沉重起来。我们公司21日左右就放假了，来过武汉的同事回去之后都居家隔离了14天。眼看着情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大家都很煎熬，我和合伙人基本上每天都会问一下大家的情况，一直到过了14天，就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首先宣布的是停止室内交通，后面宣布要封城，我平时睡得比较晚，凌晨2点多的时候看到了这条消息，就出去给车加满油，加油站一般都有小超市，我看超市还开着，就又把超市里的东西扫购一圈后就回家了。第二天我看到新闻报道说大概有30万人在封城前离开武汉。我估计这30万人里，很大一部分是按照常规的计划开车回老家过年了，还有一部分人应该是比较恐惧，出于心理压力离开了这座城市。因为封城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非典时期都没有封城，只是各自隔离。

大概在封城后一个礼拜时，我曾经尝试过恢复工作，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过于焦虑了，想转移一下注意力，而且那时候作为一个外行，我还是傻乐观，当时想的特简单，觉得23号封城了，所有人隔离之后，可能这个事就结束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疾病的传播超乎想象，你看老有人没有症状，潜伏期还传染，一半的人不发烧，你说怎么去分辨它？当我尝试恢复工作的时候，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因为春节期间生产防护品的工厂没法开工，一线总是物质极度匮乏，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来，但总体来说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严重很多。

后面到达一个顶点的时候，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住进医院，确诊是重症，一家人特别绝望。我没有直接的朋友感染新冠病毒，但是有朋友的朋友、朋友的同事染病。我在武汉本地的朋友其实就那么几个，大家隔个两三天，就会确认一下是不是全家安全。我得知，朋友的同事全家感染，剩下两个孩子在家，但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朋友没法去帮助他，因为朋友自己家里也有老有小，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很无力，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都不敢问。

我现在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外面枪林弹雨，步步紧逼，自己目前暂时安全，但是这种安全感也在逐日丧失。每天早上起床，我都会觉得为什么这一切不是一场恶梦。

17年前非典那会儿我还非常年轻，看到的全是数字，现在我知道那不是数字，全是人命，每一个数字背后是有家庭的，真的是家破人亡。就像我转的李修文老师的一篇文章，他说最开始你听到的是陌生人的消息，然后是朋友的朋友，下一步你不知道是否会听到朋友的消息。我相信一线的医护人员是非常需要心理医生的，现在可能他们都没时间去接受心理治疗，但是等到疫情结束之后，他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缓过来。

为了排遣焦虑情绪，我最开始是听音乐，后来开始看韩剧，但在这种情绪下你看韩剧也看不进去。你会想，外面的人都在经历生死大难了，我怎么还能在这里看风花雪月谈恋爱。现在，韩剧我也不看了，新闻报道也不看了，每天更新的疫情数据也不看了，有时候会跟外地的朋友聊聊天，他们轮流承担我的负面情绪出口，在武汉的朋友们也会互相之间安慰。因为有的社区情况很不好，一个社区确诊的病人会比某一个大省确诊的病人还要多，我们就互相开玩笑说，我们都膨胀了。

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武汉人才能重新走进电影院

春节前，我搬到我妈妈家这边住，因为要过春节，会有很多亲友上门拜年，所以她囤了很多吃的，1月22日我搬过来的时候又跟她一起去超市买了一些东西，靠这些东西，我们就一直差不多撑到现在。我消耗口罩其实特别少，后来算了一下，从我知道疫情特别严重之后一共就出去了3次，每一次都是速战速决，所以我一共消耗了3个口罩。有一个口罩我觉得没有用太久，用完之后就很认真地把它封回了袋子里。我也给食物排了一个时间顺序，什么东西容易出问题得先吃，然后什么东西不容易出问题，可以把它放一放。

原来我们都是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超市什么都能买到，想吃什么有什么，武汉又是一个凌晨3点完全可以叫外卖、吃小龙虾的城市，现在变成了这个状态，我对食物变得很珍惜，每一个鸡蛋都被我很慎重地对待，不会随便把它吃掉。

疫情对我写东西的影响还蛮大的，首先是心理不安静，我也在调整状态，想着，如果写不了东西的话，是不是可以做点别的事情，比如拉一个分集大纲出来，这比做剧本要容易做一点，只要有大概的骨架就够了。之前因为项目上有点忙不过来，我们公司在武汉组了一个团队，团队里都是武汉本地的编剧，每隔一段时间我就问一问大家有没有遇上什么困难，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我知道大家的心情是怎样的，也没有要求大家非要干活。

现在受疫情影响，项目开机时间延后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按照本来的计划，我们有些项目已经接触过一轮导演、演员了，处于快要定下人选开机的状态，年前之所以那么忙，也是想着年后能尽快开机。我们筹备的是一部现代戏，打算在城市里面拍，但现在这个情况肯定是要延期开机，我们还是比较谨慎的。公司方面也是，我们本来打算年后复工，到2、3号的时候，我们觉得情况不太乐观，直接让所有人退票了。大部分人现在都还在家，北京的同事也没有要求上班，因为我们觉得乘坐地铁出行、办公室中央空调……这些都是安全隐患。总之，我们希望以比较人性化的方式陪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我知道有些同行有项目正在拍摄，你也知道进组之后每天都有巨大的开支，停摆是特别令人焦虑的，包括有些公司在做后期，后期起码得把几个人关在后期机房里面，实际上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和压力。我们能够理解，大家都很艰难。

我个人对电影相对悲观一点，因为有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疫情结束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密闭的公共场合会有心理阴影。我不知道其它地区的人会怎么样，但是湖北地区的人应该会尽量避免出入这种封闭的人员密集的场合。武汉其实是一个传统的电影票仓，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才会平复这种心理上的创伤，重新走进电影院。

这次疫情对我在创作上的影响是，我意识到，人本身是很脆弱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自己艺术诉求和艺术表达要赶紧实现。但现在武汉人包括整个湖北人的这种心理状态，我个人是没有勇气去呈现的。身处其间，物伤其类。可能因为身在其中，当你亲耳听到了那么多痛苦的声音之后，从艺术上去实现实际上非常需要勇气，而且我觉得不能去消费那些人。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文艺届才会做回顾和展现，就比如在那场灾难过去几十年后，才出现了《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电影。

面对疫情大家都很困难，但你会发现永远都会有人性的光辉。我知道有一户离我很近的人家，他们家里面有疑似患者，全家居家隔离，没法出去买东西，家里面也没有吃的，都是邻居们每天凑一点，放到门外，这样来保证这家人的基本生活。现在其实大家买菜都很难，送到他们家门口也需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是邻居都还自发这样去做，包括我了解到有危重病人在医院排队的时候，人们会很自觉地让更危重的病人插队。在苦难中永远有这种光明和温暖的东西，哪怕是在这种关头，还是有人在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可能是我最近感到比较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