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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共卫生危机总是孕育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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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共卫生危机总是孕育阴谋论?

驳斥围绕疫病衍生出的那些阴谋论,在公共卫生工作中可能适得其反,最近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一个典例。

寨卡病毒横行的时候,阴谋论曾经嫁祸于转基因蚊子,这种蚊子的幼虫能在巴西的一个实验室里找到。图片来源:Paulo Fridman,Getty Image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是不是某个病毒研究院泄出的生物武器呢?这种病毒是不是人们的旧相识,而且已经拥有了专利?顺势疗法(homeopathic remedies)有效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头条新闻里,简直错得离谱。近些年来,纵观所有流行病,从寨卡病毒到埃博拉,关于疾病的种种谣言和阴谋论几乎和病原体本身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之间也兴起一个前沿的研究方向,也就是所谓的错误信息研究。该学科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公共健康危机爆发期间总是虚假信息横飞。眼下的新冠病毒仍在发酵,相关媒体报道仍在不断迭代,学者尚未对舆论进行缜密分析。但就在新冠病毒新闻聚焦不断升级的的同时,早前两场流行病的经验告诉我们,想要勒住谣言的缰绳谈何容易。

西班牙IE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学者通过社会科学实验、研究表明,想要运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信息来消解寨卡病毒谣言的话,往往会产生反作用。如此反驳往往不能减少人们的误解,更有甚者还会降低受众对疾病信息真实度、准确度的信心。

寨卡病毒破坏性极大,会造成婴儿先天性缺陷,包括原发性小头畸形,导致其他神经系统并发症。2015-2016年,寨卡病毒爆发期间,巴西激起了一连串的阴谋论。人们错误地认为,有一种杀虫剂会造成婴儿小头畸形,当局甚至将其列为违禁品。“新型疾病是相关阴谋论滋生的温床,”达特茅斯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表示。他对疾病及虚假信息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在论文中指出,“在疾病猛兽来袭期间,如果人们缺乏有关威胁来源的事实信息,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局面失控的感觉就会陡然上升。这时虚假信息就能以缓解人们的无力感为契机趁虚而入。”尼汉还介绍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到处寻找救命稻草,选择相信简单易懂、顺应直觉的疾病威胁理论,而不是让那些凌乱嘈杂且晦涩难懂的现实来给自己添堵。”

该研究对1532位巴西人进行了面对面调查,以评估他们对寨卡病毒有着多大程度的误解。大多数受访者明确表示,这种病毒是通过蚊子传播,而不是因为偶然接触而感染的。更有63%的人错误地相信,转基因蚊子是罪魁祸首。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以为,小头畸形病例的增加,是因为儿童时期接种的疫苗或其他用来对付蚊子幼虫的化学品将寨卡病原体从蚊子带到了人类身上。

完成了面对面调研,研究团队在2017和2018年进行了随机的在线社会调查,告诉人们所谓转基因蚊子传染寨卡病毒的消息是错误的,观察受访者对此的反应。辟谣的信息源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然而,和对照组相比,这种“纠正迷思的信息”并没能削弱阴谋论在受访者心中的地位。更可怕的是,辟谣信息存在“溢出效应”,大大降低了人们对相关寨卡病毒9个准确事实中的6个的信任。研究者认为,辟谣失败的原因可能与所谓的“事实污点效应”(tainted truth effect)有关——告诉民众他们过往了解的信息是不准确的,无论后续提供的信息正确与否,都可能导致他们提高自己的疑心。

该研究还包括一项2018年针对巴西黄热病进行的单独实验。这项研究同样也意图纠正错误信息,改变人们的态度。可幸的是这一次成果稍微好一些,原因可能是巴西人对这种疾病更加熟悉。然而尽管如此,此次调查也没能加强对蚊子的管控,为预防政策赢得更多支持。

这篇研究论文也提出了一些策略。尼汉在公众对儿童疫苗态度的研究中学到了一课——在公共卫生危机之中,要避免过分强调辟谣信息的作用,转而把关注点放在如何采取最佳措施上。“通过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和领导人,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并传达疫苗接种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这才是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科学教授、政治实验研究室主任亚当·贝林斯基(Adam Berinsky)虽然没有参与调查,但也赞同尼汉的观点。“这项研究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解释了信息纠正策略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局限性。作者检验了健康问题真实信息的效力,可悲的是它们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尤其是鼓励人们采取预防举措时尤其乏力。”他还补充说,“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令人沮丧,但在错误信息的研究领域具有深刻意义。我们不仅要弄明白当下的什么制度不奏效,更要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

明尼苏达大学健康传播学副教授埃米莉·弗拉加(Emily Vraga)不是研究团队的一员,但她在自己与乔治敦大学的莱蒂西亚·博德(Leticia Bode)的联合研究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纠正信息实际上能够有效改变人们的态度。尽管如此,弗拉加还是对寨卡病毒的这项研究赞许有加,希望进一步追问,如果受访者能得到更明确的线索,态度会不会有所改观。她认为,“世卫组织为消除因寨卡病毒而四起的谣言,试图纠正虚假信息,然而他们的努力非但是无用功,还可能适得其反,这样的结局让我压抑失望。我认为,这种情况放在其他后起的健康问题上也同样适用,比如说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

错误信念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得到修正,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流行病进行具体分析。“还有其他研究显示,对阴谋论的辟谣确实是敏感的。”布里斯托大学认知科学教授斯蒂芬·莱万多斯基说,“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理论。”

(翻译:马昕)

来源:科学美国人

原标题:Attempts at Debunking “Fake News” about Epidemics Might Do More Harm Than Good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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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共卫生危机总是孕育阴谋论?

