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一种不受欢迎的方式是向一群言行得体的人——他们可能正在谈论特朗普弹劾事件，或有关俄罗斯干涉特朗普美国选举的“穆勒调查”——提及多年来美国以各种方式干预他国事务。

操纵选举可能还算是最无害的了，相对于策划军事政变、强迫推行对本国企业有利的经济政策，或将另一个国家炸成碎片而言。但如果你提及这些真相中的任何一件，并且错误的人正好在场，那么你很可能遭到以下陈腐的侮辱式反驳：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干嘛不离开？

贝伦·费尔南德斯（Belén Fernández）就离开了。这可不是一时兴起。正如她在著作《流亡：拒绝美国并找到世界》（Exile: Rejecting America and Finding the World）中所阐释，她之所以离开，是因为美国是一间“研究如何最有效地粉碎人类灵魂的大规模实验室”。

该书的确基于上述这句话写成，费尔南德斯写到了在黎巴嫩、洪都拉斯、土耳其、意大利和其他地方超过15年的旅程。其结果呈现的是，我生平读到过的，对美国及其大众媒体最尖锐、最灼烈，有时最故作冷漠的批评。

费尔南德斯首先描述了她在美国的成长经历，包括她大学期间持续遭受惊恐发作的困扰。她将这种惊恐发作归因于“恐惧没人会来帮助我——在一个基于个体孤立并与人类普遍疏离的体系中，不能说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这导致她在2003年永远地离开了美国，并没有其他计划，只是为了离开。她离开了，并且再也没有回来。

结果是她写就了一本特别而非常规的旅记。我们和她在黎巴嫩见面，在那里，她嫁给了一个巴勒斯坦裔黎巴嫩男子，“这是大量葡萄酒作用下的一部分‘阴谋’，帮他获得一本美国护照，这样他就可以前往以色列，看望他已故父亲的巴勒斯坦家人，他们住在拿撒勒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在土耳其，我们坐在餐桌旁，听一名前情报人员得知2016年6月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发生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之后，进行了反库尔德人的长篇抨击言论（但那场恐袭不是库尔德人干的）。费尔南德斯写道，“我犯了一个错误，说他的反库尔德人激昂言论也许不值得一听，（我）迅速被指称为同情恐怖主义。”

后来，在另一个场合，当她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咖啡馆吸入催泪瓦斯时，“就像任何有适度求生能力的人那样，我把指甲戳进最近的那个陌生人身上，并恳求他别让我死。”

当你继续阅读这本简短的书，你会感觉到，费尔南德斯在一句一句地逐步粉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观。例如，她将自己的旅程与《纽约时报》游历世界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大量言论进行对比。在《流亡》一书中，弗里德曼成为了费尔南德斯笔下持“美国例外论”的美国媒体报道世界新闻的缩影，但美国军队和公司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到任何地方。正如她引用弗里德曼的观点：麦当劳曾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另一个例子是，“如果没有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美国空军F-15战斗机的制造商），麦当劳就无法繁荣。”或是当弗里德曼撰写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文章时，他说，“我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支持这个协定，也就是加勒比自由贸易项目（原文如此）。我甚至不知道协定里面写了些啥。我只知道两个词：自由，贸易。”

在我把这本书放下很久之后，她的文字仍在我的脑中萦绕。我在读完又一则关于俄罗斯的故事之后，打开了新闻。新闻里正在谈论的，是关于俄罗斯有可能干预2020年的美国大选。让我来告诉你，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意识到美国媒体的灌输式洗脑。就像苏兹·汉森在她广受赞誉的著作《关于外国的笔记：后美国世界中，一名美国人在国外》（Notes on a Foreign Country: An American Abroad in a Post-American World）中一样，费尔南德斯呈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下，被报道的全球事件和实际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迥异。她通过许多国家和地区中的大量例子来支持这一观点——在自我流放和长期旅行中，她收获了独特的视角。结果成就了这样一本书，其中充满了从世俗到启示性（通常二者兼具）的观察和冒险，也充满了不同的人物和经历。我自己读完之后，脑中仍然萦绕着书中内容。而当你回过头来收听（美国）新闻时，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

这本书的副标题说，要通过“拒绝美国去找到世界”，但在上述意义上，费尔南德斯却再次找到了美国。这是本书的成就之一。她表明，认为只要越过了国界就离开了美国，是一种幻觉。她暴露了一个世界，在其中，华盛顿（政府）和美国公司无视其他国家的国界，并使人联想起欧洲式的殖民主义，经常性地掠夺另一国家的自然财富（美其名曰“自由贸易”），然后再将武器运送到同一国家，以控制被剥夺了财产的人民。

例如，对洪都拉斯的详细研究太少了，以至于见多识广的读者只能读到有关“帮派暴力”的报道，而缺乏无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性的进一步分析，就好像“在那里”就是这样。费尔南德斯以回忆2009年6月的洪都拉斯政变开始了有关章节，在事件中，洪都拉斯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遭到罢免，随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推行了“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从未有人完全揭露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被迫下台之后。这场政变的余波后，从2008年到2011年，洪都拉斯的凶杀案增加了50％。而该国对美国的公司和干预行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

本章结束时你会看到，在洪都拉斯最凶猛、最致命的“帮派”正是美国的华盛顿政府：利用洪都拉斯作为1980年代尼加拉瓜反桑地诺主义者暴力斗争的基地，然后以美国利益的名义，对洪都拉斯军队和警察官员进行无休止的培训。以“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开放边界政策，并对美国公司实行放任自流的政策待遇。面对这种情况，费尔南德斯将美国的一项边境执法策略描述为将洪都拉斯人“限制在其指定的地理空间内，以消费美国产品，吃下塔可钟快餐，然后接受并面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猥琐暴行”。而我作为一个既走过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和圣佩德罗苏拉的街道、又研究了美国边境执法二十年的人，认为以上悲惨的分析是真的。正如费尔南德斯写道，“美国坚称自己的边境神圣而不可侵犯，但显然这并没有阻止它侵犯所有其他人的领土。”

具有特色的是，费尔南德斯富有洞察力地讲述了这些故事，例如写到了她不得不避开某位接受了美国培训的洪都拉斯指挥官，该指挥官在一次采访之后，声称自己正在寻找“第二任妻子”。

费尔南德斯并没有涵盖所有的事物。她本可以着重笔墨，写写美国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例如，根据瑞士“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的资料显示，气候灾难给人们造成的流离失所已经超过战争，每年大约有2250万人。不过，值得称赞的是，费尔南德斯清楚地意识到了气候危机（以及她的飞机旅行对此危机的加剧），并几次提到了这一点，包括在最后几页中，她引用了一份报告，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10亿人不得不因此而迁徙。

在整本书中，费尔南德斯一直强调她的流亡是“自我流放”，以及她的美国护照赋予了她权利，能够越过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外的军事边界。当我读到最后几页时，贯穿全书的一些想法变得更有力量：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个世界，它承认所有人的迁徙自由，而它同时又允许人们有权留在原地（不必被迫迁徙）。对于这两种呼求而言，美国的政策都是一种障碍。

与此同时，这本书是一本个人化的论述。远在我们今天听闻其他国家干预美国大选和内政之前，费尔南德斯就以最个人化的方式在控诉美国。接近收笔时她写道，离开美国可能给她带来了其他的问题，但令人沮丧的惊恐发作早已远离她。

（翻译：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