驳斥围绕疫病衍生出的那些阴谋论,在公共卫生工作中可能适得其反,最近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一个典例。

寨卡病毒横行的时候,阴谋论曾经嫁祸于转基因蚊子,这种蚊子的幼虫能在巴西的一个实验室里找到。图片来源:Paulo Fridman,Getty Image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是不是某个病毒研究院泄出的生物武器呢?这种病毒是不是人们的旧相识,而且已经拥有了专利?顺势疗法(homeopathic remedies)有效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头条新闻里,简直错得离谱。近些年来,纵观所有流行病,从寨卡病毒到埃博拉,关于疾病的种种谣言和阴谋论几乎和病原体本身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之间也兴起一个前沿的研究方向,也就是所谓的错误信息研究。该学科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公共健康危机爆发期间总是虚假信息横飞。眼下的新冠病毒仍在发酵,相关媒体报道仍在不断迭代,学者尚未对舆论进行缜密分析。但就在新冠病毒新闻聚焦不断升级的的同时,早前两场流行病的经验告诉我们,想要勒住谣言的缰绳谈何容易。

西班牙IE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学者通过社会科学实验、研究表明,想要运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信息来消解寨卡病毒谣言的话,往往会产生反作用。如此反驳往往不能减少人们的误解,更有甚者还会降低受众对疾病信息真实度、准确度的信心。

寨卡病毒破坏性极大,会造成婴儿先天性缺陷,包括原发性小头畸形,导致其他神经系统并发症。2015-2016年,寨卡病毒爆发期间,巴西激起了一连串的阴谋论。人们错误地认为,有一种杀虫剂会造成婴儿小头畸形,当局甚至将其列为违禁品。“新型疾病是相关阴谋论滋生的温床,”达特茅斯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表示。他对疾病及虚假信息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在论文中指出,“在疾病猛兽来袭期间,如果人们缺乏有关威胁来源的事实信息,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局面失控的感觉就会陡然上升。这时虚假信息就能以缓解人们的无力感为契机趁虚而入。”尼汉还介绍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到处寻找救命稻草,选择相信简单易懂、顺应直觉的疾病威胁理论,而不是让那些凌乱嘈杂且晦涩难懂的现实来给自己添堵。”

该研究对1532位巴西人进行了面对面调查,以评估他们对寨卡病毒有着多大程度的误解。大多数受访者明确表示,这种病毒是通过蚊子传播,而不是因为偶然接触而感染的。更有63%的人错误地相信,转基因蚊子是罪魁祸首。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以为,小头畸形病例的增加,是因为儿童时期接种的疫苗或其他用来对付蚊子幼虫的化学品将寨卡病原体从蚊子带到了人类身上。

完成了面对面调研,研究团队在2017和2018年进行了随机的在线社会调查,告诉人们所谓转基因蚊子传染寨卡病毒的消息是错误的,观察受访者对此的反应。辟谣的信息源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然而,和对照组相比,这种“纠正迷思的信息”并没能削弱阴谋论在受访者心中的地位。更可怕的是,辟谣信息存在“溢出效应”,大大降低了人们对相关寨卡病毒9个准确事实中的6个的信任。研究者认为,辟谣失败的原因可能与所谓的“事实污点效应”(tainted truth effect)有关——告诉民众他们过往了解的信息是不准确的,无论后续提供的信息正确与否,都可能导致他们提高自己的疑心。

该研究还包括一项2018年针对巴西黄热病进行的单独实验。这项研究同样也意图纠正错误信息,改变人们的态度。可幸的是这一次成果稍微好一些,原因可能是巴西人对这种疾病更加熟悉。然而尽管如此,此次调查也没能加强对蚊子的管控,为预防政策赢得更多支持。

这篇研究论文也提出了一些策略。尼汉在公众对儿童疫苗态度的研究中学到了一课——在公共卫生危机之中,要避免过分强调辟谣信息的作用,转而把关注点放在如何采取最佳措施上。“通过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和领导人,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并传达疫苗接种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这才是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科学教授、政治实验研究室主任亚当·贝林斯基(Adam Berinsky)虽然没有参与调查,但也赞同尼汉的观点。“这项研究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解释了信息纠正策略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局限性。作者检验了健康问题真实信息的效力,可悲的是它们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尤其是鼓励人们采取预防举措时尤其乏力。”他还补充说,“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令人沮丧,但在错误信息的研究领域具有深刻意义。我们不仅要弄明白当下的什么制度不奏效,更要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

明尼苏达大学健康传播学副教授埃米莉·弗拉加(Emily Vraga)不是研究团队的一员,但她在自己与乔治敦大学的莱蒂西亚·博德(Leticia Bode)的联合研究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纠正信息实际上能够有效改变人们的态度。尽管如此,弗拉加还是对寨卡病毒的这项研究赞许有加,希望进一步追问,如果受访者能得到更明确的线索,态度会不会有所改观。她认为,“世卫组织为消除因寨卡病毒而四起的谣言,试图纠正虚假信息,然而他们的努力非但是无用功,还可能适得其反,这样的结局让我压抑失望。我认为,这种情况放在其他后起的健康问题上也同样适用,比如说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

错误信念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得到修正,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流行病进行具体分析。“还有其他研究显示,对阴谋论的辟谣确实是敏感的。”布里斯托大学认知科学教授斯蒂芬·莱万多斯基说,“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理论。”

(翻译:马昕)

来源:科学美国人

原标题:Attempts at Debunking “Fake News” about Epidemics Might Do More Harm Than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